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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澜读书会 西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学人代表 第五期 周燕芬 春天的怀念 周燕芬 /文 4月29日是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逝世三周年的祭日，写出心中的感怀以表纪念，又不揣浅陋转发一篇25年前写的论文，因为毕竟是早年阅读《白鹿原》时留下的评论文字，也藉此表达对陈忠实先生深切的怀念。 《白鹿原》现实主义美学品格探索 周燕芬 /文 一 二 我们知道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一贯侧重于历史社会内容的再现，特别关注阶级矛盾与阶级冲突。对此历史真实，作家并没有回避，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民族的昨天，对历史、对社会、对阶级斗争作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发言，并且带上创作主体不可移易的创造个性。阶级斗争不是历史的全部，但却是重要的一部分，它不是一种孤立的抽象的存在，它以操纵历史扭转乾坤的气概动摇着旧中国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在有意无意之中潜入国人的灵魂深处，从而引起人内外宇宙的全新变动。在《白鹿原》对几代人生死变迁的人生进程的描绘中，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指归，作家一扫狭隘与浅薄，使作品的题旨走向宏阔与深远。 作为文化现象的白鹿村人生景观在作品中显得更为真实和独特，作家对此也更多地赋予了自己的价值评判。传统文化的古远和新鲜时时告诫人们，历史还活着，活在白嘉轩身上，活在朱先生身上。当今人成为古人，现实成为历史，作为文化遗留则演化为人生的永久性精神存在。在《白鹿原》中，处处可以见到作者对民族文化的深沉思考和冷静批判，作家通过人物造型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取舍。白嘉轩和朱先生身上承载着厚重的哲学文化信息。白嘉轩作为一个族长， 他实行的是中国农村典型的家长式统治。在白鹿村，集体的观念就是血亲宗族的观念，白嘉轩以此统管白鹿村，使之成为相对封闭和稳固的生存环境。如果说，表现农村社会结构的真实，在本世纪断然少不了阶级关系的话，那么，宗亲关系和家长式统治无疑也是农村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更为真实的一部分。所以，传统文化在白嘉轩那里具体为宗族文化。宗族文化中带有明显主观意志色彩的道德教化手段，则分明体现了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白亲宗族的联结力与传统道德的制约力是族长手里的两根如意金箍棒，白嘉轩身披传统文化的宗教式袈裟，治理白鹿原显得神圣庄严无往而不胜。治人必先自治，白嘉轩的人格力量是强大的，或者说他自身已经成为这种宗族文化的化身。在《白鹿原》中，白嘉轩是一个为读者所认可的人物，同时也说明了作家对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某些认同。 白嘉轩作为宗族文化的载体，所谓“文化”更多地体现在白嘉轩的行动结构中。而朱先生作为“最后一个圣贤”，他身上的文人色彩更为浓重，意蕴也更为深远。他是言传身教的先生，他有圣人般的智慧和胸怀，他身上折射出的民族文化之光是贯穿整个作品的一道理想之光。相比于白嘉轩静态的和封闭的伦理道德观念，朱先生的精神世界是动态的、开放的，他的先知先觉来自他穿透历史、越古向今的开放性眼光。对世道演变要义的深刻领悟，即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一句“白鹿原成鏊子了”，是作家通过朱先生之口对这段历史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一句“折腾到何日为止”，又是对这位哲人全部智慧的总结。 在白嘉轩和朱先生身上，可以看到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乏中庸的描绘与认同，这两位人物身上灌注了作家最多的笔墨，倾注了作家的一腔深情，这种精神上的驻足与留连，可以认作创作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生命联系。但同时，在表现青年一代的叛逆性时，作家则彻底舍去中庸，饱含激情地去讴歌和赞美新生代的觉醒、反叛与进步，并以悲剧作为礼赞他们的最高仪式。无论黑娃、小娥原始的盲目的反抗，还是兆鹏、白灵由朦胧走向清醒自觉的叛逆，或者还有孝文的“变种”，在作家笔下都进行得勇猛顽强，义无反顾。实质上，支撑白嘉轩人格力量和权势力量的，是融宽厚仁爱与集权统治为一体的封建文化意识，它有阴冷残酷的一面，它要求大一统，白嘉轩以此来竭力维护白鹿原的平静和安宁，而下一代的种种忤逆行为恰恰造成了白鹿原的骚动和喧嚣，所以，族长威严的实施便以牺牲年轻人自由个性与自由生命为代价，新旧冲突在这里表演得如此水火不相容，在表现这种时代文化冲突时，陈忠实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理性批判精神昭然毕现。 揭示特定时代人的生命演进过程，是《白鹿原》在现实主义真实性上的又一深层掘进。这使得作品呈现出生活的原初色彩，呈现出人生最底层的赤裸裸的生命真实。《白鹿原》很大篇幅在写人的性爱，写人由生到死的生命回环，其中，既有作家对生命意识的理性把握，也有对生命现象中不可知的、神秘因素的纯客观再现。生命永远属于生活的本色，生命是历史文化表层背后更为永恒的人性规律，它是人类平凡与伟大、痛苦与执着的迁延历程。《白鹿原》中众多的死亡造成了社会悲剧，同时也演出了一幕幕的生命悲剧，无论何种方式，生命形态的压抑与受阻，都是生命力量非自然的悲剧性的终止，其中包含着作家深广的人性忧患。《白鹿原》在宣泄人生的失落与悲愤的同时，处处可以闻听到凄清而又深情的人性的招魂声。 由此可知，陈忠实的现实主义笔触已由社会本质真实深入到文化本质真实，并进入生命本质真实的层面，此三者融汇于《白鹿原》，作品在真实性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上的超越显而易见。《白鹿原》提供给我们的，既是一幅混沌的原生态历史生活图景，又是经过典型化创造的高品位的艺术文本，作品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是作家的自觉追求。超越传统的第一步将是摒弃“镜映式”反映，客观真实作为重要的一部分但决不是作品的全部，作家将历史人生现象放于笔端，不是听任它的摆布，而是占取主动、激活素材，作家对素材的取舍、安排以及再创造莫不以主体对历史人生的总体领悟为统帅，于是洋洋50万字，既放得开，又收得拢，真实性不再是孤立的客观，它已经与作家主体创造性融为一体，并与创造性的语言表现模式融为一体，一旦作品落成，它们便成为须臾不可分的整体。这些，使得《白鹿原》广博深厚的真实感与玄妙空灵的艺术美感达到同步共生。 三 可以肯定，现实主义者永远高举着人道主义的旗帜，《白鹿原》所有范围和全部层面上的真实性都被作家宽广的人道主义胸怀所包容。艺术家对人类生存现象的永恒关注与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便注定了他只有艺术上的超越而无法超脱人生的苦难，艺术家即为受难者。阅读《白鹿原》，处处感受到作家在用生命投入作品，在作品的每一个人物身上都能够看到作家悲悯的投影，他在用心写着每一个人，同时也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实现着自己。 遵循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规律，人物始终处于创作的核心位置。《白鹿原》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在对历史文化进行深层反思的同时，作家关注的始终是人，是人的灵魂世界，这与传统小说与当代小说基本契合。不同的是，《白鹿原》中作家对“人”的态度与认识显然非常独特、与众不同。其次，作家在传统典型的基础上赋予“形象”以新的认识价值，于是，典型的容量增大，内涵也更加丰厚。 塑造几个系列的人物群像，是《白鹿原》气势与规模形成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大致说来小说塑造了三代农民形象，交叉划分则有地主群像，贫民（长工）群像，妇女群像，青年群像，还有土匪恶霸群像等等。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形象与形象之间不断地相互渗透、补充和转化，历史的动向在这里具象化为人物命运的变幻，人物性格与灵魂的变迁。 白嘉轩与鹿子霖是作家着力塑造的两个地主形象，这两个人物都具有相当高的典型性，特别是白嘉轩性格的成功塑造，在当代小说人物画廊里，无疑是一个开创。作家以冷静客观的笔触，描绘了白鹿村族长性格的各个层面，探索了性格生成和发展的内外机制。白嘉轩外表与行为构成相对稳固和封闭的静态特征，这与他的身份与地位有关，勤勉刚毅、善良、仁爱是他的本性，也可认作性格的主要因素，然而再解析白嘉轩的内心世界，又是动态的、丰富复杂的，充满了动荡与矛盾。他与鹿子霖处于权势交战的对立中，但仍不忘与之携手合作并营救鹿子霖于危难中；他称鹿三为兄，待黑娃如子，但拒不容纳黑娃的媳妇小娥进祠堂； 他爱女如掌上明珠，百般娇惯，但不惜了断父女关系以示对革命运动的对抗，等等。多层次多侧面的性格展示使白嘉轩这一形象在主导性格的明确和统帅中趋于复杂、饱满和鲜活。他的醇厚中的机巧，仁爱中的冷酷，强悍中的虚弱，无不是人性的复合体现。在白嘉轩的灵魂深处，不断进行着善与恶、美与丑的激烈搏斗，这种矛盾斗争状态即构成人物性格发展的运动美与丑美相加、善恶并举的复合美。但复合并不是杂乱无章，性格的矛盾运动最终要走向和谐与统一，即统一于主导性格，性格的复杂与鲜明同时形成。另一地主形象鹿子霖的性格则在另一端呈现出丰富动人的光彩。鹿子霖的主导性格是自私、狡诈、阴毒，但他的灵魂矛盾中，也有正压邪、善除恶的时候，但总体性格却统一于白嘉轩的反面，显示出独特的个性特征。白嘉轩与鹿子霖作为乡绅形象是陈忠实的独创，两人的性格时有交叉与互补，作家显然运用了对比互衬的表现手法，而各个人物性格又各成体系，自成方圆。作家在个体形象与群体形象之间既保持多种联系，又固守个性的独立品格。富于性格魅力的白嘉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柳青的杰出创造应当是“十七年”小说中农民形象的一个标志性高度，陈忠实在传统现实主义道路上走来，他的白嘉轩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全新的农民典型，是有待于人们再去超越的新的形象标尺。 形象体系的对应罗列，使《白鹿原》的人物方阵宏大而整饬。黑娃、小娥、白灵、孝文等下一辈人与父辈形象体系形成对应，这是一种群体对比，黑娃们的性格特征显现出全方位的运动态势，他们追求外形与内在的双重自由，他们的存在使古老的白鹿原生机勃发，使白鹿原古老的历史生活出现新的律动。作家在展示历史、时代及社会的变动时，是通过人物，通过历史时代、社会的变动带给人物性格的戏剧性变化，由此来证实时代的大起大落，社会的大开大阖。黑娃与白孝文正负两极的性格裂变过程写得令人惊叹，这同样是对比的笔法。黑娃与白孝文同生于“仁义白鹿村”，且同受到朱先生、白嘉轩仁爱精神的熏陶，其性格走向却大相径庭，这种复杂性格中包容了人性本身的不纯净与不明确性。人性自身也在变迁，特别是处于时代转折中的人性，具有极强的可塑性。白孝文性格的被扭曲与黑娃性格的被校正，恰可作如是观。如果按照传统典型论模式，这两个人物或许会被认为缺少性格逻辑，然而这正是生活本身的无序性与非理性因素的客观反映。性格的无从把握与不可捉摸，是一种非自觉状态，或者说它表明对象主体独立性与自主性趋于丧失。人物自我的走失，往往发生于旧观念轰毁，新观念尚未建立起来的历史转型期，在作品中，白鹿原已开始与中国社会一道步入现代层次，虽然作家仅仅给了我们一种预示。实质而言，陈忠实在用现代观念来观照历史，观照人物形象，所以，人物走出固有模式，性格走向自在与超前，都是必然的。 “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人物性格的描绘与探析，向来是文学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目的，即从人出发最终回到人。《白鹿原》展示了特定历史时期农民的生存和命运以及他们灵魂演变的真实情况，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完成对立统一的矛盾过程，带着复杂、丰满、立体、鲜活的性格姿态立于我们面前，成功的典型，无疑是现实主义美学力度与高度的标志。分析《白鹿原》中形象，我们感到作家对人的认识更加全面、客观和公正了，而且人物自身也脱离典型理论的刻板规范，更为活跃自由，更有了生命的气息，这是超越之一。超越之二，即形象有了新的价值功能。前面所说的形象系列，他们在成为个性化典型的同时，也成为一种象征，这多少带有理念或思辨的味道，但与形象承载理念，理念大于形象的反现实主义作品不可同日而语。理性精神，是现实主义作家手中信马由缰的缰绳，陈忠实一面推出形象，一面进行历史、社会、文化、生命等问题的理性反思，这是一个圆满的双向式完成。 在《白鹿原》两组人物形象中，相对静止和封闭的白嘉轩涵括着更多的文化内容，而走向动态与开放的黑娃、白灵们则代表了历史流动的走向、社会发展的趋势。除之以外，每个形象几乎都成为象征，白嘉轩是农耕文化、宗族文化的化身；小娥死后化作火中的飞蛾，她象征生命之火的生生不息以及与非人道势力的殊死抗争；像白鹿一样纯净的白灵更是作品中美的寄托；白孝文象征着人性的堕落与自戕；黑娃则象征着人性向传统的复归。朱先生是《白鹿原》中最大的象征体，从人物的个性特征来讲，他远没有白嘉轩复杂和丰满，他作为一个文化性格，是作家陈忠实的又一独创。我们很难用规范的典型论去评判这一人物，他的个性单纯、静止和封闭，集真善美于一身，但其文化性格却包容量很大，新旧思想观念斑驳陆离然而又和谐统一的交织于朱先生身上，显现出文化性格封闭与开放的完善统一，这也是作家不乏理念化的人文理想。朱先生文化性格的封闭性，即我们这个民族自当保持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朱先生文化性格的开放性，亦即我们这个民族挣脱沉重腐朽的封建文化的桎梏，走向自我更新、超越历史的基本前提。朱先生性格是个理想体，其性格内部并无大的矛盾冲突，但作为社会的良心，他自身却与身处的社会现实相碰撞。朱先生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与人性关怀并无回天之力，历史发展的洪流巨澜中，有多少不如人意的回环往复与多少不为人知的荒诞不经，朱先生脱离人生的轨道去鸟瞰人生，这种智慧的力量与神性的目光，使他与白鹿原上的白鹿一样成为神话成为经典。陈忠实对朱先生形象的塑造带动着《白鹿原》整体上的象征，使小说完成了对历史人生的哲学反思和诘问。 四 自从有了再现性文学样式，也伴随产生了再现性文学语言，那一套相对稳固的，自成体系的语言表现系统。如同艺术再现生活本身不可能是绝对的“镜映式”一样，再现性文学语言也无力达到与现实生活形态的同构。再现性语言是艺术创造的一种方式，一种途径，再缩小范畴，说它是艺术表现甚至文学表现之一种，而最终形成了文学艺术的再现性表现特征。文学，融内容与形式为一体的美学形态，必须以语言表述为实现，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特征首先和最终都体现为再现性语言结构的特征，即以语言操作赋予作品以真实性或典型性意义，我们说《白鹿原》是作者对现实主义小说新的突破和超越，那么，其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突破与超越莫不是在语言创造的突破和超越中完成的。 传统的再现性文学具有一个相对完整、自足和封闭的语言系统，就语言形式来讲，它与 现实主义所要求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相类似，其全部构成应是一个“模糊集合体”，但一定要以具备某种确定的主旨和内涵为前提。再现性文学语言的基本特征是尽量贴近生活本身的描绘生活的功能，具体为叙述语言的冷静客观和人物语言的充分个性化。陈忠实冲破了“十七年”长篇小说的表面诗化、浅层次主观化倾向，把冷静客观的语言态度当作构筑一部现实主义巨著的首要环节。作家不轻易流露感情倾向，而且整体上也不强制性规范作品的主旨和读者的接受意向，叙述语言温和中立，人物语言则交给人物自己，在语言表层，隐藏主观而高 密集度地涌现客观，这里，着意与随意结合得恰到好处。明显地，作家很看重语言模式的再构造，但以达到随意与天然为目的。在继承传统现实主义语言系统的基础上，陈忠实营建出属于自己或者说属于《白鹿原》的一套语言体系，在语言本体愈来愈显示其独立意识与显要功能价值的今天，这对于作家的独一无二与作品的独一无二都是至关重要的。 陈忠实不同于柳青，不时地出面参与故事，或进行激情议论。然而，陈忠实操纵语言时却进行了深层的、透彻的、精神统领般的参与。传统小说中的情感往往带有普泛性，是时代情感在作家身上的投影，是有别于客观的另一种存在或实体。但《白鹿原》写实语言中的客观却很难成为实体，它往往是作家主观情志的外化。小说中许多虚玄情节，冷静道来，“和真的一样”，语言表层为实，深层为虚，虚实相间，看似平淡，实则诡奇。小说开端第一章写白嘉轩六房女人之死，是纯客观的叙述语言，语言有别于传统小说，并没有意义的阐释，只叙述经过，六房女人死了，个个死有病因，谓为实。但房房必死谓为虚，之后关于主人公的命运与生理秘闻的探究更为玄。如此开头真是匠心独运，引导读者进入白鹿原世界的不是故事，而是作家。作家精心策划玄虚的故事以控制读者，于是，客观化的叙述语言带有作家浓厚的主体感受。“这个女人从下轿顶着红绸盖进入白家门楼到躺进一具薄棺材抬出这个门楼，时间尚不足一年，是害痨病死的。”前一长句详叙过程，不厌其烦，而且是带有作家感受过程的现象交待，后一句因果交待则异常简明，给读者留下空白，留下期待。类似这样的语句结构在作品中比比皆是，某些大的故事情节在详尽叙述之后嘎然中断，原委待后来回溯。作家有自觉且自信的语言意识，除了以充分感觉化、情绪化的叙述语言去感染读者以外， 还把握着读者的阅读节奏与阅读速度，个体的介入真是无时有，时时有；无处在，处处在。 但读者并不被动，一旦读者被作家导入小说的情境中，读者很快便能获得极大的审美自由，因为作家虽然不时有情感与价值取向的流露，但绝不会也不能强加于读者，而且在陈忠实笔下，再现性语言形式不再是公众的和浅表的，而是个体的和深层的，它重视体验，充满了弹性与张力，在语言的原生态气氛中，读者完全进入再度体验之中，并进行合于读者个体再创造的阐释。一种叙述语言的成熟确能够促进接受者阅读行为的成熟。 小说广义的叙述语言已经包容了人物语言。基于此种关系，人物语言也完全应合着以上所述的本体语言追求。不同的是，人物语言一定要在充分个性化的基础上显示作家的主体意识，即语言带有双重个性。《白鹿原》人物语言的精妙在于以活灵活现的动作感觉切入对话，并赋予人物语言以丰富的潜台词。从人物对话中不仅仅见到性格，而且见到关系与整体，使语言更具穿透力。朱先生、白嘉轩等成为象征性人物形象，得力于他们的语言表达，作家在此把汉语言的象征性优长发挥得淋漓尽致，简洁、含蓄，积淀着深厚的哲学、文化社会内涵，真正的“意”大于“言”。此外，人物语言双重个性的实现又来自于作家对语言时代色彩和地域色彩的运用。古语古韵和方言土语，既属于人物个体，又属于作家个体，陈忠实终于用独特的语言模式收拢了他方方面面的艺术创造，形成了自己开放而富有独创性的现实主义风格。 《白鹿原》的问世，在现实主义文学演变过程中或者说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现实主义特别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在经过多次的反拨与整合之后，面临着再度成熟状态的出现，即史诗的诞生，这是读者的期待，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或必然。文学思潮嬗变的规律即再现与表现、写实与写意交替递进的过程，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相互交织，又相互取代，而最终的融合与统一必定是历史阶段上文学成果的出现，新的转折由此开始。《白鹿原》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恰可作如是观。它以一种融合的气度立于文学史新的生长点上，既全方位吸收传统文学精华与当代文学各阶段的经验，又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超 越，既超越了作家自身，又超越了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现实主义的每一发展阶段都是对美的新领域的征服。”《白鹿原》在突破与超越传统中创造出传统理论范畴所不能概括的陌生新鲜的艺术新质，它是一个可供我们进行更深入研究的复杂文本。在本体意义上研究文学，即意味着在审美的层面上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但决不是逃避社会矛盾，追求绝对的空灵与超然。《白鹿原》深情地呼唤着纯文学理性精神的回归，它摒弃形式主义，以神圣、崇高、庄严的理性精神来支撑自身的美学品格； 同时，《白鹿原》以文学性与可读性的成功结合为我们展现出纯文学发展的美好前景，《白鹿原》美学上的高品位与接受上的轰动效应足以说明，纯文学做到雅俗共赏、曲高和众不再仅仅是诱人的理想。 1994年10月 注释 （1）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美]芬克斯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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