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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主要是在江苏农村作调查，同时还到内蒙古、甘肃、北京郊区等地区进行比较性的观察。我看到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普遍活跃了起来，而且发展速度出于一般人的预料，但也注意到各地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农民的致富门路各具特色。去年听说有人提出农村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模式，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抓住今年政协召开全国会议前的一段时间，来到浙南看看颇为闻名的'温州模式'。 2月27日从杭州出发，途经东阳、丽水、青田来到温州。3月7日取道台州、绍兴回到杭州，历时九天，行程1518公里。限于时间仓促，我在温州只走访了四县、五镇和参观了市区的两个街道厂，算不得是深入的调查，只能说是一次初探。 以商带工 比较是科学认识最常用的一种方法。行前，我脑子里带着的是一套苏南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到了温州，就试图去寻求两地的异同，从而在具体的比较中去认识这一地区的发展特色。 从相同方面而言，首先是江、浙两省都具有人多地少的特点。浙江全省面积10万余平方公里，与江苏大致相仿；人口是4000万，比江苏少了2000多万。可是两省的地形特点差别很大，浙江是'七山一水二分田'，也就是说可耕田面积远少于江苏，因此，浙江的人均耕田比江苏更少，只有六分八厘。就温州来说还要少，人均不到半亩田。其次，在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的3、4年间，温州地区的农村经济如同苏南一样，也有令人惊异的高速发展。1978年温州市农村的人均收入仅55元，1980年为165元，1985年达417元。农村的经济结构也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翻转，1978年温州总产值中，种植业占64%，工业与其他各业加在一起只占36%，而1985年的253亿元总产值中，种植业占25%，工业产值猛增到165亿元，占了65%，其他各业占10%。 同是人多地少，也同样是由贫变富，为什么人们对苏南肯定的较多，而对温州的看法却有较大的分歧呢?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探求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汽车刚驶进金华以南地区，只见公路两旁不时出现一块块木牌，上书'货运温州'、'货运山东'等字样，这是我在江苏未曾见过的新鲜事。运出运进的货物都是什么呢?来往运输的数量怎么会那么多?货又到底怎么运的?哪些人在运?我的这些疑虑直到走访了温州的桥头镇才得以释然。 桥头镇坐落在瓯江北侧的山峦之中，偏离杭温公路35公里，属永嘉县桥头区管辖。该区共有5000多户人家，近25000人，人均耕田025亩，如果只从事农业，全区8000名劳力就会有70%～80%的剩余。据介绍，历史上桥头人解决人多地少的办法是外出经商，靠农商结合维持人们的生计。用当地流传的话说：'桥头生意郎，挑担奔四方。'70年代中期，桥头镇开始出现了一些经营表带、手套、发夹、塑料花等小商品的市场。1979年据说是一位姓王的弹棉郎从江西买回一批处理纽扣，在镇上摆起了纽扣摊。谁知这一摆竟成了气候，一年之后，镇上卖纽扣的摊子发展到一百多家。1983年初，县政府批准桥头镇为纽扣专业市场，至今全镇有700多个纽扣店、摊，全国300多家纽扣厂生产的1300个品种的纽扣在这里都有销售。1984年桥头镇销售的纽扣共计50多亿粒，相当于全国每人5粒，日成交额高达16万元。去年的年成交额为8000万元。1981年，桥头人不再满足于单纯做买卖，他们开始用经商积累的资金办厂，生产纽扣，现在全区有430家纽扣厂，其中300家是家庭工厂。桥头市场销售的纽扣有40%是这些工厂自己生产的，年产值近2000万元。这是'温州模式'以商带工的一个典型。 桥头纽扣市场的繁荣不仅消化了本地剩余劳力，还吸引了大批邻近地区的劳动力。现在市面上做纽扣生意的就有5000多人，全区工业从业人员也接近此数。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还有9000人在全国各地搞采购和销售，他们人虽不在桥头，但牵动着纽扣市场的生命线。据说这批人大都是昔日的'卖货郎'，现在的新名称叫'购销员'。这批购销员组成了遍布29个省、市、自治区的流通网络，将各色纽扣和其他生产资料采购进来，'货运温州'，同时把桥头的纽扣推销出去，'货运山东'等地，将商品直接送到各地的售货店、成衣铺和用户手上。正是有了这支队伍，桥头的市场才充满生机，越搞越大，被人誉为'东方第一大纽扣市场'。 小纽扣、大市场--桥头群众闯出了一条富裕之路。据估算，1984年全镇工商两业收入占总收入的86%，全镇600余户人家中万元户达80%，人均收入600元，纽扣市场上交国家的税利也逐年向上'翻'，1983年是95万元，1984年是182万元，1985年是311万元。三年来，全镇建房845间。有趣的是在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三层或者四层的新楼内，底层设铺面，一般由女主人经管，二楼是生产车间，大多由儿女当家，三、四层是居室，男主人则外出担任供销员的角色。设摊经商、办厂生产和外出供销等商品经济的环节，就这样有机地结合于一个个家庭之中。 听完介绍，我想去市场转一转，不料刚参观了一家店铺，就被凑热闹的人群团团围住了，反倒成了'参观对象'。当地干部解释说，由于桥头纽扣品种齐全，在上海等大城市转悠一星期不能完成的采购任务，在桥头只需个把小时就可如愿以偿，所以现在每天来桥头镇的外地客商总有二三千人。这下可好，本来就很窄小的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保卫人员怕出意外，就将我塞进车里一溜了事。 八仙过海 桥头的生意郎勾起了我对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往事的回忆。那是1937年的夏天，我从伦敦到柏林去和我的哥哥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我们的房门，打开一看是一位拎着手提箱的中国人。异国遇乡人自然是大喜过望，可我们彼此的方言不同，话语不通。只见他极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然后打开手提箱，一看里面都是一些日用小百货，看来他是请我们买东西的。他走后，哥哥对我说：'在柏林、巴黎等欧洲大陆的不少城市中，这样的小生意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来自温州、青田一带。起初他们背着青田石飘洋过海，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做石刻手艺，待到石头用完了，就转而做小买卖。这些人靠着挨家挨户地送货上门和彬彬有礼的优良服务态度，经商赚钱。'1938年我回国时，打听到法国马赛有一些往返中国的轮船，有为欧洲华侨专设的低价统舱，我就买了这种船票。在统舱里我结识了一些语言相通的朋友，了解到他们千辛万苦的经历，可是从他们的脸上却看不出有丝毫痛苦的痕迹。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位老人对我说，他在欧洲过了一辈子，已经在家乡盖起了两栋房子，修好了自己的墓地，这次回去是想送老了。他觉得自己已完成任务，该到叶落归根的时候了，脸上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 50年前的记忆，50年后眼前的情景，其间脉脉相通，也可说是历史的必然联系。从中我领悟到这里存在着所谓'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之间不同特色的关键。苏南的历史传统是农工相辅、男耕女织，可以说是'牛郎织女'；而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却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这些飘泊异乡的手艺人和商贩同居家耕地的农家女相结合，是艺商与农业的结合。在这两种不同的老根基上，苏南长出来的是社队工业和后来兴起的乡镇工业，浙南冒出来的是家庭工业和加工专业市场。苏南是从农副业出工业，以工补农；浙南是从商贩业出工业，以工扩商。 不同的历史特点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然而历史传统的现实体现必须具有强大的动力并满足一定的条件。苏南人说70年代初期的社队工业是因人多地少、农业上抢工分，而把搞工业的逼上'梁山'。在温州也听到了'抢'和'逼'这二个字。温州在那个时期，由于地更少，情况更严重。据说前几年，苍南县金乡镇发生过群众到区机关食堂抢饭吃的事，出外逃荒的农民也不易统计，平阳县据说就达60%。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同志总结说，温州人走今天这条路就是群众生活的需要逼出来的。 温州与苏南被'逼'的时间虽然相同，可是温州家庭工业起步要比苏南约迟五年，这是由于温州的经济发展方式所需的客观条件成熟得较晚。苏南当时面临的是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即在城市里'停产闹革命'时社会需要并没有降低，而城市工业生产却严重不足，加上沪宁一线城市里长期培养出来的一大批技工被'内战'驱散到乡下。农村劳力要找活路，城里下放的技工要工作，公社、大队等行政机关由于'分灶吃饭'需要自己找财源，最终是社会需要商品，这众多的因素凑合在一起，就出现并形成了初期社队工业的基本模式。温州地区情况却不同。它原是个名不符实的'商埠'，在历史上没有发展起像上海这样的工业基地。解放后又由于它面对台湾，地处前线，长期没有投资，加上温州人传统的商贩活动，又被斥为'资本主义泛滥'，多次被抑制。在这种情况下，温州要振兴经济是不可能的。只有到了三中全会以后，农村落实了生产责任制，农业经济有了起色，剩余劳力造成的压力就更显突出，外出找活路的人越来越多，才形成了一支劳动输出的大军。起初这支大军还是躲躲闪闪，在'地下'奔走，只有个体商贩合法化后，温州人民特有的传统技艺才有了用武之地。据估计，目前温州在外流动的手艺工人已达22万，其中经商的约10万。这是构成'温州模式'的骨干。 由贫致富 温州广大农民发挥了他们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培养出来的才能，在短短三四年的时间里改变了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特别是该市沿海的一些县，可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择其要者来说，首先是商业活动异常活跃，至今全市已有415个大大小小的专业市场，其中类似桥头那样年成交额在8000万元以上的就有10个。这10个市场是：宜山的再生纺织品，金乡镇的徽章、标牌，萧江的塑料编织袋，北港的兔毛，仙降的塑料草鞋，塘下和莘塍的塑料拉丝编织，柳市的小五金、低电压器，虹桥和钱库的综合商品。据统计，每天上市的总人数达45万，1984年，全市商品零售总额为18亿元，其中十大市场就占了9.58亿元。 其次是商品生产高速发展。1985年农村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的6.6亿元翻了接近两番，其中引人注目的是133万个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的发展。它们的年产值已占农村工业产值的60%以上。 第三是商品流通和生产的迅速发展，增加了国家税收。据称，六个沿海县的财政税收主要靠商品税，仅十大专业市场和生产基地1985年就创税收7450万元，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多。第四是结束了90%的农民搞饭吃的局面。1978年温州市农村劳动力为180万人，其中从事种植业的为160万人；1985年约210万劳动力中，务农的只有六七十万人，其余140余万农民从农田上解脱出来。这些解脱出来的劳力分配状况是：乡镇集体企业44万人，家庭和联户工业33万人，为商品市场流通服务的22万人，还有10万人是供销员，从事其他劳务输出有28万人。 最后是农村富裕起来了。如果以每户每年净收入超过5000元为标准，全市已有40万户，占总户数的1/3。所到之处我见到的几乎全是崭新的楼房，连成街道，聚成村落。这些楼房盖得很有气派，〖JP2〗连二层的都很少见到。我到有关部门了解，1985年温州地区的货币净投放为127亿元，镇上百户抽样调查所得的户均收入为6000元，这和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可以说没有多大出入。 温州变化的基本经验是什么?有的同志总结了两条：一是在生产领域发展了家庭工业，二是在流通领域开辟了专业市场。在走访了金乡、塘下、柳市、虹桥等镇之后，我觉得自己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毗邻福建的金乡镇，〖JP2〗主要是靠生产徽章、塑片、红膜、标牌四类小商品。现在全镇有2800余户家庭工业，1984年人均收入年达574元。我走了几个家庭，一户用废铝作原料，制成'五好'家庭的牌照和新疆乌鲁木齐锅炉厂的标牌。另一户是一些姑娘通过印刷等工序制成各式粘贴塑料商标，其中一枚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用具的贴标。家庭工厂市场之广，真是令人惊异。 区政府的同志告诉我，金乡致富是靠了'一双手、两条腿、三分邮票、四种产品'。所谓两条腿是指最初抓购销的全靠供销员在各地到处跑，现在这种方式已部分被更快捷的邮寄方式所取代，即所谓的'三分邮票'。金乡用发信联系购销的有八百多户，1984年全镇共发出业务信件1134万封。这种业务信又使邮局收入猛增，1978年为63万元，1985年为183万元。近来这里还产生了一套专门为发业务信服务的民间机构，从写信到封口、贴邮票、送邮局等均有专业分工。尽管如此，金乡仍有七千供销员在外面搞活流通。 在塘下、柳市和虹桥，我分别寻访了几户家庭，并看到他们生产的松紧带、小电器。我们一再询问他们的生产是谁在组织，又是谁在帮助推销。我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看到了当前在我国经济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大市场'。这个市场不仅包括在各镇上街巷里看得见的数以万计的店面或摊子，而且还包括撒在全国各地十多万个每天在火车、轮船上运转，甚至深入到偏僻边区活动的商贩大军；各家各户的生产者就是靠同千千万万零售商店和摊子，甚至同无数消费者个人之间建立起了一个生动活泼而又似乎无形的流通网络。这次我未能深入到供销员这一层次去摸清他们的活动，不能不是一个遗憾。但又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这一网络在温州经济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而且这个力量已冲出省界，在全国，甚至已越出'国境'，在国营商业渠道触及不到的领域里发挥着促进商品流通的作用。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新生事物，不仅为理论工作者提供了新的研究园地，而且是当前体制改革必须重视的民间自发的流通网络。 小商品 大市场 这十万供销员的前身大多是走南闯北的手艺人和货郎担。这些年我在北京随时都能见到叫卖棉胎、修补皮鞋的浙南人，就是远在新疆、内蒙古以及海拔3000多米的甘南高原，也都见过他们的身影。这次听人说，桥头镇每天收到从全国汇来的款子达六七万元。真是涓滴泉流，汇成湖泊。这些属于个人所得的劳务收入正是温州地区十余万家庭小工业的原始资本。有了资金，家庭工业才能在时机成熟时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生长。家庭工业的发展又使原来到处流浪的手艺人和购销员摇身一变，成为这个地区生产事业的组织者。这些人物的发展历程是很有意思的。如前所述，他们最早是出卖手艺的流动匠人，即所谓劳动输出。后来他们就把外地商品捎带回家乡出售，成了商人；然后自家生产商品，出外采购原料和推销成品，又成了购销员；接着发展到和各地签订合同，带回家乡，分给各户生产。这时，他们已是邻里间的经纪人了。有的甚至用贷款或预付货款的方式支持外地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经营的商品的厂家，实际上已成了区域间产销的组织者。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人物的个人经历正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 在温州，我没有听到有产品积压滞销的情况，桥头的商业资本约二十几天就周转一次。这里甚至没有提到仓库储存的问题，也没看到家庭工厂出现关门转户的现象，因为温州基本上实行以销定产，合同来了就按约生产。看来，苏南的一些乡镇工业的供销员不少是产后为企业奔走的服务员，而温州的供销员很多是走在生产前面开拓销路、指挥生产的联络员。由此可见，温州家庭工业或联户工业的发生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大市场'，也可以说它是依托这个大流通网络的附属品。因此，我觉得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 从这一特点看去，'温州模式'就超出了区域范围，而在全国范围内带有普遍意义。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农业的商品生产迅速发展。商品生产本身就要求有相应的流通服务。去年和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和强调这个问题。年初我在北京跑了四个县，看来北京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商品流通不畅。在原来的流通体制下过于单一的渠道已远远不能适应农村商品生产的需要。由于这种流通渠道与生产脱节，这就迫使温州的农民自己行动起来组织流通网络。他们依靠自己传统的才能和遍及全国的手艺人，通过自己组织起来的这种流通网络，形成了面向全国的大市场，为流通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新鲜经验，为从根本上解决买难卖难问题树立了一个标本。所以我认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这种专业市场在流通上确实有它的优越性。制造工业需要的多种零部件，在专业市场上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和诸多采购上的方便。在北白象镇的建筑材料专业市场上，从钢筋、水泥、木材到砖瓦、石砂、玻璃、油漆，应有尽有。消费者若想购买一幢楼房的建材，只需半天时间即可配齐。 专业市场本身的发展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专业户。除信息、运输专业户外，还有信用专业户。前面讲到的金乡镇，有30家为家庭工业提供信息的专业户，还成立了信息协会。其中一位姓许的农民订了97种报纸，请了五个帮手研究整理信息，随后发信联系业务合同。1984年共签订了20余万元的合同分别转让给生产者。家庭工业对商业信息反应灵敏。据说报上一公布信用社体制改革和颁发居民身份证的消息，金乡人就把社员股金证、身份证等样品送去，联系生产业务。具有这样经营头脑的'农民'，我在别的地方是很少见到的。这使我不能不又联 系到温州长久的历史传统的培育了。商品生产需要一系列为它服务的设施。在柳市和塘下，我们看到了技术、信息、维修、邮电、运输、包装等生产运销服务系统。有人若想批发货物运出，打个电话或到河边随便叫一声，就有车有船。柳市的货物转运站能在20天之内将货物运往全国任何地方，这样的速度是国营单位远远赶不上的。 温州购销员所创立的大市场不仅地域不断扩大和深入，而且在市场结构、分工联系和内在性质方面也在不断发展，并出现了为生产者服务的多种方式。在萧江镇，供销员从外地订来合同，大部分是自己垫本购买原材料，然后公告规格型号、加工金额和交货限期，供加工户选择，合意者上门领料，回家生产，按期送货，经检验后领取加工费。据说平均一个供销员订来的合同可安排100人就业。 苍南县钱库镇，往昔是个有名的'讨饭之乡'，现在已是万商云集的综合商品市场，成了浙闽交流的农村贸易中心。他们靠着能人当家、发挥专长、价格浮动、薄利多销、重视信息、勤进快出、讲究态度、热情周到等灵活的经营方式，全年销售总额已超过3500万元，流动资金周转期平均在25至30天之间，比国营商业快三倍。 温州市农民搞活流通的具体经验不胜枚举，归结起来就是'服务'两个字。他们懂得在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日益提高的社会生活里，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必须有一批服务人员。这种分工是任何性质的商品经济所必需的。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十万购销员和邮电、运输、信息、科技等众多的服务人员从直接的生产部门中分离出来。正是他们用'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千方百计'编织起的巨大的民间流通网络，把千家万户的商品生产同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衔接了起来。虽然流通网上的每个成员都要从商品流转中获取报酬，维持生计，甚至较易致富，可是作为社会的一个分工系统服务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其运转是否有效，这是商品经济能否发展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去，才能理解温州各地为什么都如觅宝一般地招聘能干的供销员。他们服务于千家万户，人民群众需要他们的服务。由此出发，我们才能正确对待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他们在商品流通环节上取得的经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也是值得其他地区结合当地实际予以借鉴的。 走向联合 同时，我们也看到温州农民所创立的这个'大市场'的另一面，那就是它的自发性和原始性。自发性带来个体经济的盲目性。原始性表现于这个流通网络的联系纽带大多利用亲威、朋友及其延伸的社会关系。这种自发性和原始性在商品生产发展初期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随着开放和改革的步步深入，它的局限性会逐渐显现出来。这就意味着温州的民间流通网有一个不断提高和完善的过程，需要正确引导。也就是说，要为这一流通渠道提供它所需要的各种服务，使其合法化、公开化和社会化。如果设想这种服务性的引导能来自改革后的国营流通部门，那么，温州经济就有可能发展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这种雏形。 温州的大市场是从小商品发展起来的，进而以商带工，把农户卷进商品生产的洪流之中，这固然有其城市工业基础薄弱、农村能工巧匠较多等客观条件。但是要看到现有的家庭工业对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是有限度的。人们对桥头没有异议，而对柳市就不以为然，原因就是桥头生产的是纽扣，柳市生产的是电器，而电器在家庭工厂里生产，质量难有保证。对此，我们首先应当想到的是，种地的农民在两三年内能转变为搞电器的工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产品的技术、工艺要求较高，单家独户的生产的确暴露出技术不高、设备不足、测试手段不齐等弱点，于是对柳市家庭工业产品的各种批评责难纷纷而来，甚至怀疑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优点。我们必须承认，柳市现有产品中确实有一些质量没有过关，但是，我认为对此应当采取鼓励和帮助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打击和扼杀的措施。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为了克服这些弱点，柳市的电器生产开始出现了联合的苗头。听说这种联合体中不少是几户人家合股添置设备，仍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经营，区政府也正在筹划建立一个电器测试中心。这些都是可喜的事情。 柳市的联合苗头给人以启迪。首先，联合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必需。只要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温州的家庭工业就必然趋向于'联'。我在塘下时，两位从事家庭工业的妇女告诉我，她们编织的电灯拉线和松紧带由于织户多，赚头越来越少，对市场激烈的竞争流露出忧虑之情。是的，我也在想，如果她们的家庭工厂利润再降下去，到了无利可图时该怎么办呢?如果停产关门，回到老路上去，群众是不甘心的。那么出路只有转产或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保持一定的利润。而要避免频繁的转产，必须有一个高于个体的企业管理组织为家庭工业服务，只靠现在原始性的供销队伍怕是难以做到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必须是联合经济和规模生产。所以无论是柳市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或是塘下对生产利润的要求，最终都将迫使家庭工业在管理、资金、技术、生产、运销等方面走上多种形式的联合道路。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应当吸取过去操之过急搞'一大二公'的教训，另一方面要积极地去创造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条件，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合经济才能稳固。 其次，在我们看到的众多的联合形式中，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的形态：一是单纯生产者之间的合作，二是各种基层政权的经济手段和力量加入其间的'联合'。上述的几家合股是前者，测试中心是后者。 在家庭工业个体经济的基础上，逐步走上联合的道路，这是'温州模式'发展的前途。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家庭工业全都会演化成企业。相反的，我认为家庭工业个体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具有长期存在的客观历史条件。它所需要的是社会性的服务，而这些服务行业可以是联合性质的集体经济，也可以是国营经济，有类似于农业里'统'与'分'的双重结构。我们可以设想，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多种性质的企业可以共存，而且发生协作关系。从所有制上来说也是多层次的：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包括乡镇企业和企业成员联合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外；还有基本上属于个体所有制的家庭企业，但由于它又依附于国家或集体的服务，所以也不是纯粹的个体所有制。我认为，这种结构可能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轮廓。在对苏南和温州两个模式的比较中，我对苏南乡镇企业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苏南乡镇企业是从过去的社队企业演化而来的，而且现在还在演化过程中。这些社队企业是当时公社和生产队所办的企业，实际上还保留了它原来政企不分的性质，后来为了提高效益，政企开始分离，企业的经营管理逐步取得独立，但是依旧属乡、村政权领导。实际上它正向着地方政权领导下的社区联合所有制演化。社区联合所有制是指以村、镇等基层社区为单位，由全体住户联合成的经济实体，属联合性质。这和从个体经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联户经济还有所区别。联户社并不一定包括整个社区的居民在内，它只是参加联合的各户的联合体。'温州模式'中的家庭工业就有从个体企业向联户演化的趋向。简单地说，'苏南模式'是从公社制里脱胎出来的集体企业；而温州的家庭工业则是个体经济，它们在这基础上正向着联合演进，其中部分已成为联户企业。 如果把'温州模式'说成是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的话，那么，这就是突出这个地区经济特点的表述。温州经济中不仅有和苏南模式一样的乡镇企业，而且还有一些国营企业，加上个体企业，三者的比例大概是1∶3∶6。由于家庭工业比重大，而且比全国其他地方更为发达，所以作为温州经济的特点而予以强调是符合实际的。 在虹桥镇，我参观了一家很有生气的村办工厂，它是完全由村政权掌握的，村支书兼厂支书，村长兼厂长。这是政企未分的'苏南模式'早期形态。在金乡镇有一位名叫叶文贵的中年农民企业家，他从专业户发展起了一个为全镇家庭工业提供再生塑料薄膜的小工厂。在谈话中，他生怕被人扣上'资本家'的帽子，表示真诚地愿意在不改变现有企业管理方式下，接受地方政府的领导，成为一个地方社区联合性质的企业。 看来，温州也存在着'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而且在家庭工业基础上已出现了向乡镇企业演化的趋势。可见，'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新事物 新问题 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或群众创造的其他模式，评价它们的惟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古来所无的。唯其如此，方显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特色；唯其如此，才需要我们对伴随这些新事物一同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科学的认识。 在温州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农业相对落后，以及西部与东部沿海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等问题，都是值得认真研究与解决的。尤其是在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中诸如金融、财政、税收、劳务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出现的新问题，既相当之多又相当之深刻。 以劳务来说，我看到了雇工大户。这些雇主大多心神不定，为了扩大再生产，不能不雇工，而且从起先雇亲戚朋友逐渐向外扩张，可是雇多了又怕挨整。雇的工人从哪里来?我一问这些工人大多数是从温州落后的山区下来的，每年可得800元左右的工资。这样的收入在本乡是得不到的。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流动是必然的。在金乡我看到十五六岁就在干活的姑娘，总觉得她们应当在学校受教育。可是人们说这里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不到50%，升高中的比例更低，怕这些孩子闲着惹出事来，不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还看到几个五六岁的幼童一边嘻笑、一边跟着祖母在院子里拣塑料片，简直就像城市里幼儿园的孩子捏橡皮泥一般。这究竟是教育还是劳动，使人难以分辨。 再如，在收入分配上，市政协的一位同志说了一对在国营单位工作的大学毕业夫妇，被三张同事婚礼的请贴难住的事。他俩的月工资只有100多元，可是吃这三次喜酒的花费却超过此数。总的来说，个人收入的情况是国营不如集体，集体又不如个体，城市不如农村，以致不少城里人眼热乡下人。因此，出现了不少国营职工搞'第二职业'，集体企业能人外流、散伙、各自经营的趋向。有人把这些现象归结为对国营和集体企业的冲击。从这股冲击力中确实反映出某些不正常的因素。温州市曾对九个县的147名供销员进行过调查，其中仅发现十人有行贿等行为，而绝大多数供销员、工商专业户的高收入主要来自创造性的经营和勤奋的劳动。从收入悬殊中我们看到一个显著的反差，即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企业，职工的积极性较低；反之则积极性较高。这一反差说明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因此，要消除收入过分悬殊带来的种种问题，还得从消除这一反差入手。怎样才能把收入拉平一些?看来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体制改革。目前所实行的'一刀切'的信贷控制等等，不仅不能缩小这些反差，反而在扩大反差，使一些集体企业趋向于分散成个体企业。反差的消除还有待于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完善各项具体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温州作为一个开放城市，是否适当下放一些权力，使地方能采取一些与本地区发展特点相适应的政策。这是温州各级领导极为关注的问题。 凡此种种新问题，我还缺乏研究，更谈不上有深入的认识。但是既然客观现实已经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了，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它，就必然会陷入盲目性，还有可能重犯过去'割尾巴'的错误，用'割'的方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还会长出来。我们只能创造条件去推进客观事物向高一级演变，以消除矛盾。要做到这一点，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紧紧跟上实践的步伐，去深刻地认识它。认识的立场应当尊重群众的创造，认识的根本途径应当是实事求是地作分析。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色没有现成的概念，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问题不可能在原有的本本上找到现存的答案。(原载《NB031望》周刊1986年第20～2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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