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巴嫩导演娜丁·拉巴基的作品《何以为家》在第71届戛纳电影节获得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奖后快一年，导演本人终于带着这部电影来到中国，除了宣布影片将于4月29日在中国上映，还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导演娜丁·拉巴基在这部电影的观看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能保持平静和漠然，痛心、震动、愤怒，几种情绪交替出现，电影中孩子们的遭遇远远超过我们的生活见闻，甚至是想象。即使是关于底层儿童命运的社会新闻，也无法提供这样的切身感受。《何以为家》的故事从法庭展开，幼小的男孩儿在法庭上控告父母，说他们不应该把自己生下来。男孩儿和姐妹兄弟们多人生活在破旧屋中，没有床睡觉，没有饱饭吃，没有人能上学，没有人有身份证明，他从很小就开始做工赚钱，亲生妹妹甚至被父母强迫嫁给一名成年男子做妻子，就为了换来一些食物。他拼命反抗却被父亲打，离家出走之后，遇到另一位难民母子，之后他们一起遭遇了不幸。 何以为家 (2019) 2019-04-29 上映 黎巴嫩,法国,美国 娜丁·拉巴基 赞恩·阿尔·拉菲亚 导演说，为了采集这些素材，她调查采访一共做了三年。每一个和她聊天的孩子都说“我不想活着，我更愿意去死”。这是电影中赞恩对父母控告最直接的来源。她去到法院、监狱、贫民窟、难民营，见到的家庭越多，得到的触动越多，她觉得这些孩子的话都应该通过男主角赞恩的嘴说出来，于是就有了那句对父母，也是对社会的控诉。演员出身的导演娜丁·拉巴基，却在这部电影中全部选择素人演员，包括男主角赞恩在内，很多人都是真正的难民。她自己仅在其中客串出演了几个镜头。为了和素人的节奏更好地适应，影片拍摄时间足足花了六个月。她希望这部电影呈现出来的是最真实的样子，全部采用自然光，大量手持摄影，甚至不给演员剧本，不会喊开机喊停。她希望将每个素人的真实样貌放到场景中，让他们用最自然最本来的面目去讲出台词。电影放映结束之后，有一位中国导演提问娜丁：这部电影是如何通过审查的？很容易理解的是，黎巴嫩政府并不希望被国外看到自己国家的这一面，但是导演和制片方经过了艰难的沟通，最终让《何以为家》得以上映。她说：“电影是改变的开始。”导演采访实录：你生活中经常能见到这样的故事吗？娜丁·拉巴基：是的，这就是我生活中看到的，总有很多孩子被剥夺基本的生存权利，很小就要开始干活儿，不能上学，女孩儿们年纪很小就被迫嫁人，有些孩子甚至睡在街上。你是不是做了很多实地调查，可以分享一些细节吗？娜丁·拉巴基：是的，调查和研究做了三年，和很多孩子、很多家庭聊天，和相关机构咨询，还有很多律师和法官，去到了法庭和监狱，从不同角度延展这个故事，尝试更加全面的展现现实。所有细节都在电影里，电影呈现出所有我看到的，所有戏里演员的真实生活，他们都是普通人，不是职业演员。我们在真实的房子、真实的贫民窟、真实的拘留所、真实的监狱拍摄。我看到的所有细节，都呈现在电影里了。在拍摄中，我们也尽量不去打扰演员的表演，就让他们像在自己的生活中一样。电影里赞恩控告父母生下他，这个念头从何而来？娜丁·拉巴基：在三年的调查中，我和很多孩子聊天，他们被父母忽视甚至虐待，我每次都会问他们“你们觉得活着开心吗”，但很不幸，大多数孩子都告诉我“不，我更愿意去死，我希望我从没有出生过，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到世上”，他们说“如果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关心我，我饿了没有吃的，睡觉前得不到晚安吻，我从来没有听过夸奖的话，我只会被打、被虐待、甚至被强暴，为什么我要活着”。这些话震动了我，也给了我创作的灵感。电影想要呈现他们的愤怒，他们想要控告父母，其实是要控告这样的世界，他们是想说“你不配拥有我的存在”。我也被很多照片所震动，那些照片不止来自我看到的这些孩子，还来自全世界，全世界都发生着这些悲惨的故事，我记得看到一张照片，一个难民孩子死在土耳其沙滩上，我想知道，如果他还能说话，他会对这个世界说什么。还有那些在墨西哥边境被迫与父母分离的孩子，如果他们要说话，他们会说什么。所有这些孩子的话，我都希望通过赞恩的嘴说出来“为什么会让这一切发生，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样的噩运中”。电影里赞恩的爸爸说：这不是我的错，但是作为创作者，你会站在父母的一方还是孩子一方？娜丁·拉巴基：这是不可能做出选择的，不管是站在谁的一方都很难。因为这些父母也是体制下的牺牲品，他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他们也是这样被虐待被无视长大的，他们的母亲也是很早被迫嫁人，他们没有上过学，没有任何身份证明，这样一代代循环，这确实不是他们的错。整个社会制度让这一切重演，有太多事情需要解决，而教育是最重要的，这些人都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甚至没有机会在生活中自由呼吸。所以他们自然不知道如何爱孩子，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当你问他们，为什么要生下这么多孩子，他们会告诉你，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停止生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做，没有人教过我。说出要唤醒他们的话很容易，但是做起来真的太难，做出改变太难。所以很难说我是站在赞恩一边，还是站在父母一边。我自己的立场有时候很恨那些父母，因为生活中经常看到很多孩子一个人躺在他们的尿里，冻得发紫，只能干吃奶粉末，因为根本没有水，那个时候我就恨那些母亲，为什么要抛下孩子自己出去，我就等着他的妈妈回来，和她聊了聊。谈了半小时之后，我知道我无权评判她，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她的境遇中，我没有饿过肚子，也没有在十二岁被迫嫁人，没有被社会边缘过，所以我无权评判她。甚至有的时候，她让自己的女儿十二岁就嫁人，是因为她觉得那会对她更好，因为女儿以后就能有饭吃，其他孩子也会分到更多食物。她自己就是这么长大的，她觉得这样做是没问题的，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循环。这部电影使用了很多手持摄影，就像拍纪录片一样，这是你们一开始就计划好的吗？娜丁·拉巴基：是的，开始就觉得应该像纪录片一样拍摄，这部电影也需要这样的拍摄方式，这部电影需要最真实的呈现，我们全部采用自然光拍摄，也没有任何搭建场地，演员也全部都是素人，我们在拍摄中尽量做到少打扰少介入，因为想看着他们根据个人的语气去表达，所以这一切都不能按照一般电影的拍摄方式，那些灯光、走位、喊开机，全都不能有。导演要以无形的方式去工作。但这部电影又不是纯粹的纪录片，它还是在讲一个故事，所以整个拍摄都非常有挑战。赞恩因为这部电影，已经和家人移居挪威，那这部电影有没有帮助到更多难民家庭呢？娜丁·拉巴基：是的，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基金会，电影里所有的孩子都去上学了，并且有了住的地方。但我们希望这样的帮助能给到更多孩子，我们还要继续扩展，想要彻底改变这样的局面，我不知道最终能不能做到，但那是我们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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