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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生于公元1130年10月22日，南宋著名理学家，程朱理学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是南宋后期时的儒学主流，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清末，后世学者也由此尊称其为朱子。 在门人的记录中，理学大师朱熹对于读书，尤其是阅读经典作品的态度是相当严谨的。比如在读书的地方，朱熹留下了'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寒心，切已体察'这段话，指出阅读时应有的姿势及态度。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想象年少的朱熹准备科考时'寒窗苦读'的身影，他正襟危坐，双眼凝视书本，口中念念有词地阅读书中文字，一字一句试图消化先贤圣人的思想成为日后认识乃至改变世界的资本。  不过，他读的是什么书呢？大胆猜测，或许朱熹读的是《春秋》，这部在北宋中期没有纳入科举范围的儒家经典，甚至在王安石变法的新学时期被从学官去除，但作为'五经'之一，《春秋》却可以说是朱熹'程朱理学'理念的一部分。 至于他看的《春秋》以什么形式存在？十来岁的朱熹读的可能是蝴蝶装的官印本《春秋》，但如果是继承自他研究程学的老师胡宏（1105-1161），那些逃过战火的幸运藏书，他手中的书籍也有可能是手抄本。 他阅读时的姿势与态度与我们又有几分相似？但今日人们读书的姿势和心情却是千奇百怪，而我们读小说和读参考书时的态度有时也大不相同，甚至读这两类书的时间地点也可能不同，比方说坐在马桶上看书甚至用软件、Kindle等硬件设备阅读电子书。  今日世界的阅读似乎是件稀松平常，甚至是平凡无奇的活动，但回到南宋，回到朱熹的书房，当时的人拥有与今日不同的思想世界，他们的心灵活动和对各种事物的认知显然不能单纯以现代的眼光看待。探讨朱熹的阅读，可以了解朱熹作为准备科举的学生面临制度化的科举如何整理及消化经典知识；另外，将朱熹的阅读实践放在当时的社会脉络下，我们可以知道科举制度这个牵动许多人的活动和宋代印刷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科举制度不只牵涉考生和出题的官员，科举由多个环节组成，走进考场前的教育养成、阅读活动和各种因应教育而蓬勃发展的事业，甚至交通方便与否也牵涉其中。总的来说，科举作为一种文化与政治活动，参与其中的人群其实相当多样。 在此笔者要澄清的是，这不是篇着眼于朱熹学说或南宋理学的文章。选择朱熹这个特殊案例是因为朱熹作为重要的理学家，他的学说在南宋后期成为儒学主流直至清末，但朱熹和其它同时代理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却是多元甚至时有冲突的。最后，不可避免的，即他的知识养成和传授同样也受到正在蓬勃发展的印刷事业影响。  所以，以本文主角，年仅十八岁即中进士的朱熹来说，他如何阅读经典？在朱熹的学习与阅读经验里，印刷业的发展对他和众多士子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影响？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印刷书数量有上升趋势，但此时手抄书仍占有一定比例，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准备科举的士人手上拥有的书籍部分是印刷书，一部分可能是自己抄的或是继承自前人的抄本。走进朱熹的书房，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他又会以何种方式阅读？ 士人、书籍、阅读如果要探讨朱熹所处时代的出版与阅读状况，我们必须回到南宋（1127-1279）的社会中。 经过战乱，南宋初期的政治在战与合的争论中倾向了主张合平的论调，而此时的儒者面对剧变，他们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何北宋经历两次变法，文人的理想发挥到现实政治上的结果带来的却是如此悲惨的境遇？ 从这些疑问出发，儒学在南宋的发展有了不同面貌。企图找寻北宋灭亡原因的儒者在经典与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进一步对佛老思想、道统、皇帝威权等概念产生评论，南宋初期的儒学理论便在各种不同的思维中相互对话，朱熹、陆九渊（1132-1180）、张栻（1133-1180）、吕祖谦（1137-1181）等人便是诞生在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心学代表陆九渊 南宋科举制度承袭自熙宁变法（1069-1076）的影响，进士科取代明经科成为取士的主要途径。进士科分经义与诗赋两类，经义加考熙宁变法时期取消的《春秋》，同时也容许考生使用王安石《三经新义》的批注；诗赋则和经义一样需要考策论，而参加诗赋的考生数量有上升趋势。学校制度仍然存在，王安石变法的理念仍有发挥影响，太学三舍法虽然于地方官学不再施行，但太学生仍能以升舍的方式入仕。南宋参加科举的人数大为增加，这个现象使士人群体逐渐扩张并在社会上占有一定地位，许多士子在官场生涯不如意的状况下结束短暂的官职回到家乡或寄居外地任教。各地的士人不断往来交换彼此学说，而名士所在之处往往能吸引慕名而来的听众。 扩张的士人群体带动了书籍市场的蓬勃，对各类书籍的需求诱使书商印制更多书籍，这些书从科举必备的各类经典到经史子集作品皆有，例如苏轼和欧阳修文集在当时颇受欢迎；宗教书籍如佛道教经典，甚至是占卜用的卦书、具有百科性质的类书、地图、画谱等都应有尽有。从今日保存的书目来看，南宋已有相当多样的图书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人们接触书籍的机会大为增加，而准备科考的学生比起北宋人又能阅读更多不同的书籍。北宋时期，士人往往要到开封的藏书之家向人借书来抄，吃闭门羹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例如刘恕（1032-1078，《资治通鉴》副主编之一）在开封碰上的窘况。刚来到开封的刘恕想要向人借书却屡遭拒绝，连他的朋友都不禁为他感到同情，不禁评论这是个信任难得的时代。  回到朱熹身上，大体来说他所处的时代拥有较多接触书籍的机会，而朱熹的成长环境也对他的学习过程造成影响。朱熹的父亲朱松（1097-1143）也曾经任官，因反对和金政策而被贬至福建，在朱熹出生不久后连县尉的职务也被革除。朱熹在南方的生长环境有不少因政治因素而未出仕的学者围绕，形塑了他对经典知识的态度。 科举制度对书籍出版的影响，可以从一些类型的图书在此时出现找到彼此的关连性，例如经图的出版。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出自儒家经典，学生准备的书籍自然以官方规定的几部重要经典为主如《周礼》、《诗经》、《尚书》等。经典文字必须被牢牢记在考生脑中，才能在写题时引用适当章句。 而在阅读消化经典内容的过程中，有些概念往往是抽象的，例如《易经》中太极、阴阳或挂变的论述，如无其它说明或是教师指引，学生不一定能够了解其内容；《周礼》中的各种器物与服饰，如无实际形象恐怕也难以从字面上理解。因此，经图的作用是以图像形式说明经典中可能过于抽象的概念和文字无法完整传达的对象，经图也包含地图、姓氏表和人物肖像等具图解性质的内容。  17世纪版本《六经图》 经图在过去的官刻石经里已经可见雏形，尤其集中在《易经》与《周礼》的石经上，例如在1165年于江西刻印，由南宋人杨甲整理绘制的《六经图》，它的出版可能显示了当时人对于这类书籍的需求。《性善堂稿》中'干道间昌原士人杨甲为六经图，颇便观览，好事者版行之天下'这段记录，说明了经图对理解经典内容的帮助，这条史料也能够一窥南宋出版状况的发展，这些'好事者'会不会是经营印书铺的商人？他们显然是察觉这部书的商业利益而将这部《六经图》出版。 图像与文字间的关系在经典阅读时的重要性，从经图这一类书籍在南宋的兴起，值得让我们重新思考儒家教育的内涵与形式，在下个章节会有进一步的讨论。 '读书法'：当学问碰上科举根据学者刘子健先生的整理，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叙述中看到一群南宋特殊的知识人口。他们是所谓的理学家，在南宋初年因政治动荡而多受压抑，在秦桧过世后这些人群开始在政治上有所伸展，甚至促使南宋理学成为后世儒学大宗：
由这段叙述可知理学家对自己有一套异于一般儒者的生活习惯来贯彻对'道'的认识。而在门人的记录中，朱熹的生活多少也符合这样的模式，他也讲求生活的规律性和进行各种活动的合适时间，例如他认为适合读书的时间是关门闭户的晚间时刻。 然而，理学家在儒学上的影响是渐进的，直至朱熹逝世，他的理念还不是当时的学术主流甚至备受打压。这些理学家对于道的认识和当时的学术取向虽然时有冲突，但是他们依然在书院主持教育的工作，他们的教育内容也包含科举所需的知识，教授如何准备科举的同时，学者仍然试图将道学融入经典教育中。以朱熹门人所撰的《朱子读书法》为例，其内容以教人如何读书为主，里面也包含了许多朱子的学术理念、修身的态度和对时人参与科举产生的各种弊端的批评。  接着是这些儒者在教育学生时的状况。在结束短暂的官职生涯后，有些士人回到原籍或是寄居他乡进行教育工作，在地方官学占有一职或受聘成为大家族合办的私塾教师。 他们教授的内容同时也是自己过去准备科举时的那些经典，教出更多参加科举的学生。有时这些教师教授的不只限于科举教育的内容，他们提出自己的想法形成门派，他们的学生有的成功进入官场，有的则留在先生教书的书院成为长久跟随的弟子。无论是朱熹、张栻、吕祖谦或陆九渊，由其学生所形成的门派，南宋儒学多元且相互影响的风气便在这些名士弟子的散播下使理学逐渐成为儒学主流。那么，在这些学者的课堂上是怎样进行教学的？  从现有的南宋书籍来看，这些经典以今日眼光看来是难以阅读的。由于没有标点符号，断句工夫的养成便是在先生教书时训练，例如朱熹提到读书时要把文字一个个清楚念出来而且不可缺漏或颠倒。这项叮咛指出读书时口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如此猜测，把字念出来或许就能解决没有标点符号的问题。这样的记录使我们建构出宋人可能的阅读方式，即口语在阅读时的角色，透过读出书籍中的文字，读者在视觉与听觉上同时接收文本内容。 在南宋这个书籍数量增加的时期，人们能够接触的书目也变得多元，对单一文本的阅读方式可能也会由精读转为多样性的博读。有趣的是，朱熹对于'精读'的呼声也屡次在门人的记录中得见，甚至谴责他人读书速度过快，比如：
这段文字除了表现朱熹对读书不可太快的呼吁外，也可以推测当时人，尤其是准备科举的学生可能犯下的读书过快的毛病，而前述的引文则提到了朱熹在教导学生阅读经典时的要求，那么朱熹自己又如何阅读呢？我们又能从《朱子读书法》中一窥朱熹的读书方式：
 除了要求环境整洁外，身体在阅读时的姿势对他来说也相当重要，另外也可看到朱熹对字句精读的要求和口语的搭配。然而我们必须留意的是，这段文字所指的应该是阅读经典而非泛指阅读所有的书籍，我们可能无法得知朱熹读当时的'休闲读物'（如果他会读的话）是用什么态度和姿势在阅读。 从《朱子读书法》中看到的各种对于阅读方式的指导可以知道当时的人，以朱熹来说，是相当关心阅读行为的，他谴责粗浅的阅读、读太多，甚至是写作太多，这些现象与参加科举的人数增加似乎存在某种关连，而此时期经图、类书等具百科性质的'参考书'的出现可能也与读书人的增加有关。虽然朱熹可能是个特殊案例，但他也参与过科举，在准备科考时他也和多数考生一样面对制式化的考试制度，我们不能断言他的思想完全没有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 结语总的来说，南宋的科举制度承袭北宋熙宁变法的精神，取士方向亦受到当时儒学发展的影响，经典成为主要的取士标准，而南宋的经部书籍也比过去更为扩充。投身科举制度的学生不断增加，教育制度无论是官方或私人运作也多少顺应了这个潮流，就连属于理学一派的儒者也不得不在书院中教授应付科考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印刷书在此时期也大量增加，并在重要城市如成都、闽南、杭州等地形成重要的制书中心，人们接触书籍的机会逐渐增加，而士人群体的扩大多少也替书籍的扩散作出一定的贡献，甚至连书商和刻工有时也属于这个群体，显示大量参与科举却没有得到功名的学生扩散到各个社会阶层，因为这些人有共同的知识基础，他们回到故乡后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的知识水平或成为地方上的重要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书籍数量虽然有增加趋势，但书籍价格是否会因为数量增加而降低吗？如果把南宋的经济情况加进讨论会有更明确的结果，但是因为篇幅关系无法在此多做讨论，只能点出这个问题的存在，不能将书籍数量这个现象直接导向书籍价格下降这个结果。 最后，多元的出版也说明了南宋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与转变，但仍然要注意这些变化的影响范围，此时的中国仍然以农业为主，生活步调快速而多样的城市彷佛海中孤岛散落在广大的乡村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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