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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国家随之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加上沿海出口加工业的兴起，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中国城市化迅速起步。 围绕这一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1980 年代初期，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的发展思路；中央起初亦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基本政策。 但这一政策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小城镇大规模的数量扩张而引发争议，政府也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造城运动。一些专家认为，中小城镇的城市化战略造成重复建设严重、资源利用效能低下，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应该集中精力发展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 问题依旧，争论依旧，许多地方政府依旧我行我素。 当前，中国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发展经济靠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面临投资与出口后劲不足等问题，让人们把目光转向“消费”领域，而内需不足在短时间内又无法快速提振，为此寻找新的驱动，调整投资结构已经迫在眉睫。这亦是中央高层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的重要背景之一。 从上述逻辑可以清晰的看出，中央对于城镇化的决策部署大致沿着这样一条逻辑思维：因为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所以扩大内需是调结构的首要任务，而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为此要加强城镇化建设。 于是，“城镇化”成为炙手可热的概念和行动。这时候，我们重新追忆费孝通先生的主要治学和观点，洞悉“小城镇、大战略”背后的真实逻辑，以及对今天我国城镇化的启示，当时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今天，无论是从中央的战略导向，还是地方政府决策者，以及社会资本对乡村的发展介入模式和载体，小城镇、特色小城镇、文旅小镇等，越来越被重视，小城镇正在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战场”。 1“小城镇、大战略”的提出 对于城镇化的讨论，很多时候依旧逃脱不了社会学大家费孝通的论述，为此我们需要了解1980 年代初期，费孝通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发展思路的内涵，了解目前随着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各地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现状，以此发现城镇化的异样或经验。 研究小城镇是费孝通先生一生学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的重要学术成就之一。从1982年费孝通提出小城镇研究的“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十字纲领起，他就始终关注着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并且有步骤有针对性地推进小城镇研究，并写出了《小城镇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谈小城镇的研究》、《小城镇 大问题》、《小城镇 再探索》等小城镇研究中的杰出篇章，为中国城乡的协调发展和建设找到了一条新路子。 费孝通先生早年的成名著作是《江村经济》，该书研究的是农村问题，这也成为他此后关注研究农村的基础。改革开放后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正是在农村研究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 当时提出和研究城镇化的背景是：由于解放以来在“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观念的影响下，人口迅速地增加，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时出现了土地不足以养活生活其上的农民的现象！ 怎样缓解我国的人口压力呢？费孝通先生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日渐凋敝的小城镇！在调研过程中逐渐看到社队工业的兴起，这让他看到了小城镇发展的希望！ 费孝通先生当时认为“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要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小城镇”的定义： 我早年在农村调查时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能缺少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定义，这种小城镇实际上是从农村贸易中心、政治中心发展起来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交通和通讯的便利，物流发达，物品流动速度快，但是对于广大农村来说，还是需要一个为其发展服务的小城镇，小城镇作为一个乡镇的农村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物品流通、文化娱乐设施、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需要再不重复建设前提下进行。 定性分析是费孝通教授进行小城镇研究的主要方法。他一开始就提出了“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发展”的十字研究提纲。他开展小城镇研究的第一步，是从调查具体的小城镇入手，对小城镇这一总体概念作定性的分析，即对不同的小城镇进行分类。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费老总结吴江县有五种不同类型的小城镇：第一种类型的一个镇叫震泽镇，是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中心。当地人把这一片滋养着震泽镇同时又受到震泽镇反哺的农村称之为“乡脚”。没有乡脚，镇的经济就会因营养无源而枯竭；没有镇，乡脚经济也就会因流通阻塞而呆滞。 第二种类型的一个镇是盛泽镇，这个镇出口的真丝绸占全国真丝绸出口量的1/10，可见它是一个丝织工业的中心，是具有专门化工业的小城镇。 第三种类型的一个镇是松陵镇，是吴江县的政治中心。 第四种类型的一个镇是同里镇，过去可以说是一个消费、享乐型的小城镇，现在正在改造成为一个富有水乡景色的游览区。 第五种类型的一个镇是平望镇，是水陆交通干线的交叉点。 客观上讲，小城镇具有共同的性质，这种定性分析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小城镇的状况。 2 小城镇为主，大中城市为辅 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主要包括如下问题：小城镇的定位问题、小城镇发展动力问题、人口流动问题、劳动力队伍成分问题、乡镇企业生产的商品流通问题等。 此外，费孝通先生还始终关注着农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思考着如何把小城镇真正建设成为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完善小城镇为农民服务的功能。 这就必须要解决小城镇的规模、地域、大小等定位问题，而一旦更深入的研究下去，就势必会引出小城镇到底是属于城市端还是属于乡村端，直到再次引发中国的城镇化是走大城市为主的道路，还是走小城镇为主的道路。 费孝通先生当时指出：如果把“城镇”这个名词用来指作为农村中心的社区，从字义上看，它似乎应当属于城的一方，而实际却是乡的中心。 “小城镇”应当归在城、乡的哪一边，还是一个可以研究讨论的问题。把它说成城乡的纽带，只说明了它的作用，而没有表明它是一个具体的社区。我主张把农村的中心归到乡的一边。但也可以考虑在城乡之间另立一格，称之为镇。麻烦的是汉字不习惯用单音节名词。镇字旁还得加个字，要加就不能再用城或乡，所以还是可以考虑称“集镇”。 城镇化是与城市化联系在一起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中国城市化是走大城市模式，还是走小城镇模式？费孝通先生主张后者。 他指出，当时提出小城镇问题，主要是从人口分布的角度去想的。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集中程度超出城市负荷后，带来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人称“大城市病”。事实证明大城市模式不利于广大民众安居乐业，况且这种模式与我国国情也很难接得拢。 基于此，费孝通先生进一步思索认为能不能改变这种模式，在人口分布上走分散的路子呢？当时苏南一带的乡镇企业已经起来了，办工业不同于搞农业，工业生产需要能源、运输、市场、仓储等条件，要寻求农村里交通便利、易于集散的中心地带，很自然地就向小城镇集中，人流、物流增加，带动了小城镇的发展。 这样的事实给费孝通教授很大启发。历史上，集镇是农村的流通和行政中心，现在加上生产，加上为生产服务的其他行业，是有条件吸纳相当一批人口的。 小城镇为主、大中城市为辅，是费孝通教授主张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当然，对此，学术界有些不同意见，争论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消失。 费孝通先生当时的思考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如果大量的人都住进大中城市，需要花多少钱建设多少个大中城市？这根本没有现实可能性。 所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城市为辅。小城镇小则三五万人，大则也不超过十万余人。当然，大中城市也是需要的，但不宜多，布局要合理。 费孝通先生主张把差别和农民一起消灭在小城镇里。在小城镇的建设过程中，资源浪费、污染环境、不讲规划等各种问题初期也是难免的，只要加强引导、合理布局、科学规划，会逐步好转。 3 工业下乡与农村工业化 谈到小城镇，就不得不说乡镇企业。 费孝通先生当时的判断是，当小城镇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是农村工业化，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一部分村、乡（镇）企业建到了小城镇，从而给小城镇带来了人气与活力。 他曾经写道：“在吴江县可以看到，凡是公社集镇都是社队工厂最集中的地方。”“小城镇的复苏和繁荣，是小型工业，特别是社队工业带动的结果。” 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是乡镇工业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因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发现从有限的责任田上大可腾出手来另找生财之道和劳动力转移之道，于是乡镇企业就遍地开花，在农村里生长了起来。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农民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是“逼上梁山”。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工业下乡的意图，是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比重时人口不至于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村的劳动者，而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费孝通还主张发展农村特色工业。他认为，在基本上属于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发展社队工业，必须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去确定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业方向，才能保持稳定性。社队工业应当有原料和市场的主动权才能稳步发展。农村工业的原料与农副产品衔接起来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以地方特色拓宽国内与国际市场，这些无疑是社队工业选择发展方向应该遵循的普遍原则。 这样认知和判断直到今天都具有很直接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在全球的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互联网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得每一个小乡村都有可能快速的连接入全球网络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思考自己的特色在哪里，没有特色化就无法全球化。 当然，城镇化的本质还是人的问题。改革开放前，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总量较小与速率较低，同时存在着两种相反方向的人口流动：一种是涌向大中城市的自然流动；另一种是将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的政策流动。 这两种流向，导致大中城市人口膨胀而小城镇衰落、农村劳动力的严重过剩。从而形成了人口的两头粗、中间细的葫芦状分布，人口级差增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两种人口流向：一部分劳动人口从农村向小城镇聚居，被称为“离土不离乡”；一部分劳动人口进城工作而家庭仍留在农村，被称为“离乡不背井”。 费孝通指出，“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 在我们看来，“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都应该是城镇化的重要形式，需要根据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来定。 目前来讲中原地区的农村已经形成到县城、市等村庄外买房的潮流。有的村庄基本上有青少年的都在县城周边买房，还有相当部分有待出嫁女孩的父母要求对象购买县城房屋为基本条件。有能力的可以把户口迁移到房屋居住地，把生活的中心转移到房屋居住地；没有能力的家庭，可以留在原房屋居住地。 这样的人口流动越来越成为普遍现象以后，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不但牵涉到城市的治理问题，还牵涉到农村地区的转型发展问题。包括在城镇化过程中，一直被讨论的户籍改革问题。 对于户籍制度问题，费孝通主张“做活人口这盘棋”，具体需要做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陆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库，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资源。他还指出，应当欢迎这些为当地居民服务的手艺人进来，设法使他们赚的钱留下来，投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得对他们采取开放政策，让他们落户。而这，在今天很多地方依然没有实现。 （注：唯有重新发现，方能洞察本质，进而启示未来。“重识乡土中国”是方塘智库学术委员、《豫村里的中国》作者蒋伟涛先生进行的基于乡村变革的新型城镇化专题研究的成果专栏，致力于通过全球化、互联网、城市化、技术革新、资本入场等多重时代背景下，多维度、宽视野、系统性求解中国乡村变革的未来。） 注：本文作者首发于方塘智库，版权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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