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多元赏析

《白鹿原》多元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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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作 提 纲

 

一、所选题目：论《白鹿原》多元赏析

二、选题目的：

本文通过对《白鹿原》的作家解读、背景剖析、立意之本、思想内涵、死的话题、艺术酿就、现实创作、诸家评论的多元赏析，多角度透视陈忠实先生的生活积累、学识储备、人生阅历、创作用心等方面，分析《白鹿原》所反映的时代主题，丰厚复杂的社会生活思想内容，人物塑造上的多元设计，艺术表现手法的自然圆润，章法上的不落俗套，以及其中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实践等给予了较为肯切的解读与甄认。告知人们：时代孕育优秀的作品，时代培育伟大的作家。多元的赏析、多元的甄别更能够激发人们去重新认识时代，认识作家，热爱创作，珍惜优秀作品，进而创新建构，推动文学创作实践的发展。

三、写作思路

（一）关于陈忠实创作履历………………………………1-5

（二）关于风清现实，鹿原背景…………………………5-8

（三）关于《白鹿原》立意之本与思想内涵……………8-13

（四）关于《白鹿原》中死的话题………………………13-15

（五）关于《白鹿原》的艺术形象酿就…………………15-20

（六）关于《白鹿原》的文学评价………………………20-30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白鹿原》的作家解读、背景剖析、立意之本、思想内涵、死的话题、艺术酿就、现实创作、诸家评论的多元赏析，多角度透视陈忠实先生的生活积累、学识储备、人生阅历、创作用心等方面，分析《白鹿原》所反映的时代主题，丰厚复杂的社会生活思想内容，人物塑造上的多元设计，艺术表现手法的自然圆润，章法上的不落俗套，以及其中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实践等给予了较为肯切的解读与甄认。告告知人们：时代孕育优秀的的作品，时代培育伟大的作家。多元的赏析、多元的甄别更能够激发人们去重新认识时代，认识作家，热爱创作，珍惜优秀作品，进而创新建构，推动文学创作实践的发展。

【关 键 词】  《白鹿原》  多元赏析   创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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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陈忠实创作履历

 

陈忠实，1942年出生，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人，农民家庭出身的作家。他幼年家贫，曾务农，做过小学教员、公社副书记、副主任，主持基层文化工作，历时20年。1962年于西安第三十四中学毕业。1965年初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2年开始进行专业创作，发表了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白鹿原》创作于1992年，1993年单行本出版，1977年荣获第四届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作家陈忠实是“牢牢地站在农民群众生活实践这个基础上的。他是真正从中国农村大地的深处，带着农民群众厚实的精神装备走出来的作家”，①最能引起作家创作冲动，触发其内心情感的是关于农村、农民生活的题材。“公社十年生活，把陈忠实切切实实地推向农民世界，使他的精神根植在这块广阔而肥沃的土壤里。他从农民先辈那里，从这块丰饶的土地上，所能接受的遗产，主要还不是笔墨典籍之类的文化影响，而是源远流长的精神熏陶。”②农民家庭出身的作家，对农村、农民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的当然谙熟，以及对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的弱点与优点、消极与积极、守旧与进取的全方位审视与思考，使得作者能够准确真实而又综合地把握农村社会以及中国社会与历史，从追求人们精神生活的表层逼真深入到透视生活深层的变化，巧妙地将其推向前进，最终形成了自己跟老乡作家的路遥、贾平凹等不同的独特艺术个性和风格。

作家陈忠实说，“我人生历程中所发生的第一次崇拜”就是阅读赵树理的《三里湾》，也就在阅读赵树理小说的浓厚兴趣里，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源风波》，是在初中二年级的一次自选题作文上写下的”。“我这一生全部有幸与不幸，就是从阅读《三里湾》和这篇小说的写作开始的”。③1996年高中毕业回家后，他开始文学的自修计划和创作尝试，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散文和中短篇小说。1986年《蓝袍先生》的诞生，激发了作家对《白鹿原》的创作欲望，他说：“以往，某一个短篇或中篇完成了，关于某种思考也就随之终结。《蓝袍先生》的创作却出现了反常现象，小说写完了，那种思考非但没有中止反而继续引申，关键是把我的某些从本质触动过的生活库触发了、点燃了，那情景回想起来简直是一种连续性的爆炸，无法扑灭也无法中止。”④由此看来，陈忠实的创作此时已不再是对某种生活表象的记录或某种时代本质的描绘，不再是仅仅解读人物个体的传统文化心理状态，而是递升到深入地解读近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状态，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崇高境界。“在基层工作20年的材料积累，一瞬间得以闪现，有了用的所在。”⑤为了更好地从事《白鹿原》的创作，作家陈忠实通览了蓝田等环绕关中的三个县的县志及一些翔实的相关史料。

（一）《白鹿原》的创作基石。

《白鹿原》的创作自1982年至1992年，历时10载。《白鹿原》创作材料准备和酝酿构思阶段是1982年至1986年，拟定提纲在1987年，动笔于1988年，历时三年，初篇完成。《白鹿原》的创作全部完成在农历1991年腊月二十五日黄昏时分。⑥这充分体现了作家“丰富的人生阅历、厚重的生活积累、丰盈的学识储备、求实的人格魅力”。

的确，俗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家从事文学创作也是如此。进行创作的材料就如同做饭必用的米一样关键，没有材料就无从创作，而最重要的创作材料的来源是社会生活，离开了社会生活，一切创作都会是无源之水、无木之木。一个成功的作家，必须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厚重的生活积累、丰盈的学识储备、求实的人格魅力。只有这样，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方可畅通无拘、处处逢源、得心应手、张弛自如、别创精品。作家陈忠实之所以能够写出《白鹿原》这样浩大、空灵的现实主义精品，无不也得益于此。

（二）《白鹿原》的创作选材。

《白鹿原》选择的题材内容，是建国以来作家们反复描绘和吟诵过的，那就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生活内容以及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但陈忠实却凭借他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深层透析，对历史生活的睿智审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使《白鹿原》成为远远超过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陈忠实的《白鹿原》继承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将其推向了当时的极至。

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将半个世纪以来的重大历史事变，如辛亥革命、晚清危机、抗日战争、军阀混战、解放战争以及关中所经历的瘟疫、霍乱、匪患等天灾人祸都安放到“仁义白鹿权”这个舞台上，向我们展示了白鹿村人在半个世纪的自然和社会事变中的苦恼、困惑、抗挣、奋斗以及其在自然性和社会道德的冲突、文化遗产和现实变革上的激战。它以写人为中心，把人的个体生存和个体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社会历史动荡与演化中的人和人导致的社会历史动荡与演化，将全部的社会矛盾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自始至终映射在“仁义白鹿村”的每个人身上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错关系之中。

陈忠实的《白鹿原》可以说是一部家庭史、风俗史、个人命运的综合沉浮史，也可以将其视为一部浓缩了的民族命运史和灵魂秘史的综合史。《白鹿原》向人们述述的就是白鹿原上白家和鹿家的荣辱与兴衰，以白鹿两家为中心，以白稼轩和鹿子霖为聚焦点，辐射到整个白鹿原人的日常生活，细到他们的生老病死、婚嫁丧葬、劳息耕作，大到军阀混战、社会改良、保家卫国。凡是近代中华民族所经历的社会动荡与变革，饱受的酸甜苦辣，作家都无不以饱蘸情感的细腻笔触将它们一一讲来，讲述给经历过和未经历过这般生活的人们。我们在作者的领引下，就会不自觉地走进“白鹿原”，走进中国近现代真实的社会历史生活，走进每一个白鹿原人的心灵，去感受白鹿原家庭的荣辱与兴衰，去体察白鹿原的风俗与民情，去解读白稼轩们对生活的不屈与抗争，从而透过琐屑而又平凡的“仁义白鹿村”人的生活面貌，洞察整个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上的彷徨与苦闷、奋斗与抗争，解析中华民族的灵魂世界。

（三）《白鹿原》的创作本意。

《白鹿原》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如此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而且还深刻剖析了中国几千年来丰富渊博的文化内涵，对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思想作了肯切的扬弃，而这些都是通过作家陈忠实笔下的各种人等反射出来。白稼轩和鹿子霖，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民典型，但他们身上却更多地带有封建传统文化的烙印，无论是白稼轩的仁义宽厚，抑或是鹿子霖的狡黠精明确，都源于封建传统与旧式家庭的熏陶、传教。在新旧思想的对垒撞车中，他们没有明显的变化，他们更多地反映那个旧时代，然而他们的子女却完全背离了他们的道路。在表现青年一代的叛返层面上，作者饱含激情地对新一代的觉醒、反叛与进步给予了极力的讴歌与赞美，并以悲剧作为颂赞他们的最高礼仪，无论是黑娃、小娥原始盲目的反抗，还是兆鹏、白灵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朦胧到清醒的叛逆，对试图谒力维护白鹿原的平静与安宁的白稼轩都作了毫不留情的抨击，对因循守旧不思变进取的落后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驳。上辈们的多变命运往往由社会的动荡与变化而引起，而新一代却成为了社会风云的发起者与变革运动的参与者，是他们促成了社会的动荡与变化。

然而，在白稼轩和朱先生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作者对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和传统文化的某些认同。白稼轩作为白鹿原家族的族长，他实行的是中国农村典型的家长式统治，他凭借族长的权力与传统道德的约束力，身穿传统文化的外衣，神圣庄严而无往不胜。治人必先自治，他的人格力量是伟大的，我们也是认同的。朱先生作为“最后一个圣贤”，他有圣人般的智慧和胸怀，他本身在作品中就成为了民族文化之灵光的化身，与白稼轩相比，他的精神世界是动态的、开放的。我们对朱先生的认同较之于白稼轩就多得多。

白鹿村人之所以能经受得起历史的不断煎熬折腾，仍能够顽强地生存下去，其秘密也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扬弃更新的传统文化对民众性格的熏染与塑造，中华民族也不例外。

（四）《白鹿原》的创作表现手法

 “一个长到十岁的正常孩子还牵着大人的手走路是不可思议的，艺术创作更是这样，必须尽早甩开被崇拜者的那只无形的手，去走自己的路。”⑦作家陈忠实讲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艺术创造进行高度的有机的结合，创作了《白鹿原》，并最终形成自己自然圆润、不落俗套、别有创新的创作艺术表现手法，使艺术创造表现力在此时得到全方位的升华。

作家陈忠实成功地在《白鹿原》中尝试并运用了一种全新的叙述结构，强化了小说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容纳。时间跨度大，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生活，而且是那个中华民族最为风云变幻、风雨飘摇的时代。作家继承了传统的性格小说的结构手法，摆脱了故事和事件的纠缠，将写作的重心放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以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命运和灵魂的变迁来带动小说情节的推进，从而展现风云变幻的社会动荡与演化。这是其一。其二，在叙述方式上，作家陈忠实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自始至终没有在作品中出现，但又由于作家陈忠实对全书的统领与把握，让读者真实地感到作家无处无时不在。作家陈忠实除了运用传统的倒叙、插叙手法等外，还出现了将人物未来的事情提前写出的叙述方式。可见，外国文学中魔幻现实主义对其创作的影响。

在继承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语言系统的基础上，作家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建构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体系－－－即纯客观的叙述语言和高度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小说中的许多离奇情节，作家陈忠实都一一冷静道来，让人觉得跟真实的现实一样。《白鹿原》中写白稼轩六房女人的死亡，用纯客观的叙述语言，没有任何特别的修饰，只叙述经过，六房女人都死了，个个都有死因，此为实，而房房必死则为虚。在此之后，关于白稼轩的命运与生理秘闻的探究则为奇了。“鬼魂附体”“法官捉鬼”本是很奇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有人相信，作家陈忠实也将其写进了《白鹿原》中，如《白鹿原》中的“一撮毛”先生捉前五房女人的灵魂。《白鹿原》中的小娥鬼魂附体鹿三之身、“一撮毛”先生捉小娥的鬼魂等等都是情节曲折的离奇的故事，但领引我们进入白鹿原世界的不仅仅是故事，也不仅仅是情节，更重要的是还有作家，是作家精心策划的离奇故事控制了我们。因此，我们可以说纯客观的叙述语言带有作家陈忠实浓厚的主体感受。如“这个像一团绒球的女人在她怀里缠磨了一年就瘦成了一根干枯的包谷杆子，最后吐血死了，死了也没搞清是什么病症。”⑧作家陈忠实用了两个鲜明比喻句不厌其烦地述说了这个女人的死亡，仿佛作者亲历了这一过程，而后一句则又简明地交待因果，不深其究，从而给我们留下诸多的想象余地。《白鹿原》中的人物语言，除了在整体上同小说纯客观的叙述语言契合外，还具有高度的个性色彩，它不仅充分体现了人物形象的个性，而且还暗含了作家陈忠实的主体意识。《白鹿原》塑造的人物众多，但个个饱满、鲜活、生动、真切。所有人物都以白鹿原为依托，他们的语言都是地道的关中方言，充满了浓厚的乡土韵味儿，读起来让人觉得自然、亲切，作家在此将汉语的优势进行了极大限度的发挥，使其简洁、含蓄、深远。“百人面异，千人性非”。《白鹿原》中所有人物的性格是各不相同的，而他们的各不相同最重要的一个表象因素－－－人物各自的语言。白稼轩是族长，他的语言权威而神圣。朱先生是先生，他的语言充满了哲文气息，臂如“白鹿原这下成了鏊子啦”⑨“折腾到何日为止”等⑩。还有其他人等的语言都是展示其性格变异，灵魂衍变的重要写照。同时，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在创作艺术表现手法上的“自然圆润、不落俗套、别有创新”。

除此而外，《白鹿原》的艺术表现手法中至关重要的还有人物形象的象征性。我们都知道，白稼轩是农耕文化的化身的象征，“朱先生”是传统文化封闭与开放的统一体的象征，小娥死后化作火中的飞蛾，是生命之火的生生不息以及与非人道势力的殊死抗争的象征，孝文人性的堕落的象征，黑娃则是人性向传统的复归的象征，白鹿一样纯净的白灵更是作品中至美的寄托，使《白鹿原》在总体上的语言艺术与象征意义体现得更加明晰，作者对中华民族性格及文化心理的解读与重认得到了升华。

 

二、关于风清现实，鹿原背景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这道亿万斯年就一直耸立于灞水水滨，展延于终南山下的古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种象征性意蕴的载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在作品中，作家叙述过关于白鹿的渺远的传说。传说是美丽的，迷人的，有几分神秘，甚至与作家的人格理想相为表里，贯穿于作品之中。白鹿是各种美好事物的象征，而白鹿原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有其临水的高岸，上部平舒逶迤的地貌，渐次抬升以至终南山麓，这个地理的存在比白鹿的传说，白鹿原的得名，都要远为长久得多。但白鹿的传说是一种文化，因而古原之以白鹿为名，也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的性质了。当然，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或象征，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主要人物白嘉轩，智者朱先生，长工鹿三和他的儿子土匪黑娃，医人冷先生，甚至刚烈而又苦命的田小娥，都无不可以作地域文化角度的深入解析。在这些人物中，朱先生似乎是最容易从地域文化角度阐释的人物了。一是他有文化人的身份，是白嘉轩以至黑娃等人物的精神导师，在人们心目中扮演着真正的教父角色；二是作家明确提出了他作为关学传人的学者素养和知识背景。王仲生在分析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文化价值时，除了对其作为从封建时代末世转入半封建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作了必要的论说外，还对这位半是智者，半是圣人的老夫子的关学背景提了几笔。白鹿原地处周秦故地的腹部，这一带地方是华夏辉煌的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和摇篮，同时，也是这一文明在其发展的鼎盛期的中心。这一带地处北国，水深土厚，属大陆型气候，雨量并不丰沛，生产条件相对艰苦，因而自古以来民风淳厚、尚实，这一点在文学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只要对比一下《诗经》中的秦风、豳风与产生南国的《楚辞》，就看得相当清楚了。正因为这种尚实的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在这个自始至终充斥着神秘色彩的“白鹿原世界”中，白嘉轩与鹿子霖两人作为故事的主线，它以清朝瓦解、军阀混战、国共斗争直至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为时代背景，用细腻的笔墨勾画了白嘉轩、鹿子霖、鹿三、朱先生、黑娃等一批普通而具代表性的人物，人物描写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情节叙述曲折生动，引人入胜，让读者在这民族秘史中，感受到风云变幻时代人物的内心情感。其中，用笔最多的是白嘉轩。小说开篇第一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就这样在陈老师的笔下诞生了，好端端地死了六个女人，原上人都认为他有克女人的命。但当他遇上白鹿显灵，为祖上迁坟以后，好运就接踵而来，从此娶妻生子，家业兴旺。他还以礼教仁义齐家治族，使白鹿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仁义村”…… 在白鹿原多年政治风云中，白嘉轩始终采取一种意味深长的奇特姿态，即“不介入”。除了年轻时曾参与过一次抗捐“交农”事件，他对种种斗争漩涡均抽身在外，无论旧军阀残杀无辜，还是国民党枪毙地下共产党，概不例外。甚至他家长工鹿三之子黑娃领导农协斗争地主恶棍，他仍然不慌不忙地为二儿子张罗婚事，还劝别人把这场流血斗争当作看戏逍遥。以后反动派反攻倒算时他同样“超然物外”。但他最为关心、并视为身家性命的，是他亲自倡议修复的白鹿祠堂，及由祠堂体现的宗族的伦理规矩。他一手恢复了被农协砸成三截的“忠义白鹿村”石碑，极力标榜“忠孝节义”，以族长身份在祠堂惩处了自由恋爱结婚的黑娃，并且大义灭亲，处置了犯有通奸过失的儿子白孝文。他认为这些是关系宗族安危、确保宗族昌盛的根本。小说还特别从外形上强调了他对宗法伦理道德原则的坚持和对世事沧桑变幻的超然，他腰断了，仍“强盛凛然”；眼瞎了，仍“平和超脱”。体现出一派“世事洞达”的哲人气度，传统文明封建君子的特征。作为封建君子，白嘉轩有着与封建君子所共有的特征：仁义。仁义是他们的家风，同时也是白嘉轩得到了风水宝地后源自白鹿的某种神性，并由此化为仁义从他身上体现出来，成为他的性格。这种仁义体现在他对长工鹿三，“土匪”黑娃等不同身份的人的宽容大量,慈善大方上。我很欣赏白嘉轩的性格，但并不是保守思想，而是他的处世之道。白嘉轩的处世之道用一“冷”字足可概括。假如把《白鹿原》这部作品改为以白嘉轩为唯一主题人物的小说（当然不可乱改），白嘉轩由年轻到年老最重要的贯穿线应是他的意识成长过程。他的处事能力越来越给人以震摄、以信服，他无愧于族长这一身份。他的处事能力体现在他意识的强大，遇上天大的事也不愠不火，不急不躁。他是以超人的意识来做他的族长、“太族长”的。他的意识的强大即来自这一“冷” 字。平时能冷，遇小事能冷，遇大事同样能冷。记得当时还未读完这部书时，我做笔记写道：“白嘉轩之‘冷’，书中的冷先生亦非对手，以冷为姓再写其手段之冷都只是为了衬托白嘉轩之更冷……” ，后来被冷先生的一句话验证了“……你比我还冷。”但白嘉轩脑冷心不冷，体现在他的以直报怨、以德报怨上。但是,一旦触犯了族规，确切的说，是触犯到他认为不可逾越的规矩时，他就变得不能容忍了。当黑娃领回曾经作过大户人家小妾的小娥时，他不让她进祠堂,因为他认为小娥淫贱低下，“不是居家过日子的货” ；当看到白满仓之妻扯襟坦脯时，义正辞严，因为他认为她伤风败俗,违背了乡约；当仙草奄奄一息要求再见白孝文和白灵一面时，他打发鹿三到县城去转一圈就回来，置妻子的临终要求于不顾，因为儿子和女儿违背了他的意愿，走上了背叛家庭的道路……，此时的白嘉轩是铁石心肠,毫无人情的。白嘉轩的脑“冷”让我受益匪浅，我常想：“冷”是一门学问，学问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它需要有一定修养的人才可做到，但此种修养并非指“好人”才有的那种，它是一种修身的行为，它需要有较强的意志，在闹市亦能心静如水（闹市者，凡指一切可以打乱人的正常思维的人和事），有了心静如水，你才可以向“冷”发展。面对敌人的打骂，心中不发火是不可能的，面对让人悲痛的事情，不伤心也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在瞬息之间平静下来，不愠不火，不急不燥，然后去思考该怎样处理这些事情，那样的人才可以很好的做一个“冷”者。作为封建君子，白嘉轩身上也不可避免的有着封建思想的残留。由于白家权势的需要，他欺骗冷先生换地迁坟,机心深匿；不惜种植鸦片、大力兴办学堂送子女读书,亲自劳作是为了使白家兴荣发达；面对三儿媳迟迟不孕,却出此下策,竟叫兔娃传宗接代,却因他那根深蒂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观念；他出谋划策,为善为恶莫不从白家生存着眼。这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忠实守卫者却又有着超常人的意志力与使命感。白嘉轩个性矛盾而复杂，在他身上，存在着仁义与残忍的矛盾，刚毅与脆弱的两面性，开明与短视并存，正直与狡黠相伴，慎独与热情相依。谁也想不到，这样的社会环境之后，是这样的肮脏的水坑，所有的故事，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主题吧，只是让我们来评论一下，重新去解构，是自己，也是别人，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三、关于《白鹿原》立意之本与思想内涵

 

未来的文学史一定会记住1993年。这一年，《当代》杂志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载并出版了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霎时间，“《白鹿原》热”席卷全国，一度断言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的评论家们，也不得不在一年间几十万册（盗版则无以计数）的印数面前，重新思索这一久违的现象。有人把它归结为陕西文学界炒作的结果。这一说法既不符合实际，也是“红眼病”的症候（倒是后来“陕军东征”的几部作品有明显的炒作行为和“搭车”嫌疑），更多的人则在思索《白鹿原》这部厚重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怎样的美学命题。

（一）、《白鹿原》的创作动机——从《蓝袍先生》说起 1985年秋，陈忠实创作了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按照常例，一部作品一旦完成，关于这部作品的创作情结也随之结束，但是，《蓝袍先生》完结后，作家的心绪却久久不能平静，一股按捺不住的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创作冲动涌上心来，它触发并点燃了作家某些从未触动过的生活库存，使作家进入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之中。为什么陈忠实竟有这样强烈的创作冲动呢？这要从作品的主人公许慎行说起。“蓝袍先生”许慎行出身于“耕读世家”，为恪守爷爷许敬儒“耕读传家”的家训，遵从父亲“为人师表”的训导，他压抑天性，淡绝欲念，与丑妻相伴，从事神圣而庄重的私塾教育。解放后，许慎行被送往速成师范学习。在新生活的洪流中，他迂腐与畸形的行为模式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他脱下了象征着封建束缚的蓝袍，穿上了新时代气息的列宁装，并与敢于反抗封建婚姻的田芳在学习与生活中，建立了爱情关系，精神为之大变。在他们抗婚的道路上，田芳不畏家庭的阻挠，彻底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束缚，走上了自由道路，而许慎行却在父亲的威逼下，败下阵来。打成右派后，许慎行更是灰心丧气，彻底认了命。几十年后，丑妻死去，许慎行一度想再娶，最后却又自断残念。许慎行是一个横跨两个时代的乡村先生。旧时代，他在封建牢笼中生存；新时代，他依然为封建观念所摧残。脱去他外在的“蓝袍”容易，脱去他内心的“蓝袍”难上加难。吃人的礼教将许慎行视为无意志的易扭曲的工具，一个可由他人随意主宰的对象，几十年的“革命”也并未“革”掉真正应该革掉的“命”，反而使他变得更加软弱无力，加之左的思潮又与封建思想相混杂，于是，一个被封建毒汁浸透而全然不察的麻木者，一个一生扮演着悲剧角色的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的形象，就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令人悲哀的还有田芳的父亲。这位出身贫穷的农民，解放前因为穷而给女儿订婚，解放后他还要信守“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规条，坚决履行婚约。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死抱着封建的教义不放，将封建的杀人的精神屠刀牢牢地握在手中，执迷不悟地“捍卫”着封建奴隶的“尊严”。一幕多么令人可怕的悲剧！陈忠实在这个压抑得几乎令人窒息的悲剧故事中，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传统文化负面意识对人性的无情摧残，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人们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获得人的解放还有漫长的道路。实际上，陈忠实的思辨早在《尤代表轶事》中就有所表现。“四清”时，工作组长老安不明底细地依靠东沟“猿人”尤喜明在尤家村开展工作，使尤喜明在“天不灭尤”的狂喊声中，为非作歹。真正的劳动者成为漏划的地主分子，不劳动者成为农村“两极分化”的典型。尤喜明分得了补划地主尤志茂的两间厦房，他住的窑洞变成了阶级教育展览馆，每天接待前来接受教育的人员。他现身说法，成为专职讲解员，不劳动反而挣满分，他的境遇也得到许多“阶级兄弟”的同情，得到许多捐物，这使他十分自得。他也苦闷——借机捞个一官半职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几次“立功”的行动并未博得仅为完成“四清”任务的老安的赏识，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天，他突然听到文革开始了，“心猛烈一跳，不由地把胳膊抡起来，走路也有劲了。”他暂时还弄不清这场运动弄啥呢，但他想，最好农村也搞，有运动才热闹！尤喜明这个利欲熏心的无耻之徒，自卖壮丁五六次的油子，混入工人队伍中又因贪污案被解职的渣滓，心安理得地每年领救济的不劳而获的痞子，一心想借“运动”发横财的“疯子”，如王秋赦一般，竟常常成为我们所依重的对象，成为无所不在的“人物”，左的思潮与行为固然推波助澜，但这左的根源何尝不是封建的东西作鬼作祟。我们想起了陈忠实的另一部中篇小说《梆子老太》，这是《尤代表轶事》的延伸与扩展。“梆子老太”是一个农村妇女，因脸像梆子而得名。由于家里没有男孩，她从小受到田间劳动的训练，与男人一样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也因此反倒不会女工。这并无大妨，但成亲后不能生育的缺陷，令她在梆子井村抬不起头来。解放后，她因出色的劳动能力被选为“劳动模范”，还被乡长树为男女平等的先进典型，并号召人们向她学习，并将照顾村里烈军属与孤寡老人的任务交给了她。谁知一群年轻姑娘媳妇不愿与她干，原因是人们担心那些姑娘和她在一起也会传染上不生育的病症。这一可怕的传言几乎摧垮了梆子老太的生活勇气。此后，她开始注意某家媳妇是否会针线，某家媳妇是否开怀，希望能找到一个与她一样的女人，以证明她并非是孤立的存在。她因之与众人发生了误会，因之被人称为“盼人穷”。左的运动来临时，她成为阶级性、斗争性最强的人，成为左得人见人厌的可恶的老太太。妇女不会生育，这在传统观念很重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巨大的不幸，这使梆子老太产生了畸形的心理，问题还在于这种畸形的心理又正好与不正常的政治环境相遇，使其成为一种完全变态的心理顽症，进而以恶的方式影响社会与他人的生活。这就不独是个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社会的、历史的悲哀。 1990年，《灞桥区民间文学集成》编撰完毕，面对书稿，陈忠实想到了生活在这块特殊方位上的乡民们的文化心理。他说：“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⑾这些特有文化心理结构使得“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⑿这样，妇女、社会、时代、文化、心理、悲剧等因素被陈忠实痛切地在扭结在一起，成为他在历史的痼疾与现实的谬误中，反思中华文化，解剖中国历史与社会及其民族命运的支撑点，而这又在《白鹿原》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二）、人物谱系及其意蕴，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从《白鹿原》的人物谱系入手作一详细的阐明。在《白鹿原》中，陈忠实主要写了这几类人物：1.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白嘉轩、朱先生、冷先生；2.封建礼教的牺牲品：A.做稳了的奴隶：鹿三；B.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田小娥、兆鹏媳妇、白孝文媳妇；3.封建势力与政治势力的结合者：田福贤；4.封建势力与政治恶势力的依附者：鹿子霖；5.封建礼教的污浊物：白孝文；6.推翻封建恶势力的先觉者：鹿兆鹏、白灵；7.推翻封建恶势力的目标不明者：黑娃、鹿兆海。他们构成了《白鹿原》的人物谱系，也蕴含了《白鹿原》的思想内涵。先说第一类人物：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白嘉轩、朱先生、冷先生。白嘉轩是封建的家长，他先后七次破财娶妻都只是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他办学堂，送子女上学，亲耕垄亩，身体力行，恪守封建的伦理道德和人生信条，是为了捍卫一个家长的权威与地位。他还是一个族长，他顽固地推行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残酷地绞杀着一切不符合封建族规的言行。孝文辱没族规，他严厉整饬；田小娥情欲难度，他残忍地惩处，直至田小娥死后建塔以镇“妖”。足见封建的文化幽灵是怎样的阴魂不散。白嘉轩偶尔也反封建，“谁再敢缠灵灵的脚，我就把谁的手砍掉”，惊天动地。白嘉轩性格的最光辉点是“交农事件”后，他称赞鹿三说：“你是人。”这也是他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可惜的是，这只是一闪念而已。冷先生面对自己的女儿无爱的婚姻，冷面无情，要求其女儿宁可死去，也要恪守从一而终的古训，维护封建礼教的“尊严”，同田芳的父亲一样触目惊心。说朱先生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一定会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把她（田小娥）的灰末装到瓷缸里封严封死，就埋在她的窑里，再给上面造一座塔。叫她永远不得出世”的恶语，就出自朱先生之口。同样，他坚定地维护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主张“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是典型的以“义礼”压制和限制人欲的“中庸之道”。不错，朱先生禁烟，退兵，修县志，立乡约，赈灾济民，在国难当头之际，高呼民族兴亡，匹夫有责，意欲投笔从戎，甚至死后带有箴言性质的墓砖上都刻着：“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日为止……”，这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民本思想所致。他不求仕宦，不闻世风，淡泊明志，则是道家出世思想的必然显现；作为一个关中大儒，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浸透在他的骨髓中。在这二者中，儒家的思想占据上风，儒家思想中，“中庸之道”又具核心地位。这一点，我们再从人们争论最多的焦点问题：“国共之争无是非”中得以解答。兆鹏做出一副轻松玩笑的样子问：“先生，请你算一卦，预卜一下国共两党将来的结局如何？”朱先生莞尔一笑：“卖荞面的和卖盒酪的谁能赢了谁呢？二者源出一物喀！”兆鹏想申述一下，朱先生却竟自说下去：“我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同小异，一家主张‘天下为公’，一家昌扬‘天下为共’，既然两家都以救国扶民为宗旨，合起来不就是‘天下为公共’吗？为啥合不到一块反倒弄得自相戕杀？公字和共字之争不过是想独立字典，卖荞面和卖盒酪的争斗也无非是为了独占集市！国共之争，是非鲜明，朱先生岂能不知！但儒家的中庸哲学使他“内圣外王”，这与他不介入政治纷争的思想一脉相承。因此，朱先生不是在历史的潮流中，感应时代的洪流，而是信守儒学，维护旧义，使他既成为儒家文化的最后一位守望者，独行人，也成为儒家礼教的终结者。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巴金笔下的觉新等，是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人物。但那多是“欲做奴隶而不可得”者，鹿三则是“做稳了的奴隶”。鹿三是有尊严且自信的劳动者，也是凭自己的诚实和出类拔萃的农技赢得东家充分信赖的长工。他和东家不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而是相互信任、充分理解、各尽职责的主仆关系。鹿三将主子白嘉轩视为“仁义之人”，白嘉轩也将鹿三视为同宗兄弟，一个“非正式的，但却不可或缺的”成员，而不是奴仆或奴才。他很真诚地称他为三哥，让孩子称鹿三为叔，鹿三对白嘉轩也不称主家，也不称掌柜，而是直呼其名，自然是官名白嘉轩。有事商议时，白嘉轩还将鹿三请到尊贵的座位上共商共讨。小说中白嘉轩被土匪打断的腰养好后，重新回到地里和鹿三一起耕地的情景，堪称描写主仆之间温情脉脉的绝妙之笔。当鹿三犁过一遭在地头回犁调犍牛的时候，白嘉轩扔了拐杖，一把抓住犁把儿一手夺过鞭子，说：“三哥，你抽烟去！”鹿三嘴里大声憨气地嘀嗒着。“天短球得转不了几个来回黑咧！”最后还是无奈放下了鞭子和犁杖，很不情愿地蹲下来摸烟包。他照着白嘉轩把犁尖插进垄沟的一声吆喝，连忙奔上前去抓住犁杖：“嘉轩，你不敢犁地，你的腰……”白嘉轩拨开他的手，又一声吆喝：“得儿起！”犍牛拖着犁铧朝前走了。白嘉轩转过脸对鹿三大声说：“我想试一下！”鹿三手里攥着尚未装进烟末的烟袋跟着嘉轩并排儿走着，担心万一有个闪失。白嘉轩很不喜悦地说：“你跟在我旁边我不舒服。你走开你去抽你的烟！”鹿三无奈停住脚步，眼睛紧紧瞅着渐渐融进霞光里的白嘉轩，还攥着空烟袋记不起来装烟。这种如亲人间的温情，似田园诗般的主仆关系，确乎不同寻常。问题也恰恰就在这里。中国的阶级关系往往被温情脉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所掩盖，统治阶级的思想不仅浸蚀于每一个统治者，而且也浸蚀于每一个被统治者，特别是没有文化的小农生产者，他们的麻痹和沉湎更令人痛心疾首。普通的劳动者鹿三心安理得地接受封建文化的奴役，死心蹋地地维护封建教义，不惜杀死儿媳以正伦理，封建礼教吃人的面目何等隐蔽，何等狰狞！田小娥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出身于读书人家，模样也姣好。命运不济令她嫁给一个70岁的郭举人做妾，过着非人的生活。她与黑娃自然萌生了爱情，尽管这种爱情源于性爱，却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义理最有力的反抗。她被逐出门外，与黑娃回到原上，远离众人，过着虽贫贱却自由的生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摆脱被奴役被欺凌地位的基本的生活状况都被完全打碎。她先是不准入祠，后又意外地卷进了一场“风搅雪”的运动，失却了丈夫黑娃保护，重新沦为孤立无援、生计无门的女子。鹿子霖乘人之危加重了她苦难的生涯，白孝文情欲相悦将她推入了封建宗法社会的深渊。她为众人所憎恶，为众人所不容。问题不在于她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破灭了自身的理想，而在于制造这一悲剧的是她的亲人——她的公公鹿三。她临死前那声惊恐、悲凄、绝望的呼喊“阿……大呀……”，不仅是田小娥个人凄婉的哀鸣，也是中国无数被礼教所吞噬的妇女的哀鸣。鹿三去杀田小娥并非受他人的指使，有学识又懂礼仪而且仪表堂堂的族长的继承者白孝文因田小娥而沦落到土壕里坐待野狗分尸，自己的儿子黑娃也因田小娥而落草为匪，其中的痛苦令鹿三不堪回首，仇恨灭杀之心自然滋生。田小娥作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心爱的黑娃的父亲会举刀杀她，她临终前的绝叫令人颤栗，也使鹿三脑海中的封建观念开始坍塌，并最终崩溃。听听田小娥借鹿三之口诉说的冤屈吧，这同样是一部血泪的控诉书！ “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人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月。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你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认，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根蒿子棒棒儿，你咋么着，还要拿梭镖刀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至于兆鹏媳妇、白孝文媳妇至死没有赢得做人的权力，即使是仙草，又真正拥有多少做人的权力呢？区分部书记和总乡约田福贤，不同于完全依附政治势力的职业党棍岳维山，他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必然与封建势力及政治势力相结合。他心狠手辣，血腥镇压农协与农民运动，残暴地反攻倒算，以釜底抽薪、外松内紧以及感化的方式消解了村里的紧张氛围。他是统治阶级的帮凶，鱼肉人民、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是其本性。他最终难逃人民的惩处是历史的必然。而钻营权势的鹿子霖千方百计地依附于封建势力与政治势力，自觉地充当国民党统治在白鹿原上的忠实走狗，以卑劣的行径与白家相争斗。德行的龌龊，使他的结局罪有应得。白孝文的堕落是封建文化的糟粕对人本性的腐蚀而导致的美质的泯灭与恶质的浮泛。他曾是白氏家族寄予厚望的继承人，知书达礼，非礼勿亲，俨然一副继任族长的派头。但在田小娥的诱骗下，他致糟糠之妻于不顾，嗜毒偷欢，败落家业，沦为乞丐。他与田小娥事发前和事发后的“不行”与“行”，深刻地喻示着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灵魂的桎梏。他后来的命运也是不测的历史留给人们的深思。最后的二组对立人物是推翻封建恶势力的先觉者鹿兆鹏、白灵和推翻封建恶势力的目标不明者黑娃、鹿兆海。鹿兆鹏建立了白鹿原上第一个党支部，并始终在原上为推翻封建恶势力而坚韧斗争，几经挫折才获成功，说明封建恶势力的强大与顽固。与鹿兆海掷币决定入“共”的白灵，未曾料到自己会惨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而入“国”的鹿兆海同样也没想到报国的鸿志也是以悲剧告终。这种无奈与尴尬是历史真实的自然显现，也是作家反讽历史的艺术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