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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板桥天主堂建筑群：贵港分布最密集的天主教堂
八塘镇三板桥村分布有三座天主教堂，分别是黄屋天主堂、江屋天主堂和李屋天主堂，黄屋、江屋和李屋均是三板桥行政村的居民屯。据统计，整个贵港市辖三区共计有十三处注册登记的天主教宗教活动场所，除了市区县东街天主教堂外，其余十二处天主教信众活动据点均分布在市辖区诸乡镇，而城区以南12公里外的八塘镇三板桥村则以坐拥三座天主教堂显得最为密集，占市辖三区天主堂活动点的1/4。一村有三座天主堂，不止是贵港市，即便是在全广西也是相当的罕见。三板桥村的天主教堂如此密集分布的背后，记录了一段西风东渐的宗教传播之路，更是一段激荡风云的历史篇章。
民国《贵县志》记载：“旧派天主教清光绪初年传入县属，赁县城民居称道，后在万寿街建天主堂。……桥圩三板桥天主堂清光绪初设立。”当时民国乡镇区划时为“桥圩区八塘乡三板桥村”，故民国县志称之为“桥圩三板桥”。天主教在光绪初年（1874年）传入贵县，在县城赁用民居作为传播活动据点，与此同时，在三板桥也设立了天主堂活动点，可见三板桥村的天主教传播历史时间与贵县县城是相同的，时距龚政编纂《贵县志》时的1934年有60年历史，距今则已有140年的悠长历史。
最初在县城的天主教布道活动场所是赁借民房，后于民国十年（1921年）建成一座宏伟的法式天主教堂（在本系列连载之十《天主教堂遗存》有提及），而三板桥天主堂传播活动据点则由最初的一处演化成三处，反映了天主福音在这个郁江平原上的小村庄扎根之深，影响之广泛。。
从中南半岛这处后来名符其实的“法属支那半岛”连接中国南部区域，广西是最直接的通道桥梁，因此清代的广西省在晚清时代是法国殖民主义者争夺的老大中国的重点区域，法国传教士正是法帝侵华的先锋与探路者。1879年，法国人在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中段的上思县城建立了广西第一座主教府，当时仅有上思县、西林县和贵县三地建有天主教教堂活动点，法国籍神父7人，信众约500人。在中法战争前夕，除了上思县、西林县这两处地处广西西部山区边境县份外，仅有贵县是地处人口稠密的沿江平原地区，成为天主教在广西早期传播过程中由山区突入平原的一处触角。
西方宗教传教士伴随着其母国“远播”东亚的历史，同时也是一段被侵入国人民的反传播历史。在天主教传播与反传播渗杂的过程中，广西爆发了数件全国闻名的“教案”，其中尤以“三板桥教案”为甚，其影响程度仅次于引爆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西林县马神甫事件”。
当代的《广西通志》在“教案事件”中详尽的描述了发生于整整130年前的举国上下共赴国难的大背景下“文明与血腥”对立冲突的一段历史波涛。
清光绪九年(1883年)秋，贵县奉命募兵援越抗法，不少年青的天主教徒前往应募。正在贵县传教的法国籍李神甫为了破坏援越抗法，阻挠教徒报名应募，还四处散布谣言，污蔑援越抗法斗争，并且以逐出教会，收回出租田地等相威胁。江三开等教徒不顾神甫的反对和阻挠，毅然投军。江三开面对神甫的破坏活动，再联想到往日里，神甫依仗教会的权势，出租教会田地，重利剥削教徒，并且利用神权阻止教徒祭祖先等行径，便召集了几十人，前往三板桥教堂找李神甫质问、评理。李神甫紧闭教堂大门，不让人们入内。先是抵赖，然后又开枪示威，企图驱散人群。愤怒的群众在江三开的带领下，冲进教堂，烧毁了教会的帐薄、借据，又开仓分粮，拆毁教堂，并将李神甫绑送县衙。这就是发生在清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前夕的贵县三板桥事件。虽然李神甫后来得以逃脱，但受此事影响，贵县其他教堂以及邻近的郁林、桂平、武宣等地也相继发生拆毁天主堂，驱逐传教士的事件。
法国取代中国成为越南的宗主国后，法帝加速了对广西的殖民步伐，天主教势力得以发展壮大。1891年，法国传教士司立修将主教府由上思县迁到贵县，直到1899年，又将主教府由贵县迁到南宁。在贵期间十年，天主教在广西，尤其是在贵县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信众遍布郁江南北。1902年，法国传教士培养的广西首批三名修生学成毕业并晋升为神父，广西天主教区首次有了中国籍神父，其中黄鹤鸣神父正是出自三板桥村黄屋屯。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的宗教政策进一步落实，信教自由成为公民自由，受国家宪法保护，广大信教群众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教会房产得到安置，三板桥村黄屋、江屋、李屋诸姓广大信教群众重建了天主教堂，恢复了持续一百多年的家族信仰传统，忠守天主十诫，成为贵港多元文化汇聚中最为浓郁的异域风情，成为建设和谐族群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