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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儒学，似乎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庸之道，是温柔敦厚的学问，这自然是正确的，但是这确实是片面的。儒学是一套思想体系，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内容，虽然传统封建道德伦理观念是它的底色，但是其中不乏有洒脱轻狂、刚毅反叛的部分存在。心学出现的根源就在于这一部分，同时心学的热潮也激发了儒学中更加不同寻常的部分，这部分的思想转变影响了书法变革。 一、在明朝中后期，社会逐渐变得腐朽，理学成为了僵化的科举考试的工具，因此掀起了反理学思潮，心学逐渐占领思想高地，同时心学的流行影响了士人们的审美心态。明朝建立之初，虽然社会千疮百孔，但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政治强人，他一面用强权稳定住了政治治理，同时不断歼灭残余元朝势力，最终恢复了社会的健康状况和经济的良好运行。 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废除了宰相制度，将相权收归皇权，但是这并非万全之策。因为人对于权力的欲望是无穷的，即使没有手握大权的宰相，还是有其他身处高位的人行使着类似于相权的权力，而只要即位的皇帝稍有软弱，那么大臣们就会蜂拥而上想要夺取更多的权力。比如在万历皇帝即位时，首辅张居正一力主宰军政大权，这时他的权力是胜过皇权的。  在明英宗即位后，宦官的权力已经日益扩大，英宗好大喜功，听信谗言，决定去攻打蒙古部落瓦剌，最终遭受重创，大明军力几乎全军覆灭，最后英宗也被蒙古部落所俘虏，经此一役大明元气大伤。 明朝之后的皇帝大多数都是昏庸无能，不理朝政的那一类，例如万历皇帝在其即位的中后期曾经长达数十年没有上朝，宦官作为皇帝的身边亲信逐渐收割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  与他们勤俭的祖先不同，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大多耽于享乐、骄奢淫逸，政治腐败极为严重，朝臣和宦官之间的争斗不休，地主兼并土地现象十分猖獗，农民起义频发，社会秩序极度紊乱，经济停滞发展。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高度，明朝中晚期，经济陷入僵局之中，人们生活苦不堪言，这些很自然就会引发思想危机，使得人们开始质疑当前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就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缺陷，它的特点是分析详细精妙，这使得它很适合作为科举考试考察的内容。科举考试是关乎人的命运前途的重大考试，为了能够考上科举，人们自然就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程朱理学的特点甚至是优点逐渐就变成了缺点，它使得人们的思想腐朽僵化，缺乏个性，而学风就倾向于极端的功利主义。
随着社会危机的出现，思想开始出现动摇，理学不再能够统治人民的思想，反而人民开始发现理学自身的缺陷，因此反理学的思潮迭起，以王阳明为首的心学逐渐占领了思想高地，王阳明阐述的心学理论如“心即理”“知行合一”等都对理学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极大地影响了明朝的儒学发展方向。 在《顾端文公遗书》中顾宪成曾经这样称颂心学：
在明朝中晚期，心学的门徒遍布全天下，人人都对心学推崇备至，在这种思想热潮的影响下，士人的审美趋向自然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之前明朝的人们信奉理学，相信理是高于一切的，万物都是有一定的评判标准的，因此只是具有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主观性，使得理学缺乏个性。 而心学则不同，心学问的是自己的内心，寻求的是真我，相信心即理，使得儒学思想方向转变为主观和个性的结合，追求一种更加自我自由的思想和精神，因此儒学中刚毅、反叛、轻狂的部分就得以展现出来，比如李贽为了抨击当时的虚假的思想曾抒发了自己的“童心说”。  这一观点收录在《李贽文集》中：
二、狂狷人格随着心学的兴起而出现，逐渐左右了士人的审美心态，这种狂狷人格使得书法创作在三方面发生了改变。
在心学的影响下，人们更加注重自身的个体性，因此促进了狂狷这一类人格的出现。当然这种人格指的并非避世逃离的人心，而指的是出淤泥而不染，即便是在腐朽的社会环境中依旧保持反叛抗争的精神。这种人格在晚明十分受欢迎，上文说到的儒学大家李贽就认为，豪杰就在于狂狷和破绽，如果左右逢源的乡愿之徒可以被称之为圣人，那么儒家中得道的人就将会是数不胜数了。
出于对于狂狷人格的偏爱，晚明的书法也彰显了对于草书的偏爱。在明朝前期，士大夫阶级大多受元朝赵孟頫的影响，或者依据受困于二王的书法风格之中，再或者是习惯于光洁规整的台阁体。但是随着明朝心学的兴起，儒家主张个体和个性的融合，因此不落窠臼的草书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中。 
因为在明朝末年，政治十分腐败，身为知识分子，士人对于时局、社会自然有一种忧虑，这种忧虑助长了人们的抒情需求，因此在这一时期书法的篇幅越变越长。以前的书法作品只是在书案边观赏的艺术作品，随着书法形制越来越长，人们开始要把书法挂在墙壁上观赏，使得新的书法形制巨轴得以出现。
因为人们对于狂狷的偏爱，狂狷甚至成为了评判书法的审美标准，比如项穆在其书《书法雅言》中用狂狷评价书法之精妙
 有的书法家对于狂狷推崇备至，直接就把狂狷作为评判书法作品成绩的直接标准，将狂狷作为书法家追求的至高境界。 三、心学讲究内心的感受，很容易陷于玄虚之中，在明末清初，心学的缺陷逐渐为人所知，因此人们开始倡导回归朱学，或者修正心学，这些引致人们的尊卑意识。
随着心学的发展，其缺陷自然也是日益显现。心学主张心即理，一切来源于内心，因此心学的理论主张难免流于玄虚，缺乏实用性，这些都会带来一部分的消极心理，对于儒家学说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因为在明朝末年心学流传甚广，在庞大的信徒中这种缺陷就被无限地放大了。因此这明朝晚期的知识分子人群中主要有两种想法，其一就是要摈弃心学回归朱学，或者就是摆脱心学的弊病，拥抱更多经世致用的思想。
因为心学的弊病日益明显，因此人们心中开始更加看重经世致用的思想，摒弃玄虚之风，而这一思想就促进了人们的尊碑意识。在明朝末年出现了大批士人外出访碑，考据碑文，发表了一批金石学的著作，用自己的学识来考察史据。  同时因为人们意识到了心学的弊病，士人们开始回归程朱理学，重新信奉理学。而理学本身就是厌恶空谈之风，注重对于儒家经典的研读，因此理学的回归也促进了人们访碑考据的活动，促进了人们的尊卑意识。 结语明朝前期，统治者们大多实行较为严苛的政治手段，因此皇权高度集中，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但好景不长，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大多耽于享乐，不理政事，权力落在了宦官和权臣的手中，而宦官和权臣又处于无休止的争斗之中，国家的政治局面和经济运行都岌岌可危。 在这种社会条件的影响下，思想逐渐出现危机，占据主流的程朱理学成为了科举制度的帮凶，成为了僵化腐朽的代名词。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反理学思潮甚嚣尘上，因此心学占据了主导地位，理学式微，心学影响了士人的审美心态。心学更加重视个性和主体，促进了狂狷人格的出现。 士人喜爱狂狷，因此草书风靡一时，书法的形制也一再变大，而狂狷也成为了书法作品评判的重要标准。但是随着心学的发展，心学的弊病展露无疑，因此人们开始更加倾向于经世致用和回归程朱理学，务实的心理促进了尊卑意识的出现。 参考历史文献： 《明史》 《书法雅言》 《李贽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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