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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上海豫园花园东墙外的小路即“安仁街”，它是以历史地名“安仁里”而得名的，原来的豫园大门就开在安仁街，与潘允端的私宅对峙。到了明末的天启、崇祯（崇祯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朝）年间，潘氏家族衰落，祖产已保不住了，“世春堂”就卖给了“范比部香令”。“比部”在明清多指刑部的官吏，上海的县志中未收录“范香令”此人，倒是《阅世编·卷五·门祚二》中记：“范香令文若，生而英敏，九岁能文，年十七而举于乡，成万历己未（1619年）进士。两仕剧邑，著绩，迁部曹。以家隶发难，被刺而卒。子五人，四有文名。鼎革以后，世业竟无余矣。”这位范香令也是上海人，十七岁就考取举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曾两次出任大县的知县，后调刑部，就是他买下了潘氏的“世春堂”。不过，可能范家为人不仁，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家奴造反，把范香令及他的母亲杀了（这也许是范香令未被县志收入的原因），而他的子嗣也无能力守住家产，“世春堂”就被天主教传教士潘国光（字用宾，意大利传教士）收买，大修后改作天主教堂——敬一堂。在现代的著录中，大多认为是徐光启的孙女从潘氏手中买下“世春堂”捐献给教会的，未详出典何处。 清兵入关后，上海的豪宅大多被毁，而“世春堂”是西洋教会产业，而当时清廷委任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德国人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使上海的“世春堂”不但未遭兵燹，“而规制视昔有加”。钦天监是古代中央政府设立的掌管观察天文、编修历法的官署，相当于今日的中央天文台、气象局，从明朝后期起就聘用西方传教士担任监正。中国是古代天文学很发达的国家，但到了16世纪后，西洋的天文学已明显比中国先进、发展。古代，常用计算、预测日食、月食的发生时间及过程来检验天文历法的水平，据记载，自西洋传教士任职钦天监后，传教士预测的日食、月食的发生时间和过程明显比中国官吏准确，于是由妒忌而生恨，中国官吏反对、排斥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不断发生，并发展为排斥、反对天主教的斗争。康熙五年（1666年），汤若望反对清政府收复澳门（澳门是中国天主教的大本营），被钦天监监正杨光先“上书攻之”，于是清廷除了将汤若望逐出北京外，还下令将所有的西洋传教士逐出中国。不过仅几年后，即康熙九年（1670年）清廷又聘用汤若望的助手、比利时籍传教士南怀仁管理钦天监，这个禁令才被解除，上海的“敬一堂”又由潘国光收回。 叶梦珠寿约六十几岁，于清康熙中期逝世，在叶梦珠逝世后的康熙中后期，中国士大夫与西洋传教士之间的冲突更加严重，这次的冲突集中于关于中国的“祀祖祭孔”的礼仪。“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孝的内容很多，其中包括对祖先的祭祀，而西洋传教士则认为祭祀是一种“迷信”，应该废除。 孔夫子是中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自从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夫子的地位不断上升，代表儒家的“四书五经”，不仅是读书人必读的书，也是科举考试的主要教材和内容，至迟到元初，中国还规定于每年仲春、仲秋的第一个“丁”日隆重祭祀孔子，称之“丁祭”，而西洋传教士积极宣扬耶稣才是拯救世界的圣人，反对或阻止教友、信徒祭孔。终于在清雍正二年和十年（1724年和1732年），清廷宣布天主教为“劝人为恶”的非法宗教，将全部西洋传教士逐出中国，取缔天主教，全国的天主教产业一律充公。在中国称之“禁教”，而对教会来讲，就称之“教难”。当然，包括“敬一堂”在内的上海天主教教产全部被充公了，上海的天主教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远离市区的郊区活动。 进入近代以后，局面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中已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1844年7月13日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又规定：“合众国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实际上承认了基督教在中国开放口岸建立教堂和传教的权利。 1844年10月24日中法也签订《黄埔条约》，其中规定：“法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事实上也承认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权。但是，由于清廷在签订中法《黄埔条约》时，并没有明令取消雍正时取缔天主教的禁令，所以，各地均发生了不少阻止或打击天主教开展活动的事件。在此情势下，法国政府和教会也被迫承认：“这些都是借宗教名义的坏人们干的坏事，与西洋各国信奉的宗教无关。” 一直到1845年8月，法国公使刺萼尼在澳门拜访中国全权大臣耆英时，详细报告了法国教会在华活动情况，并希望耆英对全国的反天主教活动加以阻止，耆英就此事上奏皇帝，讲：至于外国传教士“只准其在通商口岸建堂礼拜，不得擅入内陆传教，倘若违背条约，越界妄行，地方官一经拿获即解送各国领事馆”，皇帝在奏折上御批“依拟，钦此”。于是，耆英的奏折就成了“上谕”，实际上解除了雍正的禁天主教令。对天主教的禁令正式解除后，法国公使和天主教最早想到的问题就是争取收回在雍正年间（1723—1735年）被中国政府籍没的教产。法国人史式徽著《江南传教史》中收录了1845年12月和1846年5月法国公使刺萼尼和传教士南格禄的两封信的部分内容，讲： 刺萼尼公使是很老练的，他去拜访上海道台时说：“我去拜访两广总督（指耆英）时，他给了我一件宝贵的礼品，给中国人民颁布了拜真天主的自由。我这次荣幸地来拜访阁下，希望阁下也能送给我一件贵重的礼品。”接着，公使就提出了归还旧教产的要求。 道台一听到这个要求，便不加考虑地连连宣称，这完全越出了他的权力范围，他无权处理；还说，如果上海民众见到一百多年来已由皇帝敕令充公的产业复归于洋人，他们定将反对。法国人第一次提出索还被充公的教产请求被上海道拒绝了。但是，法国人并没放弃索还教产的计划。1846年初，刺萼尼公使再次到了广州，拜访了两广总督耆英，希望耆英慎重考虑是否会因教产问题而导致中法关系的紧张化。在法国人的威逼引诱下，耆英只得同意将此事上报皇上。1846年3月18日，耆英在广州宣布了2月20日上喻：“天主教教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然不同，业已准免查禁。为此皇上钦定，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如勘明确实，准其归还该处奉教之人”，“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凭着这道上谕，法国人就直接向上海道索还教产。 1847年11月21日董家渡天主堂在赵方济主教主持下奠基动工，由辅理修士马义谷承担设计和监造。旋不久马义谷因教务暂离，改由方济各会神父芒吉里监造，但这位神父根本不懂建筑，而施工的中国工匠也无法理解这座形状与中国建筑完全不同的教堂应该如何施工，所以教堂造了一半就倒塌了。教会只得请监造徐家汇教堂的罗礼思神父来负责监造。由于天主教刚恢复合法地位，教会资金严重不足，虽然教会向法国皇帝争取拨款，但当时法国也处于“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时期，无法向海外教会提供经费，所以董家渡天主堂工程多次被迫停业施工，最后，终于放弃了原设计样式，取消了上层一排玻璃窗和中央的大圆顶，高度仅为原设计高度的三分之二，而宽度并没改变。和正规的教堂建筑相比，它显得扁平而又臃肿，谈不上西洋建筑的规矩之作，但其毕竟是上海老城厢出现的第一座西洋天主教堂，也是保存较好的近代西洋建筑。它已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据卜舫济著《上海简史》中讲：“教堂内有一座法国神父手制的风琴，以竹为管，状极殊奇，全世界迨无其匹，至今前往参观者，堂中人犹特为之示，目为奇物”。可惜，这座风琴今已不知去向了。 洋泾浜天主堂 圣若瑟天主堂位于今四川南路36号，因坐落在原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南岸，故也被叫作“洋泾浜天主堂”。有的著作中讲该堂供圣若瑟为“主保”，故名圣若瑟堂。其实，这仅讲对了一半。早在明代，天主教耶稣会已在澳门建立三巴大教堂，该堂是主教堂，下设“圣若瑟神学院”，这里毕业的学生就被派遣到中国以及东南亚传教。洋泾浜教堂是耶稣会机构，该堂神父主要来自圣若瑟神学院，才被叫作圣若瑟堂。 在1849年法租界开辟之前，上海北城墙与洋泾浜之间十分荒凉，周围除了少量民宅外，大多是坟地。所以，当天主教获得这块土地后，仅建造了一个简易的教堂和传教士住宅。法租界建立后，这里的人口才逐渐增加，但信徒们宁可走上几里路到董家渡教堂做礼拜，也不愿呆在这个简陋的洋泾浜教堂。但是，当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后，从法租界到董家渡的道路已被切断，人们只得到洋泾浜教堂做礼拜了。于是，该堂做礼拜的信徒增加了，原来简陋的教堂已不能容纳信徒，便决定拆除重建。该教堂于1860年4月15日奠基动工，第一期工程于1861年6月29日竣工。它也是现今上海保存较好的近代西洋建筑，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明末，传教士郭居静陪徐光启回上海守制时，徐光启就在自己南门外老宅——双园之西建了一座圣母堂。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外国传教士潘国光被逐出上海，并客死广州，后来上海的天主教信徒就出资将潘国光的遗体运回上海，就下葬在这里。实际上在此之前，另一位中国籍牧师吴历已先潘国光葬在这里了。 大概在清代初期，这座圣母堂附属的土地已作为天主教墓地，主要安葬客死上海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籍牧师。在雍正禁教时，圣墓及教堂产业也被没收充公，因为这里是城外冢地，充公后的墓地没有被使用，一直荒芜着。所以，当1846年上谕归还教产时，办了移交手续后就归教会了，并一直作为传教士专用坟地。今天陆家浜路南有条叫“天柱山路”的小路，解放前叫作“天主堂街”，就是由圣墓旁的“圣墓堂”（圣母堂）而得名的。 按理，当1846年清政府同意以城外三块土地作为老天主堂的补偿后，老天主堂产业应该属于中国公产了，但是，1856—1858年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战败，并分别与各国签订和约，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中规定，中国必须将以前充公的教产无条件归还天主教会。而1860年太平军东进期间，清廷为了与租界建立联合防御，同意让出部分主权作为交换条件，这样，产权上归属中国政府的老天主堂又被上海道拱手送给了法国天主教。 1861年2月19日，上海道将老天主堂产权归还给法国驻沪领事爱棠；次日，外国传教士年文思又正式任命中国籍神父余伯禄为该堂堂主。接着，中国人就把始终视为神圣的敬业书院和关帝迁出老天主堂，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损伤。一位法国人是这样描述当时情景的： 道台经过再三考虑，乃决定归还老天主堂教产。战神（外国人弄不清关帝是何神，见其手持大刀而误为战神）塑像决定搬运到西门附近的另一所庙里，搬运前人们谨慎小心地把红纸条封住塑像的双眼，说是为了掩住他的眼泪，也有人说这是象征他流的泪是血泪。 而与此相反，当法国天主教会选定1861年4月7日——耶稣复活瞻礼后的第一个主日举行隆重的老天主堂复堂仪式。“这一天早上九时，由大十字前导的迎宾大队，从圣堂出发到法国兵营所在地的豫园湖心亭茶室，迎接孟斗班将军及其随从军官”。一位记者描述得更为活龙活现： 我幸福地联想到大十字架的辉煌胜利，它从遭窘难，被迫隐藏在黑暗之中，而今日却能庄严地在满是外教人的城中心的大街上巡回游行。这些教外居民目睹我们庄重的教礼教仪，十分惊讶，满怀着崇敬。 年文思主教在仪式上向法国军官致谢：“老堂的归还，说明了教外人的战神已被教友的保护神战败，迫使他不得不归还这不义之财”。——确实，这是近代中国之悲剧，中国的“战神”确实无法抵挡外国的军队，但随着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人民必将会击溃任何入侵的敌人。 “敬一堂”是上海最老的天主堂，俗称“老天主堂”，今址为梧桐路137号。1938年，教会在这里创办上智小学，1953年改为梧桐路小学，据清《光绪上海县续志》中记载，当年传教士们在天主堂的空地上种植了多株梧桐（悬铃木，即今人所谓的“法国梧桐”），在盛夏季节，高大的梧桐树枝叶遮盖了整条街，于是，天主堂前的路就被叫作“梧桐街”，即今梧桐路。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民居大多为砖木结构，而砖木结构建筑的使用年限有限，如遇兵燹、火灾，瞬间即可烧毁，所以，上海真正保存的清代建筑寥寥无几，屈指可数，而有据可查的明代民宅，大概仅“世春堂”一处，而且昔日的画栋雕梁基本完好，属于上海的“国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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