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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在文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在科场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他从19岁参加科考，反反复复考了44年，竟连个举人也没考上！直到蒲松龄71岁那年，才按例补了个岁贡生。能够写出精彩绝伦的《聊斋志异》，却写不好八股文，如此高才为什么屡试不第？他是不是块读书的材料呢？ 蒲松龄画像 蒲松龄出生在山东一个小康之家，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屡试不中的文人，于是弃文经商，把入仕的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尤其是四个子中最聪明的蒲松龄身上。蒲松龄从小就在乡里以“神童”著称，小小年纪就会作诗写文。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19岁的蒲松龄去考秀才，拔了一个头筹。正当蒲松龄信心百倍地要在接下来的乡试中再显才华的时候，命运却与这位文高手开起了残酷的玩笑。 顺治十七年(1660年)和康熙二年(1663年)，蒲松龄两次参加乡试，两次名落孙山！蒲松龄很感意外。然而京城传来的消息更使他意外：朝廷宣布改变考试制度，将三场改为两场，而且不再考八股文了。谁知康熙四年(1665年)又恢复原先的考试办法，康熙五年(166年)又去应考，这次还是榜上无名。接下来再考，依然望榜兴叹。康熙十七年(1678年)，蒲松龄又考，还是未被录取。 但是蒲松龄还是不想放弃登科的愿望。于是，他从少年考到中年，从中年考到了古稀，终究无法从秀才跃上举人的台阶。这是为什么？蒲松龄不解，别人也纳闷，于是猜测纷纷迭起。 《聊斋志异》名篇—崂山道士 有人认为，蒲松龄屡考屡败，最主要原因还是他的八股文写得不符合录取要求，缺乏写作八股的技巧。文学大师竟然缺乏写作技巧，这听起来很荒谬，可实情也许正是这样。八股文不同于文学作品，这种明清两代一直沿用的考试文体十分特殊，是糅合了散文的章法、骈文的排偶和近体诗格律的一种特殊文体，它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驾驭着安邦治国的娴熟语言，破题承题，起进提比，束结落下，面面俱到，要写好考卷上的题目，难度系数的确是很大的。蒲松龄也许对八股文或策论表制不大感兴趣，因此用功不够，没有积累起足够的应试写作技巧，所以无法博得考官的赞赏，失败是自然的。 《聊斋志异》人物仇大娘 还有人推测，蒲松龄性情率真，喜欢浪漫的鬼狐故事，其文风必然受到“异端”“邪说”的影响，尽管其文字技巧无可挑剔，但是过于标新立异，不合八股文的标准，不够四平八稳，考官读后恐怕就要大摇其头了。蒲松龄的好友孙蕙曾给他写信说:“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话虽不多，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蒲松龄屡试不第的要害。 关于蒲松龄考场失意的原因，语林先生还提出了一个很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蒲松龄是为清朝的文字狱所累，才丧失中榜机会的。原来，顺治帝特授意老臣范文程在京郊开了家文昌旅店，大张揭帖，声言凡来店住宿者，只要能连续对出店主的上联，不但吃饭不收饭费、住宿不收房钱，临别还有十两纹银奉赠，用意在于网罗并发现人才，为己所用。 蒲松龄刚进此店，范文程就迎上来，张口成联:“大雨挡行人，谁做相公之主？” 蒲松龄放下雨伞，抱拳作揖:“苍天欲留客，君为在下的东。” 范文程微笑颔首，让进客人高声喊:“呼小徒，端清茶待客。” 蒲松龄不客套，带笑回答:“烦东家，赐美酒洗尘。”于是范文程摆下酒席接风。 恰好范文程的表弟从重庆到来，范文程随即出对:“表弟非表兄表子。” 蒲松龄接道:“丈人是丈母丈夫。” 范文程又出一联:“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 蒲松龄脱口而出:“一人成大，大邦大国大明君。” 当晚，范文程对蒲松龄的才能大加赞赏，又送给他十两银子。蒲松龄高兴地打道回府，万万没想到范文程却向顺治皇帝告了他的御状，说他“恃才疏狂，不说圣朝”，理由即是那句大邦大国大明君”的下联。“明”正是被清取代的明朝啊。顺治本想把蒲松龄收捕入狱，碍于联对之间，口说无凭，于是决定“永不录用”。 顺治死后，康熙自然“禀遵圣训”。可惜蒲松龄先生蒙在鼓里，稀里糊涂地被压制了一生。这个说法近似民间传闻，真实性很值得怀疑。 乾隆三十一年青柯亭本《聊齋志異》 经过一次次的科场失败，回首“萧条无成”的赶考之路，年过花甲的蒲松龄这才明白了“岂为功名始读书”的道理。他的夫人刘氏也趁机劝他说“君毋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鼓吹为快？”蒲松龄这次听从了夫人的规劝，当下断绝了去考举人的念头。从此再不为那些功利诱人的八股文绞尽脑汁，只管一心一意坐在聊斋南窗下面去写他的书了。 作为蒲松龄来说，腹中积有如此才学，苦熬40年居然没有考上举人，也许这是他终生的最大遗憾。但是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胜过了无数的举人、进士和状元，没有人还记得那些八股文大师，却永远地把蒲松龄印在了心里。 蒲松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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