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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在隋唐至明清的一千三百年间，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由于到了宋代士族门阀不再存在，大量官职空缺，科举考试制度真正得到广泛应用，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亦始于宋代。宋代对科举的建树主要在于奠定制度化与公平化的考试方式。而由于皇帝担任考官，兼得“师”的尊贵，自宋朝科举大盛后，皇帝总揽“天地君亲师”五种尊贵的身份于一身。在政府的推动下，宋代的科举成为规模庞大、竞争激烈的考试制度，考试的公平性也重于其他的一切。 明清两代的科举在尽管在形式上与宋无太大差异，但在实质内涵却有重大变革，并强化科举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影响的作用。由于明清时期，只要通过中级的“举人”考试即取得任官的资格，举人身分所受的尊崇，不亚于宋代的进士身份。导致社会上下对科举考试出现空前狂热的气氛。即使是仅通过地方初级科举（童生试）获得生员（秀才）身分者，同样由官方赋予许多尊贵的政治、社会地位。透过科举制度实质内涵的变迁，使明清时代仅拥有最初级考试功名的逾百万士人都纳入了统治阶级。科举外在的影响力，随时代推前而不断扩大深化。科举内在生命力，经过五百年繁盛期之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开始走入另一个五百年的萎缩与僵化时期。自明代开始，科举考试命题一律出自儒家经典“四书”与“五经”，考生答题时，立论一律要根据宋代大儒朱熹的《四书集注》，答题方式一律采用“八股文”体。这些规范用意在于达成思想的统一化与考试评分的公正化。但其也导致考试本身与考生思想日益僵化。明中叶后，将秀才视为职官缺，导致乡试竞争空前激烈。而在同时，新的做官途径“捐官任官”诞生，这种情况在清中叶后更加氾滥。科举选材的功能也日益萎缩。 从正面上看，科举考试制度的建立使政府与社会有了紧密的联系，也打开了平民入仕为官的管道。透过科举入仕的知识阶层，由初唐入盛唐而崛起；北宋时已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全面优势地位。在法律上拥有许多特权，因而鼓励社会大众以中举任官做为读书的首要目标，社会也就衍生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尚。科举考试透过层层的科考，藉以鉴别致力于自我教化而热心宦途的才智之士，看他们是否已经完成无瑕可疵的经学训练。因而拥有在典籍的陶冶中才会得到，适合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维方式。儒家的忠孝节义观念，透过社会、乡约、族规、家礼等各种方式深入民间，推广于全社会。中国自宋代以后也得以构成一个比唐代原为普及的文化社会族群。而基层知识分子，构成基层乡绅，并成为村镇百姓与官府的桥梁。他们指导公共工程、支援学校与书院、编纂地方地志、参加地方祭典、纠集赈灾工作、招募地方自卫武力、提供村镇行为规范。 宋、元、明、清时期，透过科举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阶级，是一个同时拥有政治权力、经济优势、学术文化素养的新兴族群。优势条件的结合促使这个时代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普遍发达的时代。宋、元、明、清时期的文艺要求去捕捉、表达和创造出难以形容的情感、意趣、心绪和韵味。 宋、元、明、清时期的文学成就，大略划分为两个时期。元以后的文学成就大多在于庶民文学，宋代则为士人文学成就显著的时期。宋代文学的特色是雅好议论。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宋代也成为中国论说文（散文）成就最高的时代。中国的山水画，是继先秦的青铜器与魏晋隋唐雕塑之后，为宋代以降最显著的艺术成就。宋、元时期，中国绘画艺术的最高峰并以文人的山水画为代表。山水画的兴起，源自唐宋提倡科举，大批出身乡野的士大夫，集中到都邑城市。田园、山居就成为其乡愁式感情的向往，因而促成山水画的发展。绘画作品附写题语，大致始于五代，南宋以降，文人画已普遍加上诗文题跋，形成了诗、书、画密切结合的风尚。文人画中的文学修养、书法造诣与绘画意境的结合，乃用以追求文人本身品德的再现，藉以反映文人个人精神世界的意境、品格。 宋、元、明、清时期，虽然书法成就不如前代，但其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清中叶时期，因金石考古与碑学大兴，书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因此，清季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乃为一次中兴。清嘉庆、道光以后，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再加上金石碑版的大量出土，许多书法家将兴趣由法帖转移至碑刻上。元代末年，文人自印的风气开始形成，明清时期形成文人自印的高峰，印章转科成为了独立的艺术领域，进而形成了诗、书、画、印为一体的文人绘画新风格。清代以后，篆刻艺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更成为传统艺术最后的据点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理学、心学、科学与实学 宋朝理学的形成是传统儒学的一次复兴。儒家思想形成于先秦，盛行于两汉，然又中衰于魏晋隋唐时期，后复兴于宋、元、明、清。宋代对儒学的复兴并不是如两汉时期的经学，而是转向于对经典的思想内涵的探讨与解析。南宋大儒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经典加以注解，成为《四书集注》，并取代了五经的地位。传统儒学经过理学家对先秦儒学宗师言行的崇奉与诠释，加上官方的全面肯定与提倡，儒家在宋以降成了宗教性的“儒教”。各省各县都建孔庙对孔子加以供奉。儒学之盛由此可见。 北宋中叶，融合儒、释、道为一体，并以儒家学术为核心的理学形成。在宋之前的儒学虽在伦理与国家学说相当成熟完善，但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却较薄弱。宋以后，理学将道德的自觉提升到对“圣”的向往与实践，因而发扬光大了先秦儒学最核心的道德学说。理学将道德落实在大学八目之上，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宇宙理论方面，理学建立了“与天地万物合一”的形上人生境界，以宇宙自然运行的天理强化人伦之理的正当性，并以天理的正当性，克制个体对自我功利与感性快乐的追求。理学把人生的境界建立在个体的自觉上，以讲求个体的修养达到圣人的境界。由于理学细密地分析、实践地讲求“立志”、“修身”，以求最终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 理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其萌芽于北宋中期，代表人物为周敦颐、张载、程灏、程颐；成熟于南宋早期，代表人物为朱熹和陆九渊；转型于明代中期，其代表为王阳明。理学的理论发展，可谓由“气”到“理”，从“理”到“心”，由“心”到“欲”；由强调区分“天理”到“人欲”，到“理在欲中”、“欲即理”终；理学理论终走入无法突破的终极，因此理学在经由转型之后也完成了其生命历程，被心学所取代。自宋代以下，理学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对理学家而言，要改良社会改良风俗，只能从礼教着手。为了普及礼教，朱熹等南宋理学家开始为一般民众编订简易的《家礼》与《乡约》，做为常人的社会生活与居家仪节。这些规范成为以后数百年间中国人的生活准则。此外朱熹和其他理学家还编写了一些蒙学教材，如小学、百家姓、三字经等。除了图书外，朱熹创始以书院作为理学的修习场所与宣讲之重要场所。明中叶以后，各地出现大量的“讲会”，透过宣讲，理学的道德教化普及于文盲阶层。另外，透过娱乐、说书、戏曲等等手段，理学的教化更深入人心。 理学在中国盛行的七百年内，其所呈现的不仅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社会规范，更重要的是其带动了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的会救助工作。救助的主要方式包括由讲学之人自行办理社会救助；在士人影响下，带动官方办理社会救助；透过理学薰陶，商人阶级出资办理社会救助。救助内容除了办书院、订乡约以激励品德外，还普遍办理义庄，以救贫恤孤，资助教育；办社仓，以备荒歉 ；办保甲，以补地方之武装而保民。这种由士人自发的救助工作，成为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会救助活动多属临时性质；宋代开始，各州县普遍设立各种社会救助的永久性机构。 由于商人财力雄厚，明清时期，商人阶级普遍组织行善团体参加社会救助工作，对各地方的贡献尤其显著。然而，理学提倡禁欲主义，使宋人成为严肃，宋文化转入“老僧”性格，沉静而内向。明代以后，程朱理学被奉为不可侵犯的正统哲学，中国文化更显现出典型的沉暮品格。 宋元时代是中国科技发展最快的时代，科技蓬勃发展的主因一是受社会经济繁荣的影响，二是由于理学勃兴，养成人们理性探求各种知识的习惯，因而厚植科技发展的基础。对规律探求的重视成为宋人的特色，无论对哲学、政治、诗歌、艺术以及自然事物都如此。宋朝兼重“儒术”与“商业”，鼓励工商为官方一贯的政策，因此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常予奖励。中国四大发明中，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三大发明都出现（或大规模使用）于北宋。在天文历算上，科学家郭守敬，发明出十多种天文仪器，并据以修订历法，他所制定“授时历”是古代最精密的一部历法。医学方面，中医分科由唐代的四科到宋代的九科再发展到元代的十三科。宋慈所著的《洗冤录》是世界上最早法医专著。在纺织业上，元黄道婆由崖州（今海南岛）引进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再加以改良，提高旧的的棉纺织效率与产量，棉布从此成为汉人最主要的衣着布料。 晚明实学思潮造成这个时期学术文化的生机蓬勃，而且以强大的生命力延续到清初。更发展出博学派、经史派等流派，其多重视实用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晚明时期，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医学、声律学等诸多学科以及机械、冶金、农业、水利、等技术分枝都展开了大规模的科学总结和新的开创。清代中叶之后，由于经济的繁荣及文字狱的压迫，考据学大兴。在文献学方面，有集全国之力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也有各个地方印行的小型地方志。中国现存地方志高达八千多种，其中明代有一千多种，清代有五千五百种。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对中国古籍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总结，留给后世宝贵的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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