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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水乡第一镇——甪直”，这是原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费孝通对苏州甪直镇的高度赞誉，这是他经过实地调研之后得出的结论，绝非心血来潮，这也是他长期从事农村社会调查的一次无比欣喜的收获，因为甪直的实践，让他看到了未来乡镇经济的模型。他的亲笔题词，让这座古镇熠熠生辉。 1936年春天，师从中国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吴文藻（冰心丈夫）的费孝通，在广西瑶山的一次田野调查中，不慎跌伤，他的妻子王同慧回头来找他，不慎摔落山谷殒命。身心俱疲的费孝通回吴江老家疗伤，他姐姐费达生（中国蚕丝文化名人，曾在苏州蚕桑学校和苏州丝绸工学院等执教）邀他到开弦弓村去小住，换换环境和心情，她在村里开有一个合作丝厂。费孝通很快发现，这个坐落在水乡深处的小村，尽管离上海和苏州很近，却因为交通不便，相对封闭，还保持着江南农村的自然经济和民风民俗，正可以开展中国农村的社会学调查。于是，他忘记伤痛，到村民家去聊家常，在本子上做记录，并用这些采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政治、经济、土地、贸易、家庭、婚姻、子女、继承等多方面的各种数据，分析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费孝通以这个乡村为调查样本的社会人类学专著《中国农民的生活》，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因书中的村名“开弦弓村”较难翻译，也因为这个村地处吴江，出版时简称为《江村经济》。 当书还带着油墨的清香，刚刚问世时，世界人类学研究权威、英国伦敦大学的布-马林诺斯基教授就预言，这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里程碑”，“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调查的结果”，使人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生活”，“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1957年，费孝通重返开弦弓村做调研，他的疑惑挥之不去：“农民为什么还是那么穷？”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胆地设问说，“现在土地制度变了，每个农户都拥有了土地，怎么还是缺粮食呢？”他走村串户，盘账计算，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出在副业上”。当时流行的经济观点认为，工业的发展必须集中于城市，乡村最多是原料和劳工的来源地。费孝通不这样认为，他举开弦弓村为例说：“若都市靠了它的技术的方便，代替农村来经营丝业，使本来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成了饥民，成了负债的人，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全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方面，是经济的破产，在都市方面是劳动后备队伍的陡增，影响到都市劳动者的生机……所以，我们想达到的就是把丝业留在农村，使它成为繁荣农村的一种副业。在农村设厂，就要因地制宜，规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们寻求最小规模、最大效率的工厂单位。” 费孝通的这种观察与思考，超出了同时代人的视野，不独在中国，即便在全球学界也是独步一时，它完全不同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大工业设想，而是一种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思想灵光。事实上，后来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大改革，由乡镇企业为突破口，正是从这里发芽的。然而，当时费孝通在《重访江村》一书中反映的农村的真实情况，包括农民的要求和调查者的建议，却被人说成是收集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要向党进攻。曾任中共苏州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惠海鸣，师从费孝通十多年，他表示：“费老是一个好人，一个一心做学问的人，一介书生一生富民可以说是对他的最好评价了。” 如果没有周密的、系统的、深入的考察和科学的分析，就难以提出有效改造社会的意见，而费孝通的建议，是符合国情的一种有益的探索，它涉及的是经济社会，有别于政治体制，它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基层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在为乡土中国寻找一条出路，可惜当时没有被重视。 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而在吴县（当时是环苏州城地区）一带，乡镇工业遍地开花，甚至跟城里的大工厂争原料、争能源和争市场。1983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一文，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所谓的苏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和常州（有时也包括南京和镇江）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利用农村空闲劳动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1986年，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苏南模式”的民间工业，主要是以家庭作坊式加工生产日用品的小工厂形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费孝通以76岁的高龄亲赴温州考察，在温州看到的景象，让他很兴奋。在当时国内，对温州私人经济的批判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而开明的费孝通则认为，“用割的办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还会长出来”，自古以来“堵不如疏”。他撰写的长篇调研报告《温州行》，引人关注，后来他又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随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成长模式，也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最有活力和代表性的两种经济发展模式，而这两种模式的确立，都出自费孝通的用心观察结出的硕果。 1992年春，费孝通来到了古镇甪直。那时甪直还保持着原汁原味的古镇韵味，还没有把旅游作为产业来做。不过当时甪直已经名声在外了，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并且是江苏省外向型经济明星乡镇。费孝通参观了甪直新城镇的工业开发区，实地考察了几家乡镇企业，并且深入农村，了解丰产方试验田的特色种植和管理方式，回到镇上，又细细游览了古色古香的古镇区，还与沿街的居民和商户闲谈交流，对于甪直的概况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费孝通经走访得知，除了农忙季节，农村田野里很少看到农民在劳作，年轻人基本都到村办厂、乡办厂上班，生活条件因此大大改善。1992年，甪直的乡镇经济如火如荼，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水涨船高，农村的楼房普及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人们干劲十足，对生活充满了希望。费孝通始终认为，“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办法乃在恢复发展乡土工业，使之能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但这一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改进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重组”的过程。“评价它们的惟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 甪直在乡镇企业发展中，并没有甩开农村，而是城乡协作、城乡联结，吸收农村闲余劳动力，开拓农村的广阔市场，比如船用机械、家用电扇、袜子、玩具、皮箱等，都与农民和农村紧密联系，乡镇企业在其中起了“黏合剂” 的作用，工业与农业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互取代的。“穷则变，变则通”，在甪直农村看到的景象，让费孝通心花怒放，这正是他梦寐之中的理想乡村的情景：田园风貌依旧，村庄自然而建，三业协调发展，农业发达，工业小型轻型，没有污染，人口本地为主，生活设施现代，农民生活丰足。他相信这种典型的小康生活，更具有普遍性，更适宜于广大农村，而甪直的乡村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无疑具有代表性，是一个富有说服力的样板。 考察甪直古镇后，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古镇没有经济是不能传承的，在上千年的封建社会，有名的古镇都不是纯粹的居住地，而是汇集了众多的商号，那种前店后坊式的手工业商铺，支撑起古镇的经济、文化和人口的兴旺。“四面不通风、里面黑洞洞的砖木结构，需要年年维修，需要通过旅游发展的所得来补贴，有了钱才能帮老百姓改善。”如果说，开弦弓村是费孝通理想中的村庄，那么，甪直镇毫无疑问是他理想中乡镇的模样。 费孝通回到北京后，难抑激动的心情，挥笔写下一首诗： 访甪直古镇 为觅童时境， 弃车入古镇。 小桥流水石驳岸， 实物犹存未失真。 老妪腰缠裙、头扎巾， 小我二十春。 叩问何不移家入新村？ 答云“鸡犬犹恋窠”。 此处多旧邻， 街狭弄深楼相接， 推窗攀谈笑语频。 沿街堂前摆餐席， 谈笑不避过路人， 满桌多乡味， 鱼鲜菜蔬新。 此处无惊险， 欢乐属天伦。 揖别老乡亲， 低头自思量， 推陈乃出新， 文化转型为何如此费精神？ 费孝通在这首诗中，描写了他在甪直的所见所想，甪直的风土人情和幸福生活，亲切曼妙，跃然纸上。当人们都在研究经济发展时，他已将目光投注于文化转型，他的睿智与远见，既合乎情理又出人意料。甪直的一草一木，甪直的生机勃勃，甪直的物阜民殷，让这位名满天下的民主教授和社会活动家，魂牵梦萦，念念不忘。在一个晨曦微现的早晨，他披衣而起，研墨摊纸，挥毫写下几个英姿洒脱的大字：神州水乡第一镇——甪直。 他把这幅字，寄给了他心心念念的甪直，表达了他对甪直深情的思念和由衷的赞美。甪直的经济结构、人文历史和社会生活，充满了底气和灵气，充满了潜力和活力，也许，甪直正是费孝通“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她却在灯火阑珊处”中的那个让他一见倾心的“她”。 （文：李建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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