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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研究》2019年徵訂正在進行，歡迎到各地郵局訂閲！ 郵發代號：4-914 或點擊閲讀原文微信訂閲！ 金石拓片鑒藏的興起與清代金石學的發展息息相關。明末清初便已經出現了學者、鑒藏家的訪碑、拓碑活動。乾嘉之際，訪碑、拓碑活動進一步深入，主要表現爲以幕府爲中心的群體性參與。 幕府制度肇自戰國時代，盛行于漢唐，于宋元明三代略見衰退。清代的幕府活動很多，涉及軍事、政務、經史、文事等等。其中，由于帝王力倡文事，乾、嘉之際出現了一批以經史、文事爲主業的幕府，一時間，幕府成爲了賢能之士的薈萃之地。 當時，幕府的主要活動多集中于經史以及相關的金石學、小學，因幕主及幕賓的學術路徑及好尚而呈現出不同的側重。幕主的朋友和幕賓大多都兼通學術與文藝，他們相互影響，在致力經史、著書立説的同時，訪碑、拓碑收集材料，游歷名山大川，摩挲賞玩拓片，極大地推動了金石鑒藏與書法的發展，其中以朱筠、畢沅和阮元影響最著。 朱筠 行書詩册 朱筠（1729—1781）向來重視文字學，認爲文字訓詁是明經通史的基礎。他在奏請開館校書的摺子中提出應專設圖譜一門，將各省所存金石碑版一并拓取。此請得到了乾隆帝的認可并加以推行，四庫館開設之後，金石圖譜悉在搜訪之列。這對日後的訪碑、拓碑風氣産生了重大的推動作用。朱筠交友甚廣，如王昶、翁方綱、黄易等皆精于金石鑒藏；其賓從之盛亦罕有匹敵者，他的幕府前後有北京、安徽兩個階段，尤其在安徽幕府中彙集了諸如王念孫、章學誠、黄景仁、戴震、汪中、洪亮吉等名士學者。藉由朱筠的學術導向，又有平日相互之間的熏染，一些幕賓的學術路徑逐漸産生了變化，汪中、洪亮吉等皆轉换思路，入手小學，他們後來對篆書的鑽研與此有很大的關係。儘管没有成型的金石鑒藏著述，但是朱筠在清代金石學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畢沅（1730—1797）是一位學者型官僚，亦篤好鑒藏，“獨愛鑒别名人手迹，凡晋魏以來法書、名畫、秘文、秘簡暨金石之文，抉剔搜羅，吴下儲藏家群推第一”。其所開幕府以其宦迹之變動共有陝西、河南、湖北三個階段。畢沅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四十九年（1784）之間任職于陝西，其間，開西安幕府，優厚的待遇以及關中地區富藏金石的地理優勢吸引了一大批知名學者書家，如嚴長明、孫星衍、錢坫、洪亮吉、錢泳等先後入幕，規模不斷壯大，遂有“江左人才半歸幕府”之局。名士雲集且各賦異稟，使得經史、金石、文字等各種學問可以相互交流補足，亦有大批能書善鑒之士相互影響，取長補短。他們常于府中談論金石書畫，造訪名山巨川搜羅金石拓片，所編《關中金石記》是這一階段金石學相關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所謂“雍凉之奇秀，萃于是矣”，而且，畢沅等人的目光已不僅僅局限在金石碑版的文獻價值上，開始擴展到從書法藝術的層面評論金石藏品。 畢沅 行書軸 在調任河南巡撫後，武億等人又加入到畢沅幕中，并協助畢沅一同編纂《中州金石記》。河南的漢魏石刻資源相當豐富，幕中同好四處走訪所得甚多，亦有幕賓家藏之物。除書法藝術層面的評析之外，畢沅在《中州金石記》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余嘗論學書之法，臨帖不如臨碑。”他認爲碑爲古人親自書丹摹刻，神采可得十之有九；而法帖在傳承的過程中紙墨漫灭，又多贋本，是不足爲據的。這種觀點得到了幕賓錢泳的呼應：“至于各種法帖，大率皆由搨本贋本轉轉模勒，不特對照寫照，且不知其所寫何人，又烏能辨其面目、精神耶？吾故曰藏帖不如看碑，與其臨帖之假精神，不如看碑之真面目。”這種對學書路徑的思考一定是基于大量觀摹金石拓片之上的，較之此前無疑是一種質的飛躍；這也表明金石學家逐漸將視閾擴展至書法研究之上，此于碑學理論體系之建立是一種重要的支持。 乾隆五十三年（1788）畢沅調任湖廣總督後，其幕中又增加了江聲、鄧石如、汪中、段玉裁等好手。此間，畢沅請嚴觀、馬紹基等搜訪湖北一帶金石碑版，後成《湖北金石詩》一卷。名手錢泳將府中所藏法書墨迹如懷素《小草千字文》、徐浩《朱巨川告身卷》、趙孟頫《枯樹賦》等摹刻上石，成《經訓堂法帖》十二卷。此舉亦時風之所及，更有畢沅本人對金石書畫的興致，也離不開幕中諸善書者的影響。乾隆六十年（1795），畢沅調任山東巡撫，與阮元（1764—1849）共同商定編纂《山左金石志》。在畢、阮二人以及衆幕賓的共同努力之下，于嘉慶二年（1797）刊刻而成《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集十一府兩州之碑碣與畢、阮二人之私藏于一體，合衆人之精思考辨，綜合了此前金石著述的體例優長，輔以配圖，堪稱集大成之作。 阮元的幕府歷山東、浙江、廣東和雲南四個階段，是當時最具文化影響力的幕府。隨着文化影響力的不斷擴大，先後有何元錫、武億、段玉裁、焦循、王昶、孫星衍、黄易、錢坫、趙魏、朱爲弼等名士入幕。這樣一個流動着的龐大文化圈子在阮元的主導下完成了很多金石學著述，除前述《山左金石志》外，還編纂有《兩浙金石記》（十八卷）和《積古齋彝器款識》（十卷）。此外，爲了擴大經典石刻的文化效應，嘉慶十四年（1809），阮元先後將《天發神讖碑》舊拓本、《泰山殘字》舊拓本、《華山廟碑》四明本摹刻上石，置于揚州北湖祠塾。嘉慶二年（1797）夏，又以天一閣藏《石鼓文》北宋拓本爲底，輔以明拓相參，推究字體，摹擬書意，刻爲十石，置于杭州府學明倫堂壁間。後又摹刻十石置于揚州府學明倫堂壁間，觀者雲集，以爲盛事。 阮元 隸書“含和年豐”八言聯 以阮元爲核心的交游圈堪稱清代中晚期影響力最大的金石書畫圈，幾乎囊括了當時金石鑒藏和書法界一流的大家，其幕府内外的訪碑、拓碑、編纂金石著述以及複製經典石刻等活動，在推動社會風氣的同時有效地聲援了其南北書派的論斷，爲碑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幕府能够將諸多學問精深的名士聚集一處，可以更好地整合學術資源，進而形成合力，推出具有時代高度的學術成果，避免個體能力的缺陷。各幕賓之間亦取長補短，相互影響，在擴展眼界和影響的同時完善自我。更進一步，很多以文事爲主業的幕府尤其注重教育影響，朱筠、畢沅、阮元等人皆有授業弘道之舉；加之幕賓的流動性本來就很大，這兩個因素對幕府文化影響力的擴散是無法估量的。以幕府爲中心的群體性金石鑒藏活動在當時掀起了一股風潮，爲碑學理論與實踐層面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學術支援。 清代碑學的延展是一個尚未理清的老問題，常常活躍在各種論著中的碑學倡興代表（如阮元、包世臣、康有爲等）往往以其高光的出場率無意中遮蔽了一些書家的探索與推動力。以書法鑒藏之視角觀照，自明末清初始，關于金石碑版的研究、嘗試、推廣便開始深入在書史格局中的不同層面慢慢發酵。在這個漫長的發酵過程中，甚至皇宫大内也作出了相關回應。不同層級、背景的人都在經歷着接受新事物并慢慢理解消化，也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反應。繁盛的金石碑版鑒藏與交易流通很大程度上推進了篆隸、北碑的社會接受，同時也爲書家、論者進行精深地考辨探究提供了便利條件。如此，在多重維度的綜合作用之下，“碑學”方得以延展開來，從而完美地融鑄在清代書法的體系中。 張冰：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 本文刊發于《書法研究》2018年第4期，有刪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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