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的教育思想

          　　[摘要]叶适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事功学说的代表。学界多着力于叶适的经济、哲学思想，而对其教育方面关注得比较少。实际上，叶适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而且与其事功主旨密切相应，集中体现在教育的经世目的、教学材料的选择、教学方法的创新、士人价值等方面。
　　[关键词]经世　四书　士人价值
　　[中图分类号]G24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08)06-0036-04
　　[作者简介]孙金波，温州师范学院法政学院(浙江温州　325000)
　　
　　在南宋时期，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教育状况堪忧。当时学术界和教育现状是：理学家大谈所谓“醇儒”和“道学之士”，以心性教育为宗旨；在朝廷上仍然强化科举制度，对真正的人才未能给予重视。永嘉学派学者关注教育，提出了各种具有特色的主张，在众多的学者中以叶适最为突出。学界对叶适的教育思想关注得比较少。笔者发现，叶适不但有着非常丰富的教育思想，而且处处体现出事功精神。叶适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经世的教育目的、批判宋代科举制度的弊端、对士人价值的肯定。
　　
　　一、关于教育的经世目的
　　
　　教育的目的为何?为经世还是做一个“醇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区别事功学者与正统理学的主要标志之一。事功学者无不以经世为目的，叶适在《赠薛子长》文中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
　　经世目的首先体现在对人才的培养方面。叶适把人才与国家的命运前途相联系，他说；“人才之用，必常与其国其民之命相关，治乱兴衰之所从出也。”(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九，唐书二，页576)在对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进行分析之后，得出人才决定国之兴衰的结论。叶适说：“求天下豪杰特起之士，所以恢圣业而共治功。”(水心别集，卷十三，外稿・制科)“共治功”是叶适一生的追求。人应该参与治理国家的事务，并通过治功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对于人才，叶适要求他们要具有“其规营谋虑，无一身之智而有天下之义，无一时之利而为万世之计”(水心别集，卷三，进卷・士学上)的胸襟。义与利是关乎国家的“大利”、“大义”而非个人的“私利”，作为真正的人才，要具有包容天下的心胸气度，有报国的豪杰精神。选拔人才的责任，叶适认为在于君主。他说：“君道在乎起天下绝类之才，以教之。”君主不仅要选拔人才，而且要负责教化。在《上执政荐士书》一文中，叶适表达了自己对人才的渴望，他认为：“国家之用贤才，必如饥渴之于饮食，诚心好之，求取之急惟恐不至，口腹之获惟恐不尽。及其醉饱之余，嗜好衰息，方复调适众味，和剂八珍，祈恳而后进，勉强而后餐，其不弃去者寡矣。故上有失士之患，而士有不遇时之悲，至使官职临阙，治功陵夷，雅俗隳坏，遗风不接，由其始用之非诚心，善人之类遭厌薄而散漫也。”为了更好地选拔真正的人才，叶适摒除了派系之间的成见，力荐了34人。叶适分析了凭资格用人的由来，指出：“无有流品，无有贤否，由出身而关升……资深者叙进，格到者次迁而已矣。若是而欲以举贤才。起治功，其可得乎!”(水心别集，卷十二，外稿・资格)，他认为，选拔“材智贤能”之士是教育的重点，并且认为：“图谋大事，莫先人材。”(水心文集，卷一，上宁宗皇帝札子二)而这种人才必然具有“其规营谋虑，无一身之智而有天下之义，无一时之利而为万世之计”(水心别集，卷三，进卷・士学上)的特点，能够承担起“恢圣业而共治功”的重任。
　　在对人才进行施教的内容上，叶适打破限制，提倡施以广博的教学内容。在《进卷》中，叶适系统论述了施教的内容，涉及纲纪、治势、国本、民事、法度、财计、军旅、纪制、官法、士学、学校、科举、铨选、资格、赋税、役法等许多方面。叶适还十分重视艺能，提倡学艺能以理百事。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提出：“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穑而能君其民以使协其居者。”虽然他并不主张学生一定要直接去从事耕作、操练艺术，但认为这些知识是佐治人才必须知晓的学问，是培养人才进行教育的重要内容。
　　叶适的教育目的与当时理学家们不同。“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等人，培养人才大多以“成圣”为目的。“二程”说：“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二程全书・遗书，卷25，页4)朱熹也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朱子语类，卷8，学二，页134)陆九渊则说：“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了。”(陆象山全集。卷35，页28―29)可见理学家坚持的是“学必至于道而后用”，叫人成圣、成德，成就完美的现实生命意义。叶适批评了理学家这种施教目的，他说：“至后世之学，乃以充备盛德为圣人，废其材，更其质，一施天下之智愚贤不肖，必至于道而后用之，是何其与皋陶异指耶!”(水心文集，卷九，六安县新学记)因为学者禀赋之不同，则离皋陶之施教方法相去甚远，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因人而异、因人施教。而理学家的目的是使人远离现实，专于“内圣”之法，“明体”过程之长无利于事功。况且“明体”是个终生的目标，而现实国情却时刻需要有为的人才。人才固难成就，但是人们通过后天努力是可以达到的，因此叶适说：“学非一日之积也，道岂一世而成哉?理无形也，因润泽浃洽而后著，此《兑》之所以贵讲习也。”(水心文集，卷二十九，长溪修学记)充分说明形上的理必须经过形下的现实的润泽才能得到充实。当然，叶适的教育思想并非忽视对人的德性培养，只是在当时的情境下需要的不是学者们的束书上观，而是对国事的切实关注而已。
　　
　　二、关于教学材料的选择
　　
　　朱熹提倡读“经”书，从中寻找为道学立论的根据。叶适则倡导教学以经世为目的，虽然也提倡读经，但与朱熹有诸多不同。他把经书视为文献资料，可以用作参考借鉴，甚至可以变通来用。在《进卷・总义》中，叶适说：“昔者孔子序《书》，录上古之帝王于其兴事造业，布政出令以经理天下之际，始于受禅，终于征伐，己略尽矣。”又说：“盖《周礼》六卿之书，言周公之为周，其于建国、设官、井田、兵法、兴利、防患，器械、工巧之术咸在。”认为六经主要记载的是历史文献，涉及的是治道。叶适主张以他所认定的“经书”为教学材料，明经的目的是为了达用，不是陷溺于经典本身。经书只是明道之器，是通向道的工具，不是道本身。研读经典除了挖掘其中意旨所在之外还要加入自己的思考，尤其与现实相联系的思考，才能做到达用。他对汉儒以章句训诂解经的方式进行了批判，指出：“知道然后知言，知言则无章句。”(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七，隋书二)认为“秦汉以后，儒者守师传而遗实用，号为通人，又辄放荡疏漏，取辩一切，道德滞固，功名浅迫”(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九，晋书一)。那种方式只会使经典 的大意被肢解。在《进卷・总义》篇中，叶适说孔子“于是定为《易》、《诗》、《书》、《春秋》之文，推明礼、乐器数而黜其所不合。又为之论述其大意，使其徒相与共守之，以遗后之人，然犹曰：‘如有用我者，其为东周乎!’盖经者所以载治，而非所以为治也”。说明不一定要死守经文原意，要有所折中。朱熹认为经书所传的道理是先验的。对此叶适认为经书是历史文献，所讲的道理是事物之理，是关于人道的。他说：“上古圣人之治天下，至矣。其道在器数，其变通在于事物。……至其承蔽改法，圣人继出，损益文质，先后迭施，治有异而不相废，道有同而不相袭，故其言语文字，或始之以陈其义，或终之以纪其成。言与事迁，书与事易，盖其皆可以为经，而当时之天下不待是以为治也。”(习学记言序目，进卷・总义)叶适的《进卷》中所论述的内容，包括纪纲、治势、国本、民事、法度、财计、军旅、官法，以及学校、科举、资格、赋税等，基本上都以历史资料为佐证，来为本朝的现实服务。
　　与朱熹重视四书相比较，叶适更加注重六经，他说：“若共此世，而精深宏博不质于圣人。则法之所不许也。故凡道理不经圣人所定，皆粗浅而狭陋者也，非精深宏博也。”(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九，唐书二，页589)之所以认为六经超越其他经典，在于这些都经过了孔子的鉴定，显然叶适是借孔子来巩固六经的地位。他认为六经的内容不是空言，而是“实”，他说：“古人教德必先立义，教成则德成矣，故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教立于此，而德成于彼，非以义理为空言也。”(习学记言序目，卷8，礼记，页112)又说：“学，实而已，实善其身，实仪其家。移以事君，实致其义，古今共之，不可改也。”(水心文集，卷十三，陈君墓志铭，页246)充分表达了叶适对“实”之重视程度。其中的“实”是比照义理之著空而言的。叶适先立定目标，然后践履之，把修身、齐家、事君等都纳入实践的轨道。叶适赞许的六经主要指《周易》、《春秋》、《周礼》、《古文尚书》、《毛诗》等。其中，叶适对《周礼》之重视足以窥见其学术旨趣。他认为《周礼》是古今事理之精粹，因为其中主要探讨了礼法制度等，与叶适关注的问题具有一致性。
　　
　　三、关于教学方法的创新
　　
　　在教学方法上，叶适有许多创新。叶适重视经典，认为“古今成材者，其高有至于圣；以是书也”，强调“材之高下，固书之浅深系焉”。(水心文集，卷十，叶岭书房记)他认为，古代经典是教育的基础，但是仅仅依靠书本上的知识还不够，应该注意外界的事物，作到“内外交相成”，使所学的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叶适认为学问不应泥古，‘而应有所发挥，有所创见，“师虽有传，说虽有本，然而学者必自善，自善则聪明有开也”(水心文集，卷二十九，题薛常州论语小学后)。重视思考的作用，强调自己的独见和“师心”之重要。他说：“夫力学莫如求师，无师莫如求心。”(水心文集，卷十二，送戴许蔡仍王汶序)“师心”主要是要发挥为学的主观能动性，克服各种困难达到目标。如“泉之在山，虽险难蔽塞，然而或激或止。不已其行，终为江海者，盖物莫能御，而非俟夫有以导之也”(水心文集，卷十二，送戴许蔡仍王汶序)。“师心”发挥主动性才是成功的关键，“求其心而已，无师非所患”(水心文集，卷十二，送戴许蔡仍王汶序)。叶适关于“求师”与“求心”的论述，说明了他对独立思考学习的主动性的重视。在叶适一生的学术研究中，一直坚持的就是这个原则，不囿陈说、不守成见，完全依赖于自己的研究思考而得出结论。
　　叶适还主张把“读书明道”与“自善其学”的创新精神结合起来。他与弟子陈耆卿的一段对话可以说明对创新的重视程度。据吴子良《林下偶谈》记载：“水心与贫窗(陈耆卿字与号)论文至夜半，……因问贫窗：‘某文如何?’时案上置牡丹数瓶，�o窗曰：‘譬如此牡丹花，他人只一种，先生能数十百种，盖极文章之变也。’水心曰：‘此安敢当。但譬人家觞客，或虽金银器照座，然不免出于假借；自家罗列仅磁缶瓦杯，然却是自家物色。’”这段话生动地再现了师生之间互相问答的情景，说明叶适治学重在自己独见，而非剽窃别人的严谨态度。叶适要求学生如此，本人一生之著述无不贯穿着创新的原则。其学、其思都是经过亲自研读经典而后得出的，从无空言。叶适的教育观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同时，他非常重视知识的交流，认为圣人也是需要交流才成就学问，他说：“《记》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诚是。然择友最难，有通国旷世而不获者矣。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造次颠沛皆道所在，而无难求难得之患，圣人所以能终其身于学而不厌，由此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三，论语・述而)选择志同道合之友困难，但是一直好学必可以使知识精进不已，同时不同学派、不同身份的人之间可以互通有无。叶适打破门户之见，汲取于百家学问加之自己的政治活动实践，因而得出了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见解。
　　
　　四、关于士人价值的论述
　　
　　北宋的不良士风是由当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及其相应的官僚制度所造成的。到了南宋，国家奉行重文轻武的文化政策，以争取，“士”阶层的支持，因此采取了对“士”的宽容政策。加上统治者奉行的苟且偷安的基本国策，导致了士风的进一步败坏。孝宗时，风气更加萎靡不振，科举名次高下是士子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南宋时期的社会现实要求知识分子把“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转化为抗金救国、恢复失土的现实抱负，但实际情况却是那些有着深沉忧患意识的志士，由于言论恳切梗直而不被赏识最终措置下列。相反，那些谄上者由于多滔谈之辞反被重用。感于现实“士”的价值迷失，叶适继承了先秦关于“士”的思想，并予以发挥，形成与事功思想相呼应的士人价值论，为事功思想注入了丰富的德行内容。
　　“士志于道”一一这是孔子最早为“士”所立下的规定。可以说“士”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候便有了参与“治天下”的要求。对于这个“道”，余英时先生解释说：“用现代的话说，‘道’相当于一套价值系统。但这套价值系统是必须通过社会实践以求其实现的。”儒家一直要求个体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自我价值。作为一个儒者，叶适要求读书人在个人修身的基础上兼及治国平天下。
　　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强调“士”的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为最后依据，强调知识分子要关注社会。孟子又有所发挥：“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孔、孟把“士”与“道”紧密联系在一起。古代知识分子对“道”的价值追求的重视不但表现于对“社会”的关注，而且表现于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即使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也能保持“乐而忘忧”的精神境界之饱满。叶 适对南宋知识分子的要求也是如此，即要求当时的读书人既要保持道德心性方面的修养又要关注社会现实，尤其强调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叶适的事功之学并非单纯的事功，而是把“徇道”与“为学”作为士人的天职，从而提出了“学与道会，人与德合”(水心文集，卷十一，宜兴县修学记)的原则。在孝宗、光宗、宁宗三朝时，叶适所上奏札屡以士风为言，指出士大夫“廉耻日缺，名实日丧，风俗大坏而不可救”(吴文正集，卷38，萧立夫墓志铭)，一一论列了以资格用人和荐举、任子、科举、学校、制科等各方面的弊病。叶适认为，“士农工贾，族姓殊异，亦各自以为极而不能相通”，圣人作“皇极”，“使之有以为异而无以害异”(水心别集，卷七)。“士、农、工、商”的分工是一种客观存在，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相辅”而不是“不容”，叶适肯定了社会分工的客观性。这几个行业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不同，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叶适说：“士在天地间，无他职业，一徇于道，一由于学而已。道有伸有屈，生死之也；学无仕而已，始终之也。集义而行，道之序也；致命而止，学之成也。”(水心文集，卷十一，台州州学三老先生祠堂记)指出士的价值理想应该是“集义而行”与“致命而止”。作为知识分子，其价值取向很重要，取向不同决定不同的人生进路。叶适强调读书人精神追求的重要性，他区别了“士”与“仕”内涵的不同。他说；“秦、汉以前，士自为家，造智设巧，意出准量，立表极以号于世而已……至后世，折衷之学始大盛。士因古人之已成者论之，知所统壹，足以致用，不必自为家焉。然非其�然出于科举场屋之外，详考而深思者不能也。”(水心文集，卷十二，粹裘集序)这里的“后世”指南宋时代，一些儒者在为学上只是“折衷”而没有自己的学术创见，只能达到“仕”即作官的要求。叶适把是否有独创精神作为评价是否为“集义”之士的标准，认为为学的目的仅仅限于应付科举以谋取功名的所谓“士人”不能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更不能成就“自家”之言。虽然叶适本人也是经过科举选拔之后才在朝廷用事，但是他追求的是一种思想境界和治学的道路，追求读书人所应该具有的不同于常人的学术追求以及政治抱负。叶适的理想境界是“使天下有羡于为士而无羡于入官，此至治之世……盖羡于为士则知义，知义则不待爵而贵，不待禄而富，穷人情之所欲慕者而不足以动其所守之勇”(水心别集，卷十三，科举)。这种“羡于为士而无羡于人官”，爵、禄乃身外之物的理想境界是他孜孜以求的。如果按照这个要求为学，那么读书人就可以成就自己的诸如道德、品格、思想、学问、知识等等。具有此种境界的人能够坚守自身的价值不为外物所诱。叶适这个思想具有超越性，反映了那些真正有抱负志存高远的知识分子的追求。可见，叶适对读书人成为“士”持赞成态度，因为那反映了读书人的精神价值追求，对读书人单纯以人“仕”为目的是反对的。
　　叶适不仅在理论上为士人精神呼号，在实践中，叶适对学术真理的追求亲自验证了“士”的精神。淳熙十五年(1188年)，叶适上呈了引起学界争议的《辩病部郎官朱元晦状》，驳斥了侍郎林栗弹劾朱熹的错误言论。《宋史》之《朱熹传》与《叶适传》记载了此事。林栗因与朱熹意见不合，于是弹劾朱熹之学“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其伪不可掩”，请求罢遂朱熹。叶适挺身而出，为之辩护。在《辩病部郎官朱元晦状》文中，叶适说：“臣窃见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职间，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见怪骇，莫测其故。盖熹素有文学行谊，居官所至有绩，因王淮深恶之，遂不敢仕。”经过对林栗所言反复“参验”，叶适得出的结论是“知其言熹罪，无一实者，特发于私意而遂忘其欺尔”。叶适明确说明自己是为“义”而为朱熹辩护。“栗虽贵而近，臣虽贱而远”，因为涉及“大义”，所以挺身为之辩。叶适的辩护不只是为朱熹个人，而是为了学术真理，是为了抵制政治对学术的干涉而提出的。对叶适为朱熹辩护的事件，明代王直在《水心文集序》中说：“其论林栗一书，有功于斯道甚大。时栗唱道学之说，欲窜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惧，先生独上书天子，论栗奸邪，请加摧折，以扶善类。国家之本，莫大于是。先生正直刚明，严于善恶之辩如此。今去已远其言存，是可以不朽矣。”虽然叶适与朱熹是学术上的论敌，但是学术观点上的对立不能代替他们对学术价值的追求。叶适能够打破门户之见，以“士”的自觉来担负起为正义辩护的责任，与他的士人价值要求是一致的。学界对这个事件一直存疑，所疑之处在于是否可以由此判定叶适与朱熹为“同道”、叶适对学术原则的不坚定。笔者认为，这个事件恰好说明了永嘉学术的兼容性、开放性、求真的精神，也表明叶适对知识分子的真正重视。他判断学术真伪的标准不是个人权威，不是出于个人的“一孔之见”，而是客观标准。
　　叶适的士人价值观，反映出其事功学并非一味排斥义理性命之学，而是主张读书人要具有精神追求，这个追求目标必须通过道德修养才能完成。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尽管叶适强调了读书人追求精神境界的重要性，但叶适更注重的是“义理与事功”不分，即读书人在保持独立人格的同时必须把自身与国家的兴衰系为一处，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胸怀和气度担当起报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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