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觊觎中国的文物了，当时制订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随后又衍生出《敌产管理法》。日寇这种“欲亡其国，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险恶用心，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引起了北平故宫博物院众多文物专家的警觉和担忧。 以史为鉴，提议文物南迁 1932年，随着日寇对华北的侵略野心逐步膨胀，华北危急、平津危急。故宫博物院金石学家、古物馆副馆长马衡首先提议南迁南迁故宫文物。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渲染大波。许多当时的风云人物如宋哲元、鲁迅等人，纷纷表示担忧或者直接出言反对，甚至马衡的儿子马彦祥也通过报纸与老爹叫板：“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 在北平政务委员会内部，甚至出现过要将文物拍卖，以“充国家抗敌御敌之资”的声音。狼子野心的日本人也不甘寂寞，在报纸上发表言论，“此等宝物，由中国国家或民族保管，最为妥当，诚为当然之事。然现处政局混沌状态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为致力，以尽保管责任，盖亦数之自然也。” 少帅出面，故宫文物顺利南迁 在决定南迁文物的关键时刻，当时执掌华北军政大权的少帅张学良站了出来。他在香山碧云寺与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晤谈了一整天，共同商讨确定了文物南迁的具体方案。 随后，经过两个多月的清点，从几十万件故宫馆藏中精选了20多万件珍贵文物装箱。1933年1月3日，日寇攻陷山海关，不久又大举进攻热河，故宫遂决定于1月31日将文物南运，2月5日正式起运。 1933年2月5日夜间，第一批2118箱文物准备运往上海。在此紧要关头，又生曲折。一部分反对文物南迁的北平学生被有心人士煽动，要求大敌当前先保地保人，而不是古物。他们聚集于前门车站，采取卧轨的方法阻止运送文物的火车开动。情急时分，张学良亲自出面劝说学生，才得以令列车放行。 颠沛流离中不忘弘扬中华文化艺术 值得一提的是，北平沦陷后，日寇果真把魔爪伸向了故宫。他们数次强闯故宫，抢走大铜缸66座、元明清时期所造铁炮数尊、铜灯亭91个，运往天津去冶炼屠杀中国人的武器。日寇的倒行逆施，充分说明了当初文物南迁决策的正确 南迁文物抵沪后在上海法租界暂存，同时在南京朝天宫抢建文物库房。1936年秋，文物移入新库。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轰炸上海，南京告急，文物告急，南迁文物又紧急向西迁移，地迤万里，辗转颠沛，这批文化瑰宝才得以基本完整保存。 虽然一路辗转流离，但故宫博物馆仍然不忘自身职责，努力弘扬中华文化艺术，举办文物展览。最重要的是1935年11月到1936年3月赴英国参加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022件参展文物中，故宫博物院735件，英王乔治五世偕王后、瑞典王太子等欧洲贵族名流，皆亲临观赏，充分展示了当时“国民政府寻求国际政治认同的尝试与努力”。 在德日法西斯威胁下的展览 1940年1月2日，故宫文物在莫斯科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应邀出席的苏联党政军要员、社会名流、各国外交人员、文艺界与民众团体代表达3000余人。1941年3月，移至列宁格勒展出。两地展览均受到苏联民众的盛赞。6月，因苏德战争爆发，在列宁格勒的展出提早结束。 1942年，参展文物运回重庆后参加了“教育部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1943年12月至1944年1月，为了报答西南父老协助运输、保卫之劳，使其能饱览祖国文化瑰宝，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特呈准行政院，在陪都重庆举办了一次西迁书画告别展览会。 宋高宗《赐岳飞敕》、李公麟《免胄图》、黄道周诗翰等关于民族意识的精选书画作品，共142件晋唐宋元明清名家之作得到展出。在展览会当场发送的《书画展览会展品目录》上，“参观须知”第7条为“如有空袭消息请来宾退出”，显示出战时的独特氛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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