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首诗的时候，孙奇逢65岁，年近古稀。从前两句不难看出“垂老出门”时的天气境况，一派苍凉肃杀。本身国破家废已经让他心痛得形容枯槁了，实难料白发苍苍之年又被迫离了乡井，在这个“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寒冬，不但天寒、世寒，人心也寒。蓦然回首百里之外渺渺家园，目睹举家老小在凛冽的寒风中无奈南迁，之于故土，他有太多的眷恋和不舍。遥望眼前的南行之路，他又惆怅、迷茫满怀，悲从中来，发出了“冻馁方知行路难”的感慨。是啊！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啊！南迁之意已决，可前路未卜，能不能顺利抵达苕上还是个未知。举家老小浮萍般的漂泊羁旅，何时方能停止而早日安定？此时的孙奇逢，眼前一片渺茫。岁寒离乡的他，真正体会到了难，真难！
11月14日，行至祁州（今河北安国），孙奇逢与当地好友李梦符一起谒拜了张子祠（张载，字子厚，北宋哲学家，曾官祁州，故有张子祠），26日，作《逸老篇》，云：燕南有逸老，岁寒挺孤芳。亭亭松柏心，健气欲陵霜。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一位白发先贤面对人生困愁坎坷之窘状时，表现出来的积极乐观的慷慨豁然之气概。此后，他便以“岁寒老人”自命，借示孤芳傲霜之志。是为“岁寒”缘起。
二、“岁寒”之骨、之节、之馨。
提及“岁寒”，人们不难联想到松、竹、梅。它们在岁寒中同生，凌寒而不凋，历来被中国古今文人们所敬慕，而被誉为“岁寒三友”，以此比喻忠贞的友谊，而此三物于先生身上，更昭其熠熠人格与品质。
（1）、“岁寒”之松骨。
孙奇逢的一生是坎坷多舛的。他22岁居父丧，25岁居母丧，到28岁（1611），前后守丧6年，家境日敝，动辄需要靠卖田而易米。至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废“大汗”称号，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大清。同年派大兵突入喜峰口，直下昌平，逼近京畿。崇祯十一年（1638），清军再次突入喜峰口，分兵进攻，直达山东境内，形势更紧张了，于是孙奇逢决定携家带口，徙居易州双峰村。次年春，自双峰过百楼，暂落脚于耿好讷家。崇祯十五年（1642）十月，农民起义声势日炽，不得已于十六年（1643）七月，移居江村鹿伯顺家，十月又返北城。3年后（1646）春天，孙氏田园被满清贵族圈占，被迫于3月移居新安薛绵轩处，又3年后（1649）年春夏之交，又返北城老家。当时又值幼子需完婚，不得已又准备南徙苕上茅止生处。茅之女许孙之幼子，是为姻亲关系，而茅孙早年就交好，故投奔之。怎奈苕上道远，举家迁徙又多有不便，而在南迁之际，孙奇逢的好友们也不断为其谋划。当时，他的好友刘玉儒希望他能驻马共城或林县。孙氏也认为这个建议比较实际，辗转多日后，举家于顺治七年（1650）4月28日抵达辉县，又两年后（1652），时任卫河使马光裕仰先生之才学，慕先生之德操，故以辉县东南夏峰田庐赠之，从此，便结束了孙奇逢全家羁旅漂泊的生涯。一而再，再二三的颠沛流离，其中苦，其中味，自不待言。
初到辉县，孙奇逢贫病交加，过着等柴入灶、等米下锅的窘迫生活，更有典当琴书，质卖簪珥的难为情。怎奈，为了举家老小生计，不得已而为之。试想一下，抛家乡，离故土，旅异地，挟病疴，还得为一家老小四十余口人的生计斡旋，难，真难！而正在这艰难的节骨眼上，孙奇逢久病不愈的继配杨氏又卒于共城之旅舍，然竟无下葬之处，直至两月后得马光裕夏峰之地后，方才寄葬于夏峰东南隅。如此困难境地，孙奇逢并未悲观，他视此为磨练自己意志的好机会，抱积极乐观，以苦来砥砺自己，潜心学问，耕读并行。由此观之，在颠沛流离之苦、贫病交加之困、“苏门忍饥无人识”之窘中，孙奇逢表现出的是铮铮铁骨，迎难而上，大有傲霜之青松气概，坚韧不拔！
然，孙奇逢之铮骨又体现在“《甲申大难录》之波”上：
但凡帝王改制，莫不旌表忠魂，尊重节义。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彼彼皆见。如周武王入商时，祭拜并诏封比干之墓。比干乃前朝之臣，作为改制后的九五至尊，为何对一前朝臣子如此尊崇有加？周武王之意，在于钦慕、尊重胸怀节义之士。而在李自成农民战争，以及明清伐战中，又有多少忠义志士各自为国、为主、为民英勇献身？倘一君王能不计前朝今代，怀慷慨之大义对这些亡去忠魂予以旌表，势必会更赢得民心。
顺治九年（1652），孙奇逢奉旨编辑《甲申大难录》一书，以彰死难于李自成农民战争之朱明臣民，而材料多有清廷诸大臣提供。等到康熙三年（1664），济宁州牧李燮五为之刊刻。当刊刻工作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却遇上朝廷严禁野史的禁令。有人见编中有“野史氏”字样，遂告发，李燮五因之被捕。这让孙奇逢感到十分气愤，遂决定赴京，口陈其详，为李燮五申辩。时年81岁的孙奇逢，耳目聋聩，身单体衰，但他还是说到做到，奔了京畿。他在《日谱》康熙三年二月九日对这件事情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新安李燮五，因刻《甲申大难录》被逮，犯私刻之禁也。刻书既逮，辑书者无不逮之理。……辑书之人所犯罪名，某当顺受！
好一个“辑书者无不逮之理！”，好一个“某当顺受！”试想：81岁的孙奇逢，须发苍苍，身老体衰，但在正义面前，在事实面前，他敢于挺身而出，敢于铤而走险，敢于置老迈之躯于不顾而严伸正义！敢于用自己的铮铮铁骨去捍卫大义！此举，当不负一位正直学者之风范、气魄、胆识！孙奇逢之苍松傲骨，再一次诠释了他是真正的血性丈夫！
（2）、“岁寒”之竹节。
竹，有节，宁折不弯。孙奇逢只一介布衣，他却有崇高的民族气节！
明末，朝中阉党魏忠贤，窃弄朝柄，企图至尊九五，诸大臣若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怀高义之东林党士，对其极力弹劾，不想却遭来魏忠贤横加诛戮。天启五年，魏忠贤阉党诬陷左、魏、周等正义之士受抗清得力将领熊廷弼贿赂，加以逮捕后严刑“索脏”。眼见得正义之臣饱受酷刑，逆国阉党却具朝柄而逍遥肆虐。这时，左、魏、周身边的挚交，纷纷削迹远遁，惟恐蔓延波连，而孙奇逢却义愤填膺，与鹿正（鹿善继之父）、学生张果中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迎险而上，以大明神器为重，号召正义慷慨之士，一同为他们募集三百金，从中斡旋，极力搭救。时人钦佩孙奇逢三人之慷慨大义，谓其三人“范阳三烈士”。自此，四方之士慕孙奇逢之名而从学者愈多。这充分说明：仅博学者而不能称其“真师”。真师者，博学之外而具人格魅力。真师者，从其学者必繁；真师者，其熠熠人格必彰！孙奇逢正是用自己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赞许！
另，崇祯二年、九年，清兵突关侵扰，孙奇逢两次组织带领民众，击退来犯，保住家乡容城安全。崇祯十一年冬天，又率领数百户乡民转移到易州五峰山，结寨以自保，誓与满清不两立。此外，他还积极支持、鼓励他的学生王生洲等人投奔南明而抗清。
大清定鼎，物有所属后，清廷为了笼络人才为己所用，而施行了一系列的怀柔政策，也曾开博学鸿词科等征召儒生，仅孙奇逢就被征召了五次，并许以国子祭酒尊位厚禄。但是，孙奇逢蔑视这种位禄，拒不赴召，临大节而不夺，宁折不弯！凡此种种，无不凸显其崇高民族气节！
（3）、“岁寒”之梅馨。
梅，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百花凋尽孤自芳。它清清然、淡淡然，其清新淡雅之馨香幽远而绵长，而孙奇逢就是凌寒芬芳的一树梅。
孙奇逢的超凡脱俗、卓尔不群在于他倡导的“耕读并行”。
他认为，不耕田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读书治学。他经常用虞舜、伊尹、诸葛孔明躬耕垄亩而最终成就圣贤之业的事实，来教育他的弟子和家人一边读书一边耕种，鼓励大家“不可小视学稼”，据说当时连筑墙、修窗之类的寻常活计，孙奇逢也都让自己的弟子亲历亲为。他这种“寓学于劳动中”的特立独行的教学方法在中国历史上实属少见。
究其根本，还是缘于孙奇逢“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和平易近人的性格特征。孙奇逢的门人上至公卿、王侯，下至农人、匠人，只要虔心向学，哪怕是以前做过多么不光彩的事情，孙奇逢都不去仔细计较。在他看来，师者应该着重于现实行为的教化，不必去苛责一个人的过去如何。有错思改，知短思进，充分说明此人力争上游，这是积极向上的一种苗头，倘若眼睛死盯着一个人不光彩的过去，而对其持偏见、苛责之嫌，即便这个人再有进取之心，也会被师者所扼杀、所泯灭。孙奇逢正是怀一颗博大宽宏之心而广纳四方从学者，故仰慕与追随者才愈多。试想：在当时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在那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陈腐观念风行下，孙奇逢的“有教无类”，无疑是打破陈俗，另辟新思。其超凡之举不言而喻。
另外，在孙奇逢的教学生涯中，他还四处游学，搜集素材、了解民风。据史料记载：他所到之处，士民相与攀援，争留下榻。童子们奔走相告“孙先生来吾家也”。有的老百姓怀抱婴儿请之一视，以待日后成人，能够对人说：“曾于儿时见孙先生也。”这足以见民众对其的敬重和爱戴。他是一位博学的大儒，但是他更是一位与老百姓贴心的“布衣大儒”。试想：哪位先贤游学时能有如此祥和之景？百姓又会对其如此贴心？这都得归功于他“有教无类”的宽宏和平易。
孙奇逢身上所散发出的清新淡雅之馨香，突出表现在他“淡泊宁静”的处世之风。他一生俭朴简单，不慕荣利。自明至清，十一征而不起，留下“征君”美名。孙奇逢虽一生不曾为官，但他的弟子中为官者也不少，有的做到少詹事，在宫廷教导太子。他经常劝谕弟子中为官者：“为官之日短，为人之日长。失意时不动心，则不受羁縻，所谓英人达士。”在他的得意弟子魏一鳌去山西做官之前，先生以“洁己奉公，爱民礼士”八字相赠。而在这八字中，“洁己”为首，足见先生清洁淡雅之风骨。魏一鳌谨遵先生教诲，所任之处，多施惠政，并搜访隐逸，折节下士。当他辞官的时候，囊无余物，只有一匹马和两个仆童。除魏一鳌外，其余者不一一细述，俱以为官清廉而德长。
孙奇逢正是用自己满身清素淡雅之馨香陶冶教育其门人子弟，薪火相传，使其梅之馨香更为幽远绵长，使其高尚德操之薪火愈传愈广，愈燃愈旺！
三、于“岁寒”兴叹。
几日前，受好友相邀，一行六七人驱车至孟庄东夏峰，先吊兼山堂，再谒征君墓，真真切切地追慕夏峰遗风。
当我们进入先生早年讲学的“兼山堂”时，眼前竟是一溜青砖灰瓦砌筑的残破的房屋，好几间都已梁断椽折，院落里蔓草遍地，一派荒凉与萧条，让人触目惊心。在一壁斑驳的泥墙前，我傻傻地呆立着——眼前的情境让我始料不及。
300余年以前，这里定是书声琅琅，鸿儒云集，慕夏峰之才而问学者定是络绎不绝，而先生就是在这里著述了浩瀚书籍，广纳了四方之士。望着一扇残破的木窗上，竟有蛛网在风中瑟索。阳光下，那精细的蛛丝历历可见。这每一丝都是一个故事、一个传奇；每一缕都凝结着一种辛酸、一行血泪。我想：昔日先生定是在这扇窗下挑灯夜读、笔耕不辍的。朦胧间，我又似乎看到干净、静谧的院落里有一袭清亮的澄澈似水的月光，先生居住的西厢窗下烛光闪闪，他那和蔼可亲的脸颜在灯火中愈加清晰，他那青筋暴突的手在三尺素宣上笔走龙蛇。逍遥七寸管，几根细羊毫，先生用其探究析理，宣泄悲欢，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知识和真理。可悲可叹啊！脑海中只是一种幻觉，举目环顾几近坍圮的兼山堂，我心在不住地颤抖。
出了兼山堂，我们又去拜谒征君墓。车上，自是无话。或许大家都被刚才那满目疮痍的兼山堂所雷倒，个个心中都悻悻然。车，在缓缓行驶，车内静得可怕。不到3分钟，征君墓到了。下车近前一看，我真难联想到眼前这一荒冢竟是我们钦慕的儒学大师孙奇逢长眠之所。坟茔东侧紧挨着一条田间小路，西侧是一堵长长的砖墙，茔体上面还铺满了枯黄的玉米秸秆。没有墓碑，没有标记，竟不如寻常人家之墓。想着先生生前德隆望尊，多少人仰慕不及，死后竟如此凄凉，心中不免又生戚然。望着眼前这一荒冢，我不禁兴叹：先生啊！300余年后的今天，谁知道这里竟是你的长眠之所？谁会想到这田间寻常阡陌的旁边长眠着一位盖世大儒？孙奇逢，这个名字在历史长卷中赫然醒目，但是谁又会想到他的墓地竟如此寒碜？
据孙奇逢十四代孙孙中勤说，孙奇逢墓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规模很大，周围遍植翠柏，每逢炎夏，不少村民会来此纳凉。墓前有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亲笔撰写的碑刻。另,民国时期，袁克定（袁世凯长子）与陈铭鑑（字子衡）也均来此拜谒过，亦留有碑石墨刻。但，1958年后，由于种种原因墓地被整成平地，一些珍贵的碑刻俱在当时毁损遗失。
另，1942年左右的一天，当时驻扎在辉县的日军的一个头领，带着部下，驱车来到夏峰孙奇逢墓地。他们的目的不在祭拜，而在于想砍摘柏枝，为他们军队的一个庆典扎“柏枝门”所用，经人介绍，来到了孙氏墓地。当时日军来到墓地，二话不说就要挥刀砍伐，正好有一位略会日语的当地人对这头领耳语几句，随后他放下军刀来到孙氏墓的正前方，仔细观看过墓碑的内容之后，躬身退后三步，折身带着部下匆匆离去。试想，一个ri本人对孙奇逢竟如此敬畏，况今之国人耳？况辉县人耳？况夏峰人耳？
“荆花落尽难归树，目断天空一雁飞。”这是先生离别容城之前，欲葬兄而后徙时，在兄长墓前说的两句话。如今，又是荆花落尽之时，先生却再也回不了故土容城了，他把珍贵的25年时间留在了辉县，留在了夏峰。也正因为他这珍贵的25年，让国人，让世界记住了共城，记住了辉县，记住了夏峰。辉县是孙奇逢的第二故乡，而我认为每一个辉县人也都应该记住孙奇逢这个名字，不能忘掉夏峰先生给辉县带来的文化养料、文化影响。
宋朝诗人释智圆在其诗《贻叶秀才诗》中有一句“岁寒陵严霜。”，我认为用到孙奇逢大师身上，再恰当不过。他身前坎坷多舛，凌乱世之严霜、贫病之严霜、颠沛之严霜，而去后300余年的今天，还要凌“兼山堂几近坍圮”、“征君墓破败萧条”之严霜……
眼见得气候节令往“岁寒”迈进，不知“岁寒老人”在泉下看到如今残破的兼山堂作何感想，亦不知他在那一堆凄清的荒冢下睡得是否安然……
如今的兼山堂
如今的孙奇逢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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