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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母庙石阙铭》刊刻时间考 ⊙ 林煦宁 弁言 开母庙石阙是开母庙前神道阙，“开母”原名为“启母”，为纪念大禹之妻涂山氏，也就是夏启之母而建，因避汉代景帝名讳，故改之。如今，开母庙已经不复存在，而开母庙石阙仍在，位于今河南省登封市嵩山万岁峰下。开母庙石阙作为铭文字数较多的汉阙，一直以来就备受关注。《开母庙石阙铭》内容分为两部分：前十二行为题名，满行七字；后二十四行为四言的颂辞和仿楚辞体裁的赋，满行十二字。石阙题名中记录了开母石阙赞助建造的官吏，铭文中记述了关于大禹和启母的传说，以及祭祀大禹和启母以祈求风调雨顺的相关内容。同时，作为汉代篆书，《开母庙石阙铭》也是研究汉代篆书文字和书法的重要材料。也正因其兼具多种研究价值，故被众多学者所重视。 开母庙石阙铭原石（局部） 登封市嵩山开母庙遗址藏 一、《开母庙石阙铭》刊刻时间文献记载 关于开母庙石阙及其铭文的记载多集中在明清时期，宋代仅有赵明诚《金石录》和郑樵《通志·金石略》中记录了开母庙石阙中的《堂溪典请雨铭》，但是并没有记载《开母庙石阙铭》。明清时，傅梅《嵩书》、叶封和焦贲亨合撰的《嵩山志》等一系列嵩山志，以及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叶封《嵩阳石刻集记》等金石学著作的编撰，为开母庙石阙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后，随着清代金石学的兴盛，对于开母庙石阙及其铭文的研究又更进一步，如毕沅《中州金石记》、牛运震《金石图》、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等著作中皆有开母庙石阙的详细记载。此外，黄易的嵩洛访碑考古活动也引起当时学界的热议和对嵩洛地区的关注。近代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的华北考古活动，对开母庙石阙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作《华北考古记》，详细记载了开母庙石阙铭文、形制等相关内容。其后关于开母庙石阙的记载和研究也日渐详尽，包括石阙形制、相关史实、铭文文字内容等。关于开母庙石阙建造及铭文刊刻时间的记载亦不在少数，但是因为石阙铭文有载：“延光二年重曰。”所以关于《开母庙石阙铭》的刊刻时间，众多嵩山志和大多数金石著录都认为其刊刻于东汉延光二年（123）。近年来的众多金石图录、著作，诸如《汉碑全集》《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书中也都大多将其记于“延光二年”。但是笔者在整理《开母庙石阙铭》的相关著录时发现洪亮吉、陆继萼《登封县志》，陆继萼《登封金石录》，毕沅《中州金石记》，罗振玉《雪堂所藏金石文字薄录》以及赵绍祖《古墨斋金石跋》中对于《开母庙石阙铭》的刊刻时间有所质疑。赵绍祖《古墨斋金石跋》云：“中有二年字而不得其纪年。”但是其后提及《中州金石考》中记载的李云龙藏本“二年”之上有“延光”二字，所以赵绍祖有此言当是因为所见拓本不佳之故，未见石阙铭文中之纪年。 开母庙石阙铭拓片（部分） 选自二玄社《汉嵩山三阙铭》 洪亮吉、陆继萼《登封县志》，陆继萼《登封金石录》，毕沅《 中州金石记》皆载：“《元和郡县志》云，登封县启母祠，县东北七里，今龛中凿石像。其石汉安帝延光三年立，今崇福观在县北十里，观东二十步，世传为启母庙旧址，其石存也。又按，《安帝纪》云，延光三年，颍川上言木连理，今文云，木连理于芊条，即其事也。但纪言木连理在三年，元和志亦言立石在三年，今石刻作二年甚明，未知其故。” 后王昶《金石萃编》收录《中州金石记》时亦收录此言。罗振玉《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录》中记载了所见《开母庙石阙铭》拓本五种：明初拓本（张氏东轩旧藏）、明拓本（汪容甫先生旧藏）、明末拓本（文选楼旧藏）、清拓本（陈曼生旧藏、何梦华藏本）。同时抄录了明拓本（汪容甫先生）拓本的三段跋尾，其中就有同上述《登封县志》《中州金石记》中关于对《开母庙石阙铭》刊刻时间的质疑之论。 二、质疑之论源流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初名洪莲，小字稚存，别号北江、更生居士，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市）人。清代著名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精于经史地理，以诗文著称，擅书法，尤工于篆、楷。洪亮吉曾先后入朱筠、陶易、王杰、刘权幕府，乾隆四十六年（1781）入毕沅（时任陕西巡抚）幕府。后毕沅调任河南巡抚，洪亮吉也随之来到河南开封。洪亮吉在毕沅幕府的时间较长，参与了大量的毕沅幕府修撰书籍工作，同时也帮毕沅校勘古籍、搜罗金石，并参与了《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的编撰，曾作《中州金石记·后序》言：“尚书弇山先生成《关中金石记》之后二年，奉命调抚河南，又三年而复有《中州金石记》之著。”[3]《弇山毕公年谱》载：“（乾隆五十二年丁未）自关中移节迄今三载，公暇搜罗金石文字，考其同异，聚而拓之，编为《中州金石记》五卷。” 这两则文献所载《中州金石记》的成书时间是相吻合的。乾隆五十年（1785）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期间，毕沅任河南巡抚，因此《中州金石记》成书大致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而钱泳的《梅溪先生年谱》记载：“（乾隆五十三年）在河南巡抚中幕，为毕公校勘所著《中州金石记》。七月，毕公擢两湖总督，即日启行，先生独宿署中，检点书画文籍碑版者十余日。”乾隆五十三年，钱泳校勘《中州金石记》。综上所述，大致可以确定《中州金石记》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校勘刻印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 《洪北江先生年谱》载：“（乾隆五十一年）八月，登封陆大令继萼延修县志，开约为嵩山之游。十月，由郑州密县抵登封。陟太室少室，访嵩阳书院暨启母石，手拓三石阙铭，信宿少林寺。……是岁，南北纪游诗约百五十首，著《东晋十六国疆域》，志修《登封县志》，为友人改纂怀庆府志。”洪亮吉亲至嵩山，遍访嵩山三阙，寻觅拓工拓取嵩山三阙拓片，并且作诗《自密县至登封谒嵩高山留山下三日遍游嵩阳书院及少林寺回途访三石阙》云： 太室少室阙，开母季度铭。 兹文在世间，一字一列星。 我来游嵩高，兼谒县吏庭。 觅得数拓工，南北敢暂停。 如猨升松梢，先剥苔藓青。 闻声不见人，墨汁树杪零。 三日始毕工，为文谢山灵。 字既径寸奇，文亦比六经。 牛车驮百张，回铺草元亭。 洪亮吉修撰《登封县志》是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也就是说，《登封县志》成书要早于《中州金石记》，且洪吉亮皆参与了二部书的编撰，所以二书中同载关于《开母庙石阙铭》的刊刻时间的质疑之论也在情理之中。《登封金石录》实则是将《登封县志》中的金石录一卷摘出另作一书。根据成书的时间，可断定对于《开母庙石阙铭》刊刻时间的质疑之论应该是出自洪亮吉。笔者在比较《登封县志·金石录》与《中州金石记》中其他共同记载的碑刻，发现在关于碑刻跋尾和考证上多有相同，如《汉中岳太室石阙铭》《汉少室石阙铭》《中岳嵩阳寺碑铭》《唐金刚经》，等等。因此，很有可能《中州金石记》中关于登封地区碑刻的撰写多由洪亮吉完成，或者是这一部分的撰写直接参考了《登封县志》。 罗振玉《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录》中所记载的汪容甫所藏《开母庙石阙铭》拓本跋尾中的记载应当也是来自洪亮吉之言。汪容甫（1744—1794），名中，字容甫，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是清代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汪容甫博学多闻，淹通经史，怀“用世之志”，见识精绝，与阮元、焦循同为“扬州学派”的杰出代表。汪中游幕甚广，与洪亮吉一样，也曾入朱筠、毕沅幕府，参与幕府组织的文化工程，完成自己的学术著作。乾隆五十四年（1789），汪容甫进入当时在武昌的毕沅幕府，作《黄鹤楼铭》《汉上琴台之铭》《江陵万城堤铁牛铭》《吕氏春秋序》等文。同时，汪容甫从小便有收藏金石文物拓片之兴趣，收藏宏富，尝自述：“年十四五即喜蓄金石文字。数十年来，所积遂多。属有天幸，每得善本。”汪容甫又与钱大昕、孙星衍等金石文字学家多有往来，常有学术交流。故而汪容甫在著书立说时，多利用金石材料与经史文献互证。所以，汪容甫在《开母庙石阙铭》拓本跋尾处辑录洪吉亮、毕沅等人用《后汉书》和《元和郡县志》中所载文献对《开母庙石阙铭》刊刻时间质疑之论也情有可原。 据上所考，以《后汉书·安帝纪》中所载发生的“木连理”现象和《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凿于延光三年（124）的启母石像来质疑《开母庙石阙铭》的刊刻时间是出自洪亮吉，其在参与编修《中州金石记》时又将此论载入其中。汪容甫在参与毕沅幕府活动以及与幕府中人的交往活动中得见此言，并将其记在所收藏的《开母庙石阙铭》拓本跋尾。 三、质疑之论考证 洪亮吉用《后汉书》和《元和郡县志》考证《开母庙石阙铭》的刊刻时间，从而产生质疑。今查《后汉书·安帝纪》，其言：“（延光三年）……冯翊言甘露降频阳衙。颖川上言木连理。” 可见《后汉书·安帝纪》中记载延光三年（124）在颍川发生“木连理”的祥瑞现象。石阙铭文中所载：“木连理于芊条”，《后汉书》中所记时间是延光三年（124），而石阙铭文中有“延光二年”之系年，从而两者相矛盾。洪亮吉等人认为《开母庙石阙铭》中记载的“木连理于芊条”即是指延光三年（124）颍川郡发生“木连理”现象，那么《开母庙石阙铭》的刊刻时间当在延光三年（124）之后，即先有“木连理”现象而后才能载入阙铭。因此质疑《开母庙石阙铭》的刊刻时间并非其铭文中所言的“延光二年”。一般而言，碑刻铭文中所载时间即是碑刻的撰写刊刻时间，因此笔者认为石阙铭文的刊刻时间还是在延光二年，至于洪亮吉等人的质疑，问题关键则在于如何解读石阙后铭部分的内容和文献。 在延光三年（124）之前，还出现过一次“木连理”现象，《后汉书·安帝纪》载：“（元初三年）东平陆上言木连理。”笔者认为阙铭中所载“木连理于芊条”并非特指哪一次发生“木连理”现象，也非特指发生于颍川郡的“木连理”现象，而是借此祥瑞来赞颂汉安帝的文治武功，即在安帝的统治之下，国泰民安，频现祥瑞，这与《后汉书·安帝纪》中所载并不冲突。此外《西狭颂》载：“天姿明敏，敦《诗》说《礼》，膺禄美厚，继世郎吏。……有阿郑之化，是以三符守，致黄龙、嘉禾、木连、甘露之瑞。”可见，汉碑铭文中引用甘露、木连等祥瑞之兆来歌颂官员、帝王的功绩是并非偶然的。 此外，《大禹与嵩山》一书中将石阙后铭解读为：大禹功德无量，圣德广布，祭祀神灵祥瑞频现，四方来朝。《史记·夏本纪》中“夏禹名曰文命”与铭文中“则文耀以消摇”相对。铭文中“九域”即“九州”，《禹贡》有载大禹将天下分为九州。从这一解读出发，则铭文所载“木连理”乃是大禹时期所出现的祥瑞，非延光三年（124）颍川所出现的木连理现象，故而石阙后铭与《后汉书》所载自然也无矛盾。 近代著名汉学家法国人爱德华·沙畹曾亲至嵩山访碑考古，其后参考了《中州金石记》等书而作《华北考古记》，书中言：“在《后汉书》当中，我们看到在延光三年（124），'颍川（太守）上言木连理。白鹿、麒麟见阳翟’。此段文字显然就是在说这件事，但是依照《后汉书》的记载，此事发生在 124 年，而铭文上写的是 123年，这两个时间怎么能对应起来呢？这个问题确实让人困惑不已，我猜测 123 年是指前一铭文的镌刻时间，因第二年出现了《后汉书》所记载的奇迹，颍川太守便在铭文后面又添加了一篇铭文，以纪念这一事件。这两篇铭文并不是在同一年镌刻的，若真是在同一年镌刻的，反倒让人感到奇怪了，因为后铭起补充说明的作用，必然要晚于前铭。” 石阙前铭最后一行“延光二年”之下空两字又有“重曰”二字，《中岳汉三阙》言：“'重曰’，见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远游》注，'重，乐节之名。洪氏曰，情志未申，更作赋也。’”然《广雅》曰：“重，再也。”若此处理解为“再刻石曰”，那么沙畹的猜测也有可能，故此可备为一说。然石阙前后铭文书迹相近，应当是出自同一书者之手，且前后铭文同刻于一石，笔者认为补刻的可能性并不大。 其次，《元和郡县志·河南道》中载：“《嵩山记》，阳翟妇人（启母涂山氏），今龛中凿石像其石，汉安帝延光三年立。”此处应该是指延光三年（124）立启母石像而不是启母庙石阙，焦贲亨、叶封《嵩山志》载：“《嵩高山记》称开母祠，相近有石人庙。” 景日昣《说嵩》中载石人庙：“相属者，为石人庙，当亦附会启母石而琢像以祀者……崔融《碑》谓，'铭坛迤逦，斜分玉女之台。碑阙相望，近对石人之庙’是已。” 据此可知，嵩山地区曾凿立过启母石像，《元和郡县志》所提及的应当是启母石像，而非开母庙石阙。故而根据《元和郡县志》所载质疑开母庙石阙的建造时间也是不合理的。 此外，黄易于《嵩洛访碑图·开母石阙》之后跋云：“开母庙兴之前有'川郡阳’一行，今见其前有'二月’一行，疑是造阙年月。”王念孙《汉隶拾遗》中言：“题名第一行，诸家未之见，中有'二月’二字。” 今《开母庙石阙铭》前已无“二月”一行，仅存第二行下“阳”字。新乡博物馆藏《开母庙石阙铭》拓片中仍有“二月”一行，《汉碑全集》所录即为此拓本。此外，古鉴阁藏《开母庙石阙铭》拓本中亦有“二月”一行，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汉嵩山三阙铭》与吕品《中岳汉三阙》二书中所辑录皆为此本。因此可将《开母庙石阙铭》建立刊刻时间定位延光二年（123）二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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