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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奇逢实学思想对北方士人的影响 文/张建英 孔子在《论语·子罕》中说：“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自古以来有志之士都力避秀而不实，华而不实。春秋战国时期，学术风气开放活跃，百家争鸣，不乏真才实学之士，但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混在其中虚谈哗众、沽名钓誉。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非韩》中对这样的现象给予了强烈批判：“盖谓俗儒无行操，举措不重礼，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鲜明地提出了“实学”的概念。到了宋朝，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实学”的含义更加具体。宋代佛家、道家学说盛行，宋儒倡“实学”，力排佛、道流于“虚”、“空”的弊病，继承唐韩愈《谏迎佛骨表》的精神，试图救治社会上喜好佛、道的消极避世思想，使士人阶层能更多关注社会现实，解决现实问题。 明清之际，社会矛盾多发且空前尖锐，迫切需要儒生们深刻反思，回答时代提出的救世方案，切实拷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治学理念，探讨如何将其落到实处，因而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实学思想达到高潮。后来，实学演变出多层涵义，道德实学、考据实学、启蒙实学等等，但经世实学始终是主流与核心。本文即以经世实学为例来论述孙奇逢实学思想对北方士人的影响。 一、孙奇逢实学思想溯源 《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对“致用”的解释为：“尽其所用”。《辞海》对之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可见经世致用合起来理解即立足社会现实，剖析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以达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本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自己也身体力行，于各诸侯国之间奔波劳碌，力求实现“三代之治”的理想。虽然孔子最终没有成功，历史不会倒退回去，但足见传统儒学不同于佛道只修己不经世的“虚、空”特点。到了宋朝，理学在南方纵深发展，至南宋成型。在中国北方，因长期处于政治中心，北学更是形成了“重救世、救民于水火”的致用传统。元代经姚枢、许衡、刘因（刘因，号静修，直隶保定府容城人，与杨继盛、孙奇逢合称容城三贤）等人的努力，理学北传，并进一步强化了重实践不重理论的传统。 明朝末年，强敌环伺，农民起义又风起云涌，但部分学者、士人尚空谈，轻实践；重义理，忽视经世致用，导致一些知识分子出现“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现象。甲申大难，诸臣大多救国无方，“愧无半策匡时难”，一部分降清，一部分归隐，一部分以死报君恩。此时，胸怀实用救国韬略的豪杰之士，纷纷走到历史前台，将经世致用实学应用到历史洪流中。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与黄宗羲、李颙合称“清初三大儒”，被誉为“北学宗师”，“北方孔子”。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直隶保定府容城（今河北雄安新区容城县）人。世代务农，其祖父孙臣为家族中第一个读书入仕之人，曾任沭阳令、河东盐运司判，为官清廉，父亲孙丕振以生员授儒官，德望重于乡里。孙奇逢家学渊源，在祖父、父亲的教导下，7岁入小学，14岁入县学。14岁这年，有两件事对孙奇逢影响深远。一是与父亲拜谒祖母族人杨补庭。杨补庭即明朝忠臣杨继盛长子杨应尾。孙奇逢的祖母杨安人是杨继盛的再从侄女，孙奇逢小时候即听祖母讲了很多杨继盛的故事。杨继盛，嘉靖年间勇斗严嵩被害，“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历史担当和“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的豪杰之气都深深影响了少年孙奇逢。在这次拜谒杨继盛之子时，“应尾猝然问：‘假在围城，内无粮刍，外绝救援，将若之何？’对曰：‘效死勿去！’补庭叹曰：‘ 吾定子生平矣！ ’”从此段对话中，已见孙奇逢报国之志。二是与定兴鹿善继定交忠愍祠。忠愍是杨继盛的谥号。两人以杨继盛为榜样，并“以圣贤相期勉，不为口耳章句之学。” 17岁中举，其文被房师韦石麟评为“疾徐丰约，一准程朱”，虽未读程朱书，已在父辈师友影响下初窥理学门径。至19岁“父命从季父成轩公学。”孙奇逢的祖父曾师从王阳明的弟子邹东廓之子邹美，因而孙奇逢可算是王阳明的第五代弟子。其友鹿善继亦服膺阳明心学。孙奇逢九十岁时，成都费密从学，“有答书云：……念衰朽少承家学，自先祖沭阳公与阳明高弟邹东廓之子讳美者，同举京兆，得闻其家学，故平生口无伪言，身无妄动，以躬行教子若孙。老夫奉父命从季父成轩公学，此渊源之所自，而尤得良友鹿伯顺夹助之力居多，伯顺深得阳明之学者也。”可见，孙奇逢早年既受程朱理学影响，又学宗阳明。象山阳明之学，即陆王心学。初，陆王心学亦重实践，而不是像后期那样“玄”，“虚”。陆九渊“治理荆门一年，荆门大治……可以验躬行之效。朱熹都认定陆九渊‘专务践履，于践履中要人悟得本心’。针对朱熹派析事功与学术为二，王阳明不但自己躬行践履，文治武功煊赫至极，而且特别拈出‘知行合一’”。王阳明在世时，弟子们在其事功感召下尚不离“行”，明朝末年，随着王阳明去世后王学弟子们门户分裂，阳明心学在南方的整体实力逐步弱化，其“知行合一”理念因弟子们对王阳明的事功无法企及，渐渐偏离了“行”，过于强调心学的“致良知”，夸大良知的作用，从主观能动性的优势渐渐陷入虚无的泥潭。尤其是左派王学禅宗佛学色彩愈来愈浓厚，脱离实际，“虚日益虚”。与之相对，程朱理学弊端也日益显现，堕入支离，'实日益实'。与阳明心学在南方弱化相反，随着阳明心学逐步北传，与北方如火如荼的现实斗争结合起来，一批有志于世的儒学大师吸收了阳明心学的积极因素，读《传习录》而不止注重“致良知”，更重视王阳明反复强调的“心在事上练”，将主观能动性落到实处。在这方面，“燕南王学”是其代表。“晚明流行于河南河北以李三才、赵南星、孙承宗、鹿善继、范景文及孙奇逢为代表的燕南王学集团就力避空谈心性而主张躬行实践。”重节义、重事功、重实践是北方阳明学大儒的共同点，其中鹿善继对孙奇逢影响最大。鹿善继，字伯顺，号乾岳，少承家学，不入塾师。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八月，鹿善继应顺天乡试，“因场中题未得解，归而旁搜诸家注义，其有采辑王文成公《传习录》中语者，每阅之，辄心动。时侍御公方按苏松，先生启购焉，侍御公为之色喜。”第二年，他终于得到祖父鹿久徵在任上寄送的一部《王文成公全书》，于是取其中《传习录》，“寝食其中，慨然有必为圣贤之志。而一切着落，皆身实践之。”为克服朱熹理学易破碎支离和阳明心学易玄虚空洞的缺点，鹿善继著有《四书说约》，以“反约之道”避免两者之短，其核心为“反求之心”和以身实践。他的一生都在践行着“皆身实践之”的实学思想。他不惧皇室特权，依据旧制扣留“金花银”，因而受到了降级、调外的处理。明天启年间孙承宗督师山海关，鹿善继参赞军务，“初高阳公至关上，仅得甲士三千，立骑兵营，其经营惨淡之苦，惟先生同之。厥后恢复辽疆四百里，凡五城七十二堡，所与密画者，先生一人而已。”天启年间参与营救被魏忠贤阉党迫害的东林党人。崇祯九年，以赋闲归田之身义守定兴，城破殉国。“自少至老，在邦在家，只求事事不亏本分，时时不愧本心，故能崛起北方，倡明绝学，卒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有明一代真儒云。” 作为鹿善继的挚友，孙奇逢深受其实学思想影响。同样为救治这种流弊，孙奇逢以回归、重释孔孟经典的儒学大视野，会通程朱陆王，将朱熹' 格物致知'与王阳明'致良知'相结合，尤其重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进一步提出“知行并进”。“孙奇逢之说，的确是知行并进的。‘圣贤事业，圣贤学问，总在躬行上取齐。’这是认识论发展史上的宝贵思想。然尤其可贵的，亦不尽是躬行人伦，践履道德，他不自觉地外触到社会问题。”将王阳明的事功作为重中之重，补偏救弊，并身体力行，躬行实践，经世致用，虽不为官，却于明末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做了很多震动朝野的实事，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成一代豪杰。清初，北方知识分子大多因战乱凋零，孙承宗、鹿善继等人亦殉国，作为中国北方硕果仅存的一代大儒，孙奇逢因家园被圈占而南迁河南夏峰村，独肩道统四十年，授徒讲学，躬耕著述，为学“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以深造自得为途径”，成为清初北方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形成独树一帜的夏峰北学，开启清代新的务实学风。 二、孙奇逢实学思想于其自身的体现 “莫谓我耄年，我胸中别有天。饥餐困睡随方便。也不学禅，也不谈玄，一编孔孟彻宵旦。说什么程朱王陆，门户便相悬。从陆征鞍，顺水扬帆，到头一样达畿甸。道同源，躬行实践，舌上莫空谈。”明朝皇室后裔朱国沛（明朝灭亡后改名杨天放）在写给孙奇逢的《夏峰歌》中，生动摹写了孙奇逢以自况并对弟子们谆谆教诲的口吻强调躬行实践的重要性。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年轻的孙奇逢便不囿于书斋，以举人的身份团结乡绅，积极参与地方社会事务。 万历三十五年九月，24岁的孙奇逢在父亲墓旁结庐而居守孝三年期满，刚刚回到家中居住不久，即遇到容城举人梁如星、还有一个姓薛的秀才被宦寺（明万历年间派往全国各地的矿监、税监）所窘辱之事。孙奇逢与几个乡绅团结起来为梁如星等人申冤。他满腔激愤地上书知县：“异哉梁孝廉薛茂才之事！天理王法真是大变！夫薛珰，一小竖子耳，余皆小竖子之奴隶耳！遂敢鞭棰孝廉，幽囚士子于奉诏入试之日，尚可谓有世道哉！阉人之炽恶，斯文之丧气也。明公风教攸握，值此非常异恶。察其主谋者何人，党恶者何人，严讯而置之法，庶秽污刑余之徒犹知有朝绅，犹知有天宪，则扶文抑暴之功高于千古矣！”字里行间燕赵悲歌慷慨之豪气显露无遗，且不限于严辞声讨，而是提出切实解决方案，“扶文抑暴”，打击黑恶势力，整肃社会风气。 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迫害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人陆续被逮捕入狱，并被诬赃银若干，数目不等，但钱数都很庞大。孙奇逢家境清贫，遂与鹿善继之父鹿正、白沟张果中一起不顾生命危险，募集资金，义助“完赃”，展开营救活动。孙奇逢还上书督师山海关的孙承宗，请他设法营救，辞极迫切。虽最终因阉党势炽，营救失败，但三人不惧凶险身体力行的豪杰之气令世人景仰，被誉为“范阳三烈士”。 崇祯九年，清兵多次进犯京畿地区，孙奇逢率宗族乡党守卫容城，与清兵激战七昼夜，周围县城均陷落，独容城得全。“岁丙子，大兵薄畿辅，逼容城，公与兄若弟率宗族乡党入城，邻邑戚友奔集依公者数十百家。时秋霖土堞倾圮，西北隅尤甚，公独领西北一面。未筑而兵突至，即窥其圮者。公随御随筑，移时而城成。调和官绅以济同舟，倡劝捐输以保身家。攻数次，竟得保全。于时，邻近大邑俱陷，独容城屹然若金汤。巡抚都御史张其平、恤刑员外郎胡向化俱上其事，奉旨加级擢用；嗣南大司马范景文以军务聘公，俱辞不赴。” 此时，孙奇逢还积极地进行参政实践。容城守御成功后，眼看京畿地区会面临清军更猛烈的进攻，孙奇逢上书政府，要求修缮城墙，训练武备。但明朝大势已去，政府亦不作为。为使在战争中受害最深的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面对民间需赔补被敌人掳走的官马，“孙奇逢向容城知县递交了《呈为祸惨民穷恳恩奏请俯赐蠲恤以保残黎事》的呈文，极言容城遭兵祸的惨状及民众困穷的实态，也备述了容城百姓在没有官府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坚守容城所获得的胜利，请求知县能够把他的呈文上呈朝廷，宽缓马价赔补，让老百姓得以休养，能够活下去。” 孙奇逢感到容城已无法继续守卫，遂果断放弃，转而守御易县的五公山。此时，追随孙奇逢的宗族乡党及五公山下当地村民已千余人，孙奇逢将大家统一组织起来，闻警入山，筹划部署，明确职责，纪律严明，抵御清兵。这时候，若只是空谈心性的腐儒，不深入实际，躬行实践，那就只能一死了之了。孙奇逢重视实践，关注社会现实，用学问解决实际问题，从未与社会脱节，因而能够临危不乱，指挥若定，守御有方。他闻警即率众入山，敌人散去，警报解除，就应邀到定兴百楼村授徒讲学。如是者三次，成功抵御了敌人入侵，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将心学要义运用到实际中解决现实问题的实学魅力。 明末动乱之际，孙奇逢便于战乱间隙短暂的和平时光与师友切磋学问，著述讲学，始终不忘文化传承的重任。清朝定鼎以后，圈田令下，孙奇逢故园已不可居，他先是流寓新安（今雄安新区安新县），协助当地士绅编著《新安县志》，后举家南迁河南辉县夏峰村。 在夏峰村，孙奇逢以家乡容城先贤——元初大儒刘因为榜样，任凭朝廷屡次征召而不仕，著述讲学，教化一方百姓。其为学“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以深造自得为途径。”此时的孙奇逢，早已步入人生的暮年，但面对战乱之际社会礼崩乐坏而北方学人又大多凋零的现实，他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自觉的担当意识，独肩道统，庚续文脉，“耳聋免听俗人语，眼暗不观非圣言。暗中检点，策励无忽风烛年。”年愈老而志愈坚，“一编孔孟彻宵旦。”他合程朱、陆王两派以回归孔孟儒学，构筑一个弘大的道统体系，历时近三十年著成《理学宗传》。他暮年学《易》，与“三无道人”雄县李崶研读讲论，著成《读易大旨》。自南迁之日起，他便逐日记下所见所闻及与友人弟子之间的交往研习，从无间断，终成卷帙浩繁、弥足珍贵的《日谱》。此外，他的著作还有《四书近指》《尚书近指》《畿辅人物考》《中州人物考》等等，都是中国文化史上极具价值的著述。 清廷定鼎北京，已无复明之可能，南迁后的孙奇逢将节义事功转移到日常生活中来，“以日用伦常为实际” 。儒学历来重视家庭人伦，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孙奇逢的实学践履在齐家方面的体现是贯穿其一生的，“孝友”二字写在心上，更写在行动上。早在他十几岁的时候，还在求学，就已经做到了舍小我为大家。“先生非义不取，上官或有以灯火之资馈者，父母分给之，先生仍出为公用。”到后来他率众守御五公山，为齐人心，带头把自家所有的粮食拿出来给众人吃，结果十多天就吃完了。此举令他更增威望，随行众人抛却私心，同舟共济，五公山守御战才能大获全胜。在夏峰村，他以礼治家，其理念与规范体现在一系列的著作《孝友堂家规》《四礼酌》《家祭仪注》等，将家庭治理得“喜的是家无逆颜，人人尽让无争辩。”孙奇逢的家庭成了一方楷模。由家庭而宗族建设，“在家庭生活的只是几口人、几十口人，宗族则可以联络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士人通过世系的梳理，族谱的编篡，祖坟的祭祀，祠堂的修建，就把几百、上千人凝结在了一起。以一人的仁孝，带动一家的仁孝，带动一乡、一国、天下的仁孝，宗族是多么重要的组织形式！孙奇逢意识到了这一点，强调说：‘后王君公惇行于上，兴仁兴让，本一家以型万家；大夫卿士笃行于下，思孝思悌，合万家以则一家。晰之以昭其辨，合之以洽其情，分而不散，久而不湮，诚亲睦之隆规，适治之大道也。”将理念付诸行动，在孙奇逢的大力倡导与亲自支持下，郭氏祠堂、《张氏家谱》、《王氏宗谱》等等修谱建祠的事情逐步完善和发展，明清易代之际礼崩乐坏的现实风气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三、孙奇逢实学思想对北方士人的影响 经世致用范围很广。从治国理政方面来说，天文、地理、水利、漕运、钱粮、军事、科举、刑狱、盐铁等方面都属于实学范畴。从日用常行方面来说，修身、齐家、待人、接物、交友、著述、授徒……皆是实学落脚处。孙奇逢的弟子王五修问“学下手处”，他说“日用食息间，每举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违天理、拂人情处，便是学问。” 早在为父母庐墓守孝期间，二十多岁的孙奇逢就在北方士人中拥有了极高的声望。父母逝后庐墓三年，是儒家传统孝道。孔子于此犹为提倡。但三年都不回家住，住在冬冷夏热的茅草屋里，“不饮酒，不食肉，不御内”，实在是太难了。因而除了孔子的弟子为其庐墓三年，后世儒生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连朝廷高官也做不到。大家只好一边学礼，一边原谅自己做不到“孝礼”。孙奇逢认为既是这样学的，就要这样做。孙奇逢治学，一直把实践和笃行作为准则一以贯之。他与兄弟们一起，不折不扣实实在在地为连续亡故的父母庐墓六年。六年，难度加倍，他也因艰苦的生活条件、严苛的礼仪条例而患了严重的胃病，但他丝毫不退缩，反而将庐墓期间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学问日进。他们不仅日日哭祭父亲，将各项礼仪实行到位，更将父亲生前所读之书陈列在茅草屋“栖神堂”，日日诵读；将父亲所谕之理放在心头，时时体悟。为父母庐墓六年，是孙奇逢兄弟四人在道义上的深度修行，更是自觉的严格的道德实践。这种纯笃深厚的孝行感动了很多人。孙承宗、鹿善继都为孙奇逢赋诗，并将他与容城的两位先贤刘因、杨继盛并提。 定兴鹿善继诗云： 横襟东海揖郎山，中有一庐无愧颜。 毁后仅余眉宇在，愁来惟把蓼莪删。 地当赵北燕南际，人跨椒山梦骥间。 客子语言忽可味，细询知自见君还。 高阳孙承宗则赠长诗： 容城城坳大如斗，今古贤豪萃作薮。 静修之修忠愍忠，撑拄乾坤万不朽。 行天日月地江河，出奉君王入父母。 孝廉崛起两贤乡，手握天常为世纽。 黄金台上已知名，高堂舞彩歌曼寿。 一朝风雨下庭帏，大椿零落萱花剖。 夜台长夜寂无人，忍见野林狐兔走。 九原日忆念儿心，六载枕苫相与守。 诸妇同集一亩宫，优龙劣虎声如喁。 蓼莪有句不成读，黄土一抔泪为阜。 紫荆花烂雨盈襟，鸿雁影联月在牖。 陇笛咽寒几断肠，夜乌泣云空翘首。 我亲亦未尝君食，帝书日月悬培塿。 感君兄弟倍酸辛，孝子忠臣天并久。 君家兄弟远相传，亭亭玉树师且友。 能与朝廷生异人，应得异人还报厚。 不仅朋友们深深佩服孙奇逢兄弟的孝义，官府也对其赞誉有加。提学御史李蕃将此事报告朝廷，朝廷降旨在容城为孙氏兄弟修建牌坊，以旌表孝行。孙奇逢为父母庐慕六年的孝行还声名远播，京城很多官员亦对其大为赞赏。万历三十九年(1611)春孙奇逢刚刚为母亲守孝三年期满，当年秋天，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杜诗“慕先生为人，以其子受学”，邀请他设馆其家，教授其子。后来，牛俊臣、薛孔泉、唐灼州、贾孔澜等高官俊杰纷纷敦请孙奇逢教授自己的儿子。其中薛孔泉的儿子薛凤祚成为著名的学者、天文学家、水利专家。贾孔澜的儿子贾尔霖因品学俱佳，成为孙奇逢的女婿，“后先生以长女妻尔霖。”京师课馆生涯使孙奇逢结交了很多正直的官员，还培养了很多得意门生，这些弟子受其影响，注重学问更注重实践，大多都有了很高的成就，并与孙奇逢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明朝末年，孙奇逢勇救东林、守卫容城、守御五公山……事功赫赫；清初，他南迁河南夏峰村，则为庚续文脉、教化一方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其实学思想鼓舞了弟子们及更多的北方士人。弟子问学，他反复强调：“学问之事，患无下手处，故无得力处。知在‘躬行’二字上著手，便一了百当矣。”“学问事，此中学人津津讲求，渐有头绪，总之不离‘躬行’二字。口里说一丈，不如身上行一尺。”孙奇逢弟子遍布天下，著名的就有二百多位，在此仅以其北方弟子之主要者为例来谈孙奇逢实学思想的影响。 1.张果中。 张果中，字于度，直隶保定府新城白沟（今河北高碑店市白沟）人。先从师鹿善继，后孙奇逢为父母庐墓守孝之时，张果中受父命从庐中问业，学于孙奇逢。正是出于对孙奇逢的真实学问、人品道德与付诸实践思想的钦企仰慕，从此时起，张果中便一生跟随孙奇逢，一起守御五公山，一起讲学百楼，一起南迁夏峰，在夏峰村帮助老师整理著作，讲学弘道，直至终老，葬于夏峰村北。被誉为“白沟处士”，与彭之灿、理鬯和并称“苏门三贤”。 孙奇逢勇斗阉党义救东林，离不开师友及众弟子鼎力相助。其中张果中因其家住白沟，为交通要道，官宦商贾往来京城都要途经白沟，他家向来是东林诸贤及其家人朋友落脚之所。东林诸贤未至之先，以书信寄张果中，张果中预为谋划并传递信息，还到处奔走打探消息，义助筹款“完赃”。正因张果中在此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不畏艰险舍生忘死的精神，他名列“范阳三烈士”，为海内传颂。 2.王余佑 王余佑，字申之，一字介祺，号五公山人，直隶保定府新城（今河北高碑店市）人。初，受视学畿辅的东林名士左光斗赞赏，后从学鹿善继、孙奇逢，乙丙时亦曾协助孙奇逢参与营救东林党人。明末动乱，屡次投笔讨贼，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清初孙奇逢南迁，王余佑依依送出百余里，后返回五公山下双峰村，在孙奇逢讲学旧址重修双峰书院，著述讲学，直至晚年，复讲学于献陵书院。其为学尚实行，躬践履，崇气节。清初，天下大势已定，王余佑只好将自己毕生所学详于著述，《乾坤大略》《十三刀法》等对用兵和武术的探索，不重理论重史实与实战，切合实用，其实学思想可见一斑。此外，其著作还有《居诸编》《诸葛八阵图》《万胜车图说》《兵民经略图》《认理说》《通鉴独观》等等，将理学与实用结合起来。王余佑的讲学与著述使他在恢复饱经战火毁灭的清初畿辅一带文化的历史重任中堪称首要人物。后来崇尚实学的颜李学派创始人、博野颜元即受王余佑影响最深，颜元“尝自言：私淑孙征君，又所父事者五人：曰张石卿、曰刁蒙吉、曰王介祺、曰李晦夫、曰张公仪。兄事者二人：曰王五修，曰吕文辅。友交者三人：曰郭敬公、曰王法乾、曰赵太若。”除了私淑孙征君，父事者与兄事者共十人皆为孙奇逢门人弟子，于中可见颜李学派对孙奇逢实学思想的承接关系。当然，后来颜元在“实”上面做的文章更多。颜李学派另一创始人李塨亦曾向王余佑学过兵法，受其影响。 3.魏一鳌 魏一鳌，字莲陆，直隶保定府新安人。崇祯年间中举，清初曾任山西忻州知州，清正廉洁，为民兴利，多有惠政，然不久即告归。孙奇逢南迁后，他辞官离职，追随孙奇逢三十余年，不惧贫寒，患难与共，是孙奇逢的得意弟子。 在夏峰村他依孙奇逢而居，于兼山堂之侧筑“雪亭”，取“程门立雪”之意，可见其与老师感情之深。后在孙奇逢指导下，受师命梳理北学脉络，编纂《北学编》，从汉代董仲舒起，将北学代表人物几十人收入其中，传承文脉，赓续道统，为北学的系统整理做出了重大贡献。其著作主要有《四书偶录》《诗经偶录》《雪亭梦语》《雪亭诗草》等。 4.薛凤祚，字仪甫，号寄斋，山东益都（今山东淄博市）人。早在万历四十四年，薛凤祚即受父命从孙奇逢学。时年孙奇逢三十三岁，薛凤祚年仅十七岁，他是孙奇逢入门最早的弟子之一，受孙奇逢影响，他“尝慨然欲有建树于时，不为空谈以炫人耳目”。⑳他遵从孙奇逢的教导，反对坐而论道的空疏学风，并继承发展了孙奇逢的实学思想。明末战乱，薛凤祚返乡组织乡民修练武备，巩固城堡。因防御得法，周边郡县多被焚掠，薛凤祚守御之地方圆五十里，盗贼无敢犯。后师从魏文魁学习历法天文之学，清初，又从传教士穆尼阁等学习西方天文学与数学知识，并接受了西方科学，还翻译了一些西方科学知识的著作。其研究多主实用，除天文历法数学之外，还长于水利、医学、机械等。康熙十二年，负责参修《山东通志》天文历法部分。康熙十五年，薛凤祚协助河道总督王光裕治理黄河和运河，他不顾近八旬高龄，实地考察，卓有成效，并以此著成《两河清汇》。另著有《历学会通》《太阴太阳诸行法原》《圣学心传》《车马图考》等书数十种。 5.汤斌，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睢州（今河南睢县）人。汤斌在拜师孙奇逢之前，已是清初重臣。顺治九年，汤斌中进士，官至潼关兵备道。康熙五年(1666 年)，得知孙奇逢在苏门夏峰讲学，汤斌徒步前往拜见，执贽称弟子。自此所学日益精进，孙奇逢得汤斌亦大喜过望，认为生平所学后继有人。康熙十八年(1679年)，汤斌再起任官，至《大清会典》副总裁官，二十三年(1684年)六月，江宁巡抚空缺，康熙皇帝圣旨中说：“所贵道学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有道学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悖。朕闻学士汤斌，曾与孙奇逢讲明道学，颇有定行。前典试浙江，操守甚善，可补授江宁巡抚。”在江宁任上，汤斌澄清吏治，剔除弊政，毁淫祠，建社学，化民成俗，德政利民，做了很多造福百姓的实事。等到汤斌从任上离开之时，从苏州到扬州一千多里路程，十余万人自发跪在路旁，依恋不舍，为他送行，可见其入人心之深。后汤斌官至礼部尚书、工部尚书。他是孙奇逢最得意的门生，孙奇逢躬行实践、兼容并包的学风深深地影响了他。汤斌对孙奇逢的仰慕之情在他题夏峰先生像赞（孙奇逢八十六岁画像）中有集中体现：“当代儒者，谁称先觉？允惟哲人，光辉孔倬。敦行孝弟，修明理乐，由忠贯恕，既博归约。日新又新，鸢鱼飞跃，默契先天，声臭寂寞。蕴含元气，发越磅礴，譬彼星汉，终古昭灼。易传者像，难尽者学，仰止夏峰，泰山乔岳。”汤斌奉师命梳理洛学师承而编修的学术传记《洛学编》，记述了中州学派自汉迄明的源流演变，旨在“表前贤以励后进”，使洛学传承之统得以复续。另著有《潜庵语录》、《潜庵文钞》、《春秋增注》等十几部书。汤斌是夏峰北学之实学思想在政界的卓越实践者，为清朝“八大文正公”之首，道光年间从祀孔庙。 …… 清朝初期的北方学术界，受孙奇逢影响极深，出其门下的北方著名弟子还有：耿介、申涵光、杜越、耿极、赵御众等，，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中畿辅地区夏峰门人有传者百余人，遍布全国的弟子就更多了。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举例。弟子们不论在朝在野，为官为民，或从政以实行造福百姓，或著述以作品泽被后世，或讲学以致用教导弟子，都身体力行践行着孙奇逢的实学思想，将其思想学术传至全国各地，并带动影响了更多的人。就连当时著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也无不尊其为名师宿儒。 传承文脉，赓续道统，孙奇逢有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南迁路上，颠沛流离，仍与弟子讲论不辍。在夏峰村兼山堂，他立足全局，以其宏大的视野，开放的视角，博采众长，兼容并包，成北学重镇，有“中原文献”之称。孙奇逢实学思想是对儒学传统实学及北学致用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不仅影响着北方地区的学术风气和文化传统，对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对于当今社会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筑中国梦，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也有着重要意义及启示作用。 作者简介：张建英，河北雄安新区容城人，容城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保定国学学会雄安联络处理事，《容城三贤文化研究》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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