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记忆：我对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步行团的回忆

作者：王钟山(1911-2005)，河北抚宁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地理学专业。先后在中央气象局、东北大学、贵阳师范学院、贵州省气象所、昆明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地理系任副教授、所长、教授, 1987年退休。翻译有《地貌学》，著有《滇东喀斯特地形》等。

1990 年，王钟山先生在重庆家中

  我参加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步行团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然而步行团经历过的许多往事还历历在目。特别是因为步行团中由11名教师组成的教师辅导团中的多位老教授早已不幸去世。我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弱，把有些重要的事件记录下来，我想对于纪念前人，对于鼓励年轻人奋进可能有些裨益。

1936 年夏，拍摄于清华大学南院教授宿舍，左1为王钟山

- 流亡长沙 -

     1932—1936年，我在清华大学学习。1936年毕业之际，恩师袁复礼先生曾经有意让我留校继续学习，以便以后辅佐他的工作。然而，我家境困难，不得不马上找职业，结果是去北平私立培华女子中学任教（1936—1937年）。“七七事变”后，9月初我经天津回到家乡抚宁，乡村消息闭塞，便到母校昌黎中学探听时局发展的情况，恰逢徐维廉校长留我在母校工作，于是在母校教了半年书。

     在日寇的刺刀统治下，实在喘不过气来。得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遂决定南下。1938年1月19日开始放寒假，偕同同学钱尚忠（北大二年级学生）于24日到天津，乘怡和洋行云南号轮船绕道香港奔赴长沙。

1937年10月，长沙临时大学的部分师生

长沙临时大学租借韭菜园圣经书院等地作为校舍

     1938年2月7日我抵达长沙，那时日寇已攻陷南京，武汉震动，长沙也人心惶惶。我住进车站附近一小旅馆，每日食宿折价合银元3角。虽物价低廉，但所带盘缠有限，又被盗窃，所剩无几，感到生活有些危机。

南京失陷，日军坦克肆意横行

- 加入步行团 -

     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正在教育部部署下筹备西迁昆明。学校将部分师生组成临时大学湘黔滇步行团，准备步行到昆明。我处于困难之际，听从了袁复礼老师的提议，并经梅贻琦校长批准，得以袁先生临时助教的身份成为步行团的辅导团成员之一。

长沙临时大学迁滇线路示意图

（袁复礼绘）

     步行团包括男同学约240人（均经过体检），由教师组成的辅导团11人，其中有黄钰生、李继侗、曾昭抡、闻一多、袁复礼五位教授，许维遹副教授，毛应斗、郭海峰、吴征镒、李嘉言和我五个助教。黄钰生先生是南开大学的教务长，平时代理张伯苓校长工作，这时他代表临时大学管理步行团的内外事务。虽有其他教授辅助，但责任重大，极为辛苦。

长沙临大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成员合影。右起毛应斗、吴征镒、曾昭抡、袁复礼、闻一多、黄钰生、许维遹、李继侗、郭海峰、李嘉言（缺王钟山）

     为了行军的需要，步行团组成有严格纪律的军事组织。聘请黄师岳中将为总队长，由两位连长辅佐，把学生组成两个连。此外有随军医生、运输、后勤等事务人员。全队人员每人每日伙食费4角、草鞋费2角，都由学校补助。

旅行团团员的统一着装

- 出  发 -

     2月20日傍晚，全队人员都携带行装到长沙水码头登船，准备乘船到濒临洞庭湖的益阳县，然后开始步行。李继侗先生又安排郭海峰和我回圣经学院，叫我们22日押送两辆卡车到益阳，卡车准备供步行团使用（用于拖运行李、病号和勤务人员）。各项工作的总负责人是黄钰生教授，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完善和有条理。

从长沙乘船到常德

     2月22日，我和郭海峰乘卡车驰向益阳，汇合大队。行经湘西宁乡的濒湖草原，看到那里农民围垸造田、与水争地的实景。农民为了生存，尽量筑堤围垦低湿的土地为水田，在水田中掘地取土，垒高土丘，在坡地上建筑茅草房屋，挖成的池塘栽插莲藕，塘养鱼虾，形成分散的居民点和周围的水田。由益阳到沅陵都是徒步行走，从益阳到常德行三日，每日行程不过30公里。第三日仅20公里，但感到很累。于是在常德休息三日，这是有行军经验的正确安排。经过这样的锻炼，师生们得以逐步适应艰苦的徒步行军。

徒步行军伊始，采用标准的军队行军方式：两路纵队沿道路的两侧齐头并进

     由常德西行经过湘西的浅丘区，风景十分优美，浅丘高约50米，丘上点缀着杉木和丛生的茶树，散居的农舍和宽窄不一的稻田，相隔不远的距离，常有小饭店，显得十分富裕。

1938 年3 月，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途中。前排左起：1. 王宗炯，2. 洪朝生，3. 王乃樑，4. 王钟山，6. 吴大昌。后排左起：1. 何广慈，2. 白祥麟，7. 陆智常，其余不详

- 辅导团和其中的教授 -

     在我随行的途程中，辅导团的成员朝夕与共，非常和谐，亲如一家。辅导团的成员与学生们及工作人员们一样待遇，没有任何特殊。饮食、住处都由先遣人员安排，更没人要求乘坐汽车。辅导团成员的不同之点只是在每日出发前，不列队点名，晚归队时也是随便一些。每晚就寝前，黄先生总是晚一些时候归来，后来才想到原因很简单，他每日还要关心全队和师生的事项，每天要与总队长碰头并到学生中间谈谈情况。

埋锅造饭

     在辅导团的成员中的教授往往按他们的个性行事。如曾昭抡先生衣着很随便，总是随走随写，手不离笔记本。常穿一件长袍，在阴雨泥泞途中下摆容易弄脏。闻一多先生有时要写生，有时讲一些有幽默感的笑谈。李继侗先生有时随便地谈一些环境或当地的自然情况，也喜欢讲笑话。入贵州境，李继侗先生就提到这里的土地性质属黄壤，从而形成了袋状土。它是在石灰岩的洞穴中保存下的，而贵州人却叫土窝窝。袁先生注意到行军的路线，在汽车上他还用指南针和表上的时间记录着行车的方向、各阶段行程的时间、上坡或下坡的情况等。袁师母于袁先生辞世后，整理出步行团所经历全行程的路线图，提交《清华校友通讯》刊出，这说明袁师十分关注这次行程的计划安排。

闻一多途中写生

     教授和所有师生都十分关心抗日战局的发展情况，例如欣闻台儿庄大捷后，师生举行了庆祝大会，等等。

- 汽车遇险 -

行到湘西重镇沅陵遇雪受阻，进驻沅江南岸高坡上的旅社，湘西后山衬托雪景，环境十分优美。我们曾到城内参观迁徙来此不久的杭州美术学院，此时才听说文学家沈从文所著《边城》即凤凰城的概况。在这里联系到湖南省公路局由沅陵到晃县的公共汽车，于是这段路程坐汽车代替了徒步劳累。

沅陵阻雪

     那时的公路很狭窄，是单线的，只能供汽车单向行驶，在指定场地才能与对面开来的车辆交错，公路上车也必须分队而行，车况也得不到保证。我所乘的汽车在行程中突然发生电线走火，幸而司机很机敏，当即用榔头打断电线。否则若火烧到油箱，油箱就会起火爆炸，发生严重事故。

步行团从沅陵乘车出发之际

     车子受损需要修理，因而老师让我搭乘迎面来车返沅陵报信求救。第二天回程中有袁师同行，途中有一处急转弯上坡，司机技术不够熟练，上坡加油稍慢，车子被迫后退，险些滑入深谷，又出了事故。这次幸遇对面来车，用绳套住，把我们的车拉到正路。那段路危险又耽误时间，所以从沅陵到晃县竟费去四天的时间。

     在晃县，袁先生领我们参观了一个采辰砂矿场及其炼汞厂，得知这里设备落后和工人蒙受职业病的危害。

- 贵州印象 -

     进入贵州省有两种观感，我们途经的各县城都预先知道我们要到来，凡我们请求帮助的事务都尽量帮助，有些县份还组织当地小学生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欢迎我们。

童子军列队欢迎旅行团

     第二种观感，就是一般县份都比湘西贫苦，也就是自然条件差、土地贫瘠，文化落后、生产力低下，鸦片毒害重。

贵州平坝县的鸦片市场

     接触的第一个县城是玉屏，那里特产箫。市面有零星的摊点，也有小的箫店，价格很便宜。那时在沿途的商店货物种类很少，有些店铺只有包装物品的空壳而没有货物，记得主要是纸烟、中成药。这表明物资匮乏，货物来源因战争运输困难受阻。当时虽有公路，不但路窄，而且车辆很少、汽油供应不足，用替代的燃料如酒精木炭也是后来的事。

玉屏县政府为欢迎旅行团发出的布告

     到贵州的镇远县城，看到它比较繁华、商业有一定的发展，街道房舍也相当整齐。住那里后才发现城边有一处水陆码头，码头是从沅阳河沿沅江而上的船运终点，接替水运的是成队的马帮。原来这里是货物的转运站，这里也就成为货物交流的集散地。那时小船的运输能力，每艘不过5吨，我们沿路看见到的马帮，每队也不过20匹。但却承担着与外省贸易的重要任务。我们在河的另侧临河欣赏着那相当壮观的江西会馆或赞称万圣宫，也可看到外省的货物以及来源地。其中之一是中药材，樟树镇成为江西省产中药材的集散地。

镇远县城

     东邻镇远县的是施秉、黄平。这两个县城座落在比较平坦的河流滩地上，比较富庶，沿途有些风景点和石灰岩景区，如诸葛洞、飞云崖，都位于公路旁。飞云崖也称飞云洞，位于黄平县城东12公里处，是由石灰质凝集形成的，其外形如观剧的看台，显得壮观，地下有伏流。

     黄平之南有重安江苗族居住区，我们曾往参观。这里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保持着强烈的民族特色，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有自己的民族文化。

苗族群众

     炉山县（今凯里市）以西海拔逐渐升高，在县城附近，路过时牌坊相连，贞节牌坊很多。可见那时旧习惯颇盛，在城内休息时则感到民众彼此间都很健谈，性格多开朗、爽直。

旅行团在炉山与苗民举行汉苗联欢会

     过炉山后，每日行程按计划前进，途经甘粑哨、马场坪、贵定和龙里。三月底抵贵阳，住在次南门外由上海迁徙来的大夏大学。

- 贵阳任教 -

     抵贵阳的当晚，清华学校周诒春老校长为辅导团成员设宴洗尘。席间显得气氛融洽而略带严肃，既欢快而不苟言笑。

     大家对老校长之感情深厚，感到有如归家，又有敬畏。周老对五位教授似乎都相当熟悉而有亲切感，但不认识年轻的助教们，乃一一问及，当最后问到我时，我说：“我叫王钟山，是袁先生的临时助教。”他立即说：“你暂时不要去昆明，这里需要人，我给你安排工作。”我从内心感谢老校长对晚辈的体贴和关怀。

     这样，我就未随队继续西进云南，留在贵阳，不久即到贵州省气象所任职。同时在5月1后贵阳清华中学开始招生，我兼任地理教员，暂时安稳下来。

3月30日，步行团雨中抵达贵阳。在此停留修整期间，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宴请了步行团全体成员

1945年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史地科师生合影，前排左一为王钟山

- 尾声——步行团周年纪念 -

     1938年底得到中英庚款管理董事会的通知，我已经被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录取为研究生，并获得中英庚款管理董事会的地貌研究工作的补助费，要我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我又到西南联大开展新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我到昆明后，于1939年4月底，应黄钰生教授之请，参加了在他家举行的步行团到达昆明周年纪念的聚会。

     黄先生对步行团的怀念实在情深，贯穿于他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全部工作进程——即彪炳着爱国、爱科学文化，继承和发展教育的伟大事业之中，也鼓舞我终身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奋进。

1938年，王钟山（右一）在昆明昆华学校

此文写于2001年，原载于《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报》第63期，由王钟山先生之子王柏庐提供并授权西南联大博物馆公众号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