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艺术

陈忠实的艺术

1988年4月1日，春光和煦，杨柳依依，《白鹿原》开笔了。在西安市东北方向的灞桥区白鹿原北坡根下的西蒋村，四十六岁的陈忠实在祖居宅基地上新盖的房子的10多平米的写作间，坐在乡村木匠割制的沙发上，面对一张圆形餐桌，沉静地抽了一根“黑杠子”（雪茄），喝了两杯浓绿的陕青酽茶后，把一个16开大的硬皮笔记本在膝上打开，写下了“锅锅儿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了七房女人”。自此，他上了原。“古老的白鹿原静静地伫立在关中大地上，它已伫立了数千载……夏雨、冬雪、春种、秋收、传宗接代、敬天祭祖、宗祠里缭绕着仁义的香火、村巷里弥漫着古朴的乡风，这情调多么像缓缓转动的水磨，沉重而且悠久。可是，突然间，一只掀天揭地的手，乐队指挥似的奋力一挥，这块土地上所有的生灵全都动了起来，呼号、挣扎、冲突，碰撞、交叉、起落，诉不尽的恩恩怨怨、死死生生，整个白鹿原犹如一鼎沸锅。”（雷达语）

这只“掀天揭地的手”，既是指社会政治时代变幻莫测的风云，又是指作者陈忠实高明的艺术之手。至今，毫无疑意，《白鹿原》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拔地而起的艺术高峰”（何启治语），好评如潮。在陈忠实逝世后，随着电视剧《白鹿原》的热播，关于该书的议论和评论文章更是汗牛充栋。可是，从艺术的角度探索这只“艺术之手”，以艺术的眼光解析其中的奥秘所在，似乎还少有文章企及。

也就是说，关于陈忠实的艺术，或者说，关于艺术家的陈忠实，目光对准他的艺术追求、艺术品格、艺术创造、艺术贡献和艺术人生，应该有这样的深入的解析了。

其实，陈忠实早就重视了作品的艺术追求，他深知，高明的作家，其实就是高明的艺术家。他在《我的文学生涯》一文中，谈到自己作为为作家所经历的观察、感受、痛苦、寂寞、忘我、幸福、苦闷的心理变化过程，说明对艺术的探索是复杂的，反复的，毕生的。“我不禁反问自己，艺术，艺术，艺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从最初接触文学的时候起，我就接触了艺术这个名词。几十年来，除了教科书上对艺术下的定义之外，我对艺术毕竟有了一点亲身的感知。我觉得，艺术就是自己对已经意识到的现实和历史内容所选择的最恰当的表现形式。创作实践的不断丰富，实际应该是不断地一层一层地撕开颇神秘的艺术女神的外衣的过程。真诚的作家，应该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去揭示艺术的神秘色彩，而不应该哗众取宠，给已经披上的够多的神秘色彩的艺术宫殿再增添哪怕是一分虚幻的神秘色彩。”不难看出，他对于艺术的重要性的强调，对艺术真谛的探究的执着，早就成竹在胸了。

诚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相互关联，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一个成熟的作家必然是成熟的思想家和成熟的艺术家。虽然对于作家来说思想能力和艺术功力之间的关系不能截然分开，但是我认为，艺术性对于作为艺术品的文学来说，它具有本体性的重要。文学作品首先要有艺术的支撑，艺术的展示，艺术的魅力，才能成为文学作品。文学艺术门类不论是哪种形式，首先是作为艺术品而区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文学，就像书法、美术、音乐、戏曲等形式一样，它的面目一出现，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它作为艺术品的特质，一上手就感染了人，它散发的气息、气象、魅惑力、魔幻力，将人牢牢吸引。我有时联想到悦耳的歌曲，觉得一首完整的歌曲，文字的歌词犹如思想性，音符的曲调犹如艺术性，歌词明白告诉了歌曲的思想旨意，曲调的旋律则显出了艺术的张力、魅力和穿透力。我们被一首动听的歌曲吸引，首先是为它的音调迷恋，心灵为之一震的，首先是乐曲音调弥散的魅力。有些歌曲，尽管歌词已经过时，但是曲调的魅力不减，依然具有流传的可能。

对于艺术的探索和追求，作为陈忠实的同时代作者（他比我年长四岁），我深知以往那个时代他和我共同经历的事情。他所说的“剥离”，正是那个时代青年文学作者共同面临的问题。1982年前后，巧了，我和他有一篇题目相同的短篇小说《桥》，发表在同一个刊物《延河》上，都写的是改革开放后，乡间小河出现了聪明人新搭的简易桥，过桥收费是他的目的。对于这种作法，可以说是合理的，也可以说是不合理的。见钱眼开，见利忘义，是作家的思想着力点。我和他“撞车”了。关注时代出现的新问题，以政治的道德的眼光看社会问题，毫无隐晦地给以批评斥责，正是那个时代文学的主流意识。1984年，他的12万字的《初夏》在《当代》头题发表，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其实，这是他的刻意之作，我完全能够理解他的用心。“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作品主题思想的高度在于主要人物的思想高度”，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小说创作理念。乡村改革开放后出现了闹嚷嚷乱纷纷的局面，离开还是坚守，是当时不少作者意欲表现的“社会问题”。当父亲的原村支书，一个为集体事业多年辛劳又伤透了心的“落后”老汉冯景藩，和儿子——一心一意为集体事业奋斗，决心和群众共同致富的“先进”青年冯马驹，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尽管作者尽可能地写出了看似合理的矛盾演变过程，写出了看似真实的情境画面和个性化语言，但是，读起来总有一些别扭。应该说，在乡村现实生活中选择出外工作还是留守当农民，就像爱情婚姻中的“决裂”还是“维持”一样，并没有孰对孰错的简单的道德界限。而且，儿子所着眼的，现在看来，是对旧体制的依赖和坚信。所以，他对原稿不断地修改，总是不能顺畅。按照我自己的思维，父子俩打个颠倒才好，当父亲的希望儿子留下来，因为他对自己曾经献身的集体事业深有感情，儿子想出去工作，是眼界开了机遇有了爱情婚姻的问题也应该解决了的缘故。但是，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新人”就不存在了。他说：“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生的精神和心理剥离，延伸并贯穿着整个八十年代，既涉及现实和历史，也涉及政治和道德，更涉及文学和艺术。”对于《初夏》的失误，邢小利分析说:“冯马驹这个人物不能说现实生活中绝无仅有，但他显然是作者艺术固化概念中的一个想象式人物，缺乏历史的现实感和时代的典型性。”

可以看出，陈忠实的“剥离”，其实就是对于艺术理解的“纯化”，是探索艺术真谛过程中的“放下”，是走向真正的艺术家的路途中的“自在”。这些，得益于时代文明进程的推进，得益他的自虐式阅读，得益于不断地出外开会带来的视野的开阔。他改革开放初期写的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信任》，在我看来，是为后来的《白鹿原》埋下了伏笔。这个短篇反映了当时乡村某些地方在四清（社教）和文革后遗留的帮派斗争，我清楚记得当时社会上流行“翻烧饼”一词，意思是从社教运动形成的宗派与帮派的斗争是一种无谓的折腾，反过来倒过去没完没了。想不到触动了他的历史纵深感，联系思考到了民族命运，《白鹿原》中朱先生的“鏊子说”就和“翻烧饼”是一个意思，而主角罗坤，一个敢作敢为、胸襟博大、深明大义、深受村人拥戴的村支书，则是白嘉轩的雏形。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正式稿本上改为这样的开头一句，可以说如高天巨龙伸下来的鸿爪，一下子抓住了人心。陈忠实后来坦率地说：“你写的小说得有人读，你出的书得有人买。……唯一的出路，必须赢得文学圈子以外的广阔无计的读者的阅读兴趣，是这个庞大的读者群决定着一本书的印数和发行量。”这是出版业改制后走市场化路子逼迫的结果，犹如一个人在山野路上遭遇恶狼后意识到只有自己拯救自己的昂首呼号。他这里强调可读性，不就是强调艺术魅力的重要性吗？

对于艺术魅力的自觉追求，是作家主体意识的重建和强化，是一个可喜的飞跃。他在遭遇中短篇小说集子出版困难的苦恼困窘中得到了憬悟，对艺术感染力的刻意追求，是一次文学观念的深刻变革。

关于阅读《白鹿原》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带来的震惊、振奋和快感，不少文章已经谈过了。其中有一位已故的作家撰文说他读得“连连闭气如魔手揪扯心脏”。何启治，那位最早向陈忠实约稿，要他写长篇小说的《当代》编辑，后来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他签署了出版《白鹿原》终审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此段评说可看作对《白鹿原》作为艺术品的简约概括的评论。

“真实的力量”，是《白鹿原》作为小说艺术的根基所在。作品的真实感，是现实主义流派的写实主张的风貌体现，是陕西柳青流派（包括杜鹏程、王汶石、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京夫等）看重并大力发展的艺术风格，也是陈忠实过去中短篇小说最鲜明的艺术特色。追求作品的真实感，是这个流派的小说作者的第一等训练。1980年，陕西作协内部编印的《外国作家论小说创作》，开首是法国左拉的《论小说》。左拉是这么强调的：“要证明一个作家是否有真实感，这在我看来是太容易了。它对我来说是决定我一切判断的试金石。当我读一本小说的时候，如果我觉得作者缺乏真实感，我便否定这作品。不论他是在阴沟里还是在星球上，在底层还是在上层，那对我们都是一样，毫无区别。真实具有自己的声音，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听错。字里行间，篇幅章节，以至整个作品，都应该响彻真实的声音。有人会说，这需要灵敏的耳朵才行。只需要有正常的耳朵就行了，读者群众虽然并不自夸有细致的感觉，但完全能辨别什么是表现真实的作品。他慢慢就趋向这些作品，而很快地抛弃那些表现谬误的虚伪作品。”这种小说观念显然来自广大读者的小说审美观，是那个时代且延伸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不少人评判小说优劣的第一标准。

自1973年在《陕西文艺》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到197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第四个短篇小说《无畏》，陈忠实在小说风格的写实、逼真方面已经锋芒毕露，“小柳青”的外号不胫而走。人物独有的相貌衣着举手投足以及揣透人物心理的个性化对话，环境气氛的细腻精确的描摹，足以显出关中浓郁的地方特色。这源于他自己的阅读、观察和写作训练。他说：“一个一个富于个性生命的细节，一段一段细微而又独特的环境描写，一副一副大自然的色彩的描绘，那么精确，那么逼真，那么活灵活现，使读者如身临其境。每当读这种文章的时候，我往往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与欣喜，它给人以真的美的享受。每当阅读到这些，我的心中便油然慨叹：啊呀，家伙！他观察得多么精细啊！他长着怎样敏锐的一双眼睛！”“如果不能培养锻炼出自己直接把对生活的观察变成准确的形象的能力，那么就很难向读者提供哪怕是一句鲜活活的具有生命的东西。自然风景的描写如此，较此更复杂的人物刻画和社会生活环境的描写更做不得假也容不得假的。”不难想象，到了《白鹿原》开笔，在写实方面笔力圆润老道的陈忠实，又将此流派的人物性格化方法转变为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现实主义的潜能便发挥到了充分的极致。它的最鲜明的符号性标志就是塑造了为数众多的“活鲜鲜”的“鼻息可感”的人物形象，评论家阎纲称为“浮雕式的人物”，他由此评价说：“《白鹿原》开创了当代文学史上浮雕式的现实主义。”

大凡经典，必然耐读。多少次，我在阅读《白鹿原》时，总有和原先不一样的感受。它的总体笔墨营构的画面，散发的整体气息，沉郁、苍凉、凛峻、雄奇。时间一久，也许是我和他还是比较熟悉，不同的段落，不同的情调，阅读中就感觉不同表情神色的他站在我的面前，他运笔的神色所表现的气质风韵，也分明呈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眼前的他其实概括起来是这样四种运笔：

一是豪狠放逸之笔。《白鹿原》的艺术结构最为评论家称道。它的框架宏大，人物众多，时间宽度大，事件与“活动”密集，故事头绪繁冗，时空幅度辽阔。在谋篇布局、梳理整合、拿捏归拢方面，足见作家的不凡匠心。“抽‘黑杠子’的陕西的冷娃咥了个大冷活！”这种方言夸赞说明了作者在实现自己写作意图时的一种豪狠精神。

陈忠实的朋友李下叔认为豪狠是他的性格特点，熟悉他的人非常认同此说。“孝文，你要是连炕上那一点豪狠都使不出来，我就敢断定你一辈子成不了一件大事。”白嘉轩指教儿子时顺口说的话，正是白嘉轩也是陈忠实自己性格的豁然显露。在塑造人物方面，他的豪狠劲头体现得最充分。辩证法告诉我们，正反两方面的东西是相反相成的，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促成互相依赖，具有同一性。白嘉轩，谁不说他是一个表率型的族长，一个道德楷模，“仁义”二字是他人生追求的不二目标。他对长工鹿三的关怀无微不至，在不少地方体现了他的大度和宽容。但是，对于田小娥、儿子白孝文以及参与赌博偷盗的村人的惩罚，却用上了刺刷子、滚水锅。作家用相反相成的方法，在人物文化心理的揣摩中作尽了文章。正的一面：仁慈、宽容、怜悯，反的一面：冷酷、残暴、荼毒，两方面都推得很远。鹿子霖也一样，他用美人计撂倒了白孝文，但是在白孝文最危机的时候，却设法推荐他去了县保安大队。正反两方面都推得很远就显出了非常复杂非常逼真的写法，其实是作家对人物心理揣摩和把握的功夫的体现。白嘉轩为了巧换风水宝地，在事情进展的过程中，甚至在得手后，连自己的母亲也隐瞒真相，竟然造成母亲气晕昏倒在冷先生家中。白嘉轩和鹿子霖的明争暗斗，一环套一环，环环不息。鹿子霖的计谋不仅让白孝文和田小娥勾搭在一起，还要让冷先生给白嘉轩放风，促使白嘉轩夜间到田小娥的窗外听狎昵的呻唤声，又在白嘉轩晕倒时把他及时背回去。五毒俱全的白孝文被迫卖了房产，偏偏就卖给鹿子霖。鹿子霖买了房产，还要拆掉房子运走木料砖瓦。他是故意揭白嘉轩的脸皮。白嘉轩却就此激发儿子孝武的志气，并在鹿子霖前来挖苦时，要他连土墙也拆掉运走，反而让鹿子霖一脸尴尬。

《白鹿原》是一部激情之书，放逸之书。我在阅读中分明感觉到作者放开了手脚，在抽了“黑杠子”喝了酽茶听了秦腔乱弹之后，他自己在原上纵情“跑马”了。于是，所有的人物，不是按照固化了的某种观念，而是按照各自的“性气”，在“白鹿”的跃动、“鏊子”的翻动、“风搅雪”的浑然搅动声中，演绎各自的哭哭笑笑生生死死。就连性事也在不作诱饵的前提下撕开了写，早年以多写老汉见长而很少涉及风花雪月的陈忠实好像有了释放的机会。除了显而易见的不论粗俗还是雅致的文字中有不少放纵的笔墨，还可以看出白嘉轩的浩气、鹿子霖的阴气、黑娃的野气、田小娥的骚气、朱先生的仙气、白灵的灵气、鹿三的骨气……诸如此类众多人物身上隐含的一点“性气”，没有作家漫溢的放逸之笔，是不能“活鲜鲜”灵动起来的。

二是镇静从容之笔。老子有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极端地清虚沉静，看万象森列的世间一切事物都在周而复始地运动，这不是陈忠实坐在那个乡间木匠割制的沙发上的写作神态吗？白嘉轩在听到冷先生深有隐寓的“闲话”时，心里何等震惊！“这是啥闲话？杀人的闲话！”极度的忐忑不安，但是他向回走的时候感觉多么细致。“白嘉轩佝偻着腰走过白鹿镇的街道，又转折上白鹿村的丁字路，脚下已经落积下一层厚厚的雪，嚓嚓嚓响着，背抄在腰上的手和脖子感到雪花融化的冰冷，天上的雪还在下着。”他立即着手调查，当妻子告诉他孝文“给老六家说和去了”时，就意识到大事不好。“他把解开的一只裤脚带儿重新扎好，从门背后抓起仙草由柴火棚子里拣回的拐杖，强烈地预知到拐杖的重要用场。出门时，他没有忘记掩盖此时出门的真实目的：‘老六的那几个后人难说话，老六让我去镇镇邪。我差点忘了……’”与其说是白嘉轩的细致入微，不如说是作家笔墨的从容。鹿三决定去杀田小娥时，在马号里磨梭镖头子。他这时候的心情是多么急切！但是，如何在磨石上磨砺，如何试锋刃的锋利程度，就写了600多字！他出门时，“公鸡的啼声沉闷滞涩，鸡脖子里似乎塞着干稻草。鹿三磕掉烟灰，把烟袋插进腰间的蓝色带子下，用烂布裹着的锃亮的梭镖钢刃也别在腰后，吹灭油灯，走出马号，合上门板，就出了圈场的木栅栏大门，再回身把双扇栅栏门闭合，扣上链扣，背起双手，走进白鹿村村巷。”真是有条不紊细致入微，如丹青妙手的工笔画，烈马奋蹄的瞬间连颈上的鬃毛都根根纤毫毕现！

另外，整部书的叙述展开，并不是从头到尾一成不变的。回叙、插叙，错落其间，构成了跌宕多姿的多种样态，显出了作者的沉静内敛。先写黑娃领回一个“罕见的漂亮女人”，遭到白嘉轩的反感与反对，这之后才写黑娃出外熬长工和田小娥相识相爱的过程。鹿三杀死田小娥的情节也是在田小娥死后黑娃回村报仇时才细致写出。

《白鹿原》剧照

三是诡谲玄异之笔。福斯特说：“小说家能支配一切隐秘生活，他不应被剥夺这种特权。”《白鹿原》写了不少奇异细节和玄秘奇幻景象。可怜的田小娥，之所以被黑娃爱怜，被读者同情，和她被丈夫郭举人的大老婆强迫“泡枣”有很大关系。“泡枣”这个细节是匪夷所思的，也是绝妙的，说明她是比一般小妾还要卑贱的性奴隶，是真正被侮辱被损害的人。至于驱鬼、祈雨、怪梦、潜意识、非理性、性力，民间习俗与现代主义手法的结合，是深化了的现实主义的表现。鬼魂附体，是魔幻主义的手法，也是中国古典小说早就有过的场景。其实，怪异的梦和鬼魂附体，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巧妙使用，就深化了人物心性。此外，有些诡谲玄奥之笔，足以显现作者生活库存的丰赡和灵异才华。鹿三在捅杀田小娥的瞬间，“小娥猛然回过头来，双手撑住炕边，惊异而又凄婉地叫了一声‘啊，大呀……’鹿三瞧见眼前的黑暗里有两束灼亮的光，那是她的骤然闪现的眼睛；他瞪着双眼死死逼视着那两束亮光（对死人不能背过脸去，必须瞅住不放，鬼魂怯了就逃了），两束光亮渐渐细弱以至消失。”每读此处，就会产生深层的心理悸颤。玄怪的细节，如白嘉轩在多次丧妻后受到外界风言的攻击：“说他长着一个狗的家伙，长到可以缠腰一匝，而且尖头上长着一个带毒的倒钩，女人们的肝肺肠肚全被捣碎而且注进毒汁。”“他曾经在逢集赶会时的公用茅厕里佯装拉屎尿尿偷偷观察过许多陌生的男人，全都是一个毬样又都百毬不一样，结果反而愈加迷惑。”当第六个女人在洞房之夜对他用剪刀防范时，“他甚至开始真的怀疑自己的那个东西流出的货是否有毒，偷偷把那货抖落到猪食里观察猪吃了以后的动静，共计三次，猪吃了以后毫无异常。”还有，朱先生死后，他的家人给他换衣服时，发现他的性器特别巨大。这些来自底层传说的生活素材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荒诞，以荒诞描摹的手段却营造出冷峻逼人的真实。

四是虚泛饶舌之笔。陈忠实坦言，自己亲自经历亲自感受的生活，写起来才会得心应手。这话在《白鹿原》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凡是农村的生活场景，农民的面目心性，都是鲜明灵动的；凡是城市生活、地下斗争、武装战争，读起来就似乎缺乏兴味，笔墨滞涩，好像只是为了交代事件的过程。鹿兆鹏鹿兆海兄弟，本来是重要人物，却显得比较平面化，个性化特色淡薄，不能深入人物灵魂。一个作家朋友说过，《白鹿原》是半部经典。此话虽然过甚，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确实，在鹿三杀死田小娥后，后面的章节就缺少先前那么元气淋漓的生活流了。对于戏中有戏的构思，有的地方情节过于繁密冗杂。土匪头子大拇指和造车师父的女儿小翠的恋情，孝武的媳妇和鹿三的儿子兔娃的“借种”，虽然细致铺排，却不属于故事的主线，不在读者的兴趣范围，多少有些画蛇添足了。

瑕不掩瑜，《白鹿原》的整体艺术水平是一座巍巍山岳，沉雄，博大，深邃，是它的总体气韵。这是作者的生命力量、性格力量、人格力量、思想力量以及艺术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晶。这部书成了陈忠实作为杰出艺术家的标志。由此，想到了他的艺术人生，想到了他的文化精神。当年高考落榜的他自知文化知识的欠缺，农村孩子的“乡棒”心理也增强了自学的几多“豪狠”，于是便有了自虐式的阅读。我和他在几次开会的接触中，意识到凡是他在讲话，就是一个激情四射的富有鼓动力的演说家。他在悼念路遥仪式上的讲话，倒装的句式，情绪极强的语调，表现出的是一个不乏“洋墨水”意味的新式文人秉性。他的“剥离”是持久的。他希望作家的视野宏阔，希望作家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重新获得阅读人类最新发明最新创造的知识的权利，包括阅览万紫千红的世界艺术的风景。”他已经在素质上走出了“白鹿原”，不再是一个农裔作家的“稼娃”了。他在散文、诗词、书法等方面的成就也比较突出，散文《原上的日子》以及描写关中风情的几本集子也堪称散文精品，足以验证他的艺术素质。他的书法流露出的洒脱、隽逸、不羁，和《白鹿原》的艺术风格是共通的韵致。

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说：“一本好书是一个艺术大师宝贵的血液，是超越生命之外的生命，是可以铭记和珍藏的血液。”陈忠实的名字和《白鹿原》已经超越了文学范围的意义，一本书兴盛了一个原，地理上真实的白鹿原已经成了热闹的文化宣传与旅游景点。陈忠实和《白鹿原》留下的话题还将不断延续不断更新。

还是单独说他的艺术贡献吧。首先，作为艺术家，作家应该以艺术创造为生命，毕其生于一事，不可心存旁骛。1992年，陕西省委已经安排他去省文联任党组书记，官升一级，但是他宁可要作协的创作环境，宁可当一般作家，也不愿去那里任职。他是一个以文学为生命的作家，纯粹的作家。他对那种以非文学化的手段谋取获奖妄图抬高声誉的作家嗤之以鼻，他以陕西方言“毬不顶”来嘲讽各种非文学化的举动，忠告作家在主体努力方面多下功夫。面对文学的边缘化，他多次撰文并在会上强调：“文学依然神圣。”这句口号式宣言式呼吁式的话语已经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成为他作为文学圣徒的一个标志。

《白鹿原》剧照

陈忠实还有一句标志性的口号：“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本来是他看重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一句名言，被他写进文章并作为文章标题，多次在会上讲，作为给好几个刊物的题词写成毛笔书法，可见对此语的强调。实际上他在强调作家的个性特色，强调作品的异质性。“作家毕其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永远保持寻找的勇气和牛气。”

陈忠实给作家们如何创作大作品提供了范例、经验和动力。艺术家的功力都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应该遵循艺术发展规律，先写好短篇、中篇，有了足够的正规训练，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短篇中篇后，再着手写长篇。作家应该有写不朽的大作品的抱负。他在主持陕西作协工作后举办了几次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我是与会人员，听到他在讲话中鼓动作家应该“有大胸怀、大气派、大视野，写大作品，当大作家。”“垫棺作枕”，是《白鹿原》开笔前他立下的志向，也是出征将士般的豪迈誓言，后来者孰能不为之心动？

作为杰出艺术家的陈忠实，他的生命、精神、人格、艺术达到了高规格的统一。盖棺定论，我们可以把他对他非常敬慕的柳青的评价看作他应该得到的评价：“ 作为艺术家的柳青，精神世界里灌注着一股强大的人格力量，他投身革命参与建设的同时也在锻铸着自己的人格，他创造艺术的同时也在陶冶自己的灵魂。他的一生留下的不仅是作品，也留下许多折射着他的人品光彩的生活故事，这些故事佳话和他的作品交相辉映，让我们看到了既作为艺术家又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柳青，文品和人品统一的柳青。尤其是在生存环境险恶的文革中，柳青显示出一个民族的艺术家的铮铮铁骨和强悍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