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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如何影响了士人的思想？
朱熹对吕祖谦的批评，一方面是批评他搞科举教育，另一方面还批评他看苏轼的文章太多。吕祖谦回答说：我看苏轼的文章，是因为他写得好，不会影响我的思想。而朱熹则说：你看苏轼的文章，然后喜欢上他的文章，这一定会影响你的思想，所以你最好不要看。在朱熹看来，研究道学没有必要去看苏轼的文章。
朱熹（左）和吕祖谦
为了科举考试而学习苏轼的文章自然很有好处，但是苏轼的文章能不能在思想层面给人以影响呢？按照朱熹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看苏轼的文章、学习苏轼的文章，他就会受到苏轼的影响。那么，当时的人是否认为苏轼只是一个文学家，与思想和学问都没有关系？包弼德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按照南宋人自己的说法（应该包括朱熹在内），在南宋仍然具有影响力的北宋大思想家，有王安石、二程和苏轼等人。包弼德认为，现在很多做思想史的人，不太注意到苏轼，认为他只是一个文学家。但是，苏轼在思想上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苏家（苏辙）的后代在南宋初年就迁移到了婺州居住。现在我们至少知道婺州有7个为科举教育而设的私人印书处，其中东阳胡仓王宅桂堂在1190年刻印了《重广眉州三苏先生文集》30卷，婺州永康清渭陈宅刻印北宋秦观编纂的《精骑》6卷、《苏门六君子文萃》70卷、《坡门酬唱集》23卷。在婺州，人们对苏轼文章的兴趣很浓，也大量翻刻苏轼的著作。现在传世的《精骑》虽然只有3卷，但其中引用苏轼阐释《易经》思想的著作《东坡易传》的内容，可以说是最具有哲学性的一部分。在当时的婺州，苏轼的文章不仅为科举所用，而且也会影响人们的思想。包弼德认为，苏轼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是多元一体的，而朱熹则是一体且排斥多元的。当我们在讲士人社会的时候，常常会忽略科举对士人的影响。但实际上，对于大部分的士人来说，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科举的教育而不是道学的教育。
南宋时，曾经考中进士的潘自牧编纂了一部类书（指按类编排的资料性图书）《记纂渊海》。在宋刻本的“序”中，潘自牧探讨了潘家的历史、对类书的看法以及“言”与“意”的关系。潘家非常富有，在迁到婺州以后，潘家开始与一些士大夫家族建立婚姻关系，其中就包括吕祖谦、朱熹、苏轼等家族。12世纪的南宋出现了很多类书，而且大部分都在婺州出版，如王象之《舆地纪胜》、章如愚《群书考索》等。《记纂渊海》其实就是为了写文章而编纂的，它适应了科举考试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议论性文章在《记纂渊海》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议论性文章可以说是标准的古文文章，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解。而《记纂渊海》中抄录文章最多的作者，就是苏轼。由于大多数士人都接受科举教育，而大量抄录苏轼文章的类书又是为科举而编纂的，因而苏轼也就借由类书与科举，影响了士人的思想。
苏轼
12世纪以后士人社会的形成
虽然吕祖谦与朱熹有过合作，在婺州大力推行道学，但实际上，各类学术在婺州都有存在和发展。如果我们去看宋本而不是被道学化了的《群书考索》，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特别注重王安石新法，而较少措意道学。
宋末元初，婺州出现了所谓的“金华四贤”：王柏、何基、金履祥、许谦。他们开始追溯并重新认定自朱熹以来的“道统”，而传承的观念，就是“理一分殊”。许谦回答吴师道说：“吾儒之学之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他们在婺州的言行，完全遵循着朱熹的著作，有思想但却不大有学术。1315年元朝重开科举之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课本。地方士人为了要了解朱熹的思想，竞相来到婺州学习，成为许谦的弟子。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就变成了一个道学的社会，而是因为时代的变化，人们需要知道道学的思想究竟是怎么回事。明朝建立以后，经济长期衰退，直到15世纪得以恢复。在婺州，书院、县学开始重建，宋元的著作重新出版，士人也开始活跃。到了明末，作为理学对立派的阳明学开始兴起，道学在婺州的地位大大下降，开始衰落。
包弼德特别注意地方历史在南宋的变化。第一，在南宋以前，政府通常会编纂图经，而此时地方志开始兴起。前者主要呈送中央，而后者为地方所掌握，地方士人的历史开始在地方志中凸显出来。第二，地方行政单位开始转变为文化单位。比如像“婺州”，原先只是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单位而存在，现在则开始转变为文化意义上的单位，人们提到“婺州”，会开始注意它所代表的这一个地区的文化内涵和意义。第三，以往的国家传记开始淡出，而地方传记开始兴起。南宋中期王象之在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中指出，地方志应该包括一个地方的物产、文化与士人群体。元代吴师道所编纂的南朝梁至宋末金华地区人物的史料《敬乡录》更加强调士人应该去承认和认识自己的历史。地方志的兴起，凸显了地方在朝代更迭中的意义，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察国家的视角。随之而起的家谱热，也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历史的兴起。
《舆地纪胜》
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观察地方史，那么我们会看到，南宋时一些具有自我意识的士人群体开始在地方出现，他们发展地方上的人际关系，但也具有并关注全国性的知识。包弼德特别指出，士人虽然是精英，但不是所有的精英都是士人。士人是一个很特别的精英群体，他们不是土豪。而地方士人则想方设法说服地方精英成为士人，并希望让其他精英群体接受他们作为士人的那种优越感。地方士人开始创建并且遵守一些自愿的道德和共同的社会行为。包弼德认为，自宋以来，中国的文化开始等同于士人的文化，地方士人群体取代朝廷开始肩负起了捍卫中国文明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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