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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有个三贤祠，是为纪念容城的三个著名圣贤人物而建，这三个圣贤一是元代三大儒之一的刘因，二是明代被誉为天下忠谏第一的杨继盛，三是明清之际的孙奇逢。小小的容城因出了这三个人物而不朽。这里要讲的是容城三贤之一的孙奇逢。 一、生平事迹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生于1584年（明朝万历十二年），卒于1675年（清朝康熙十四年)，享年92岁，原籍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今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后迁居河南卫辉府辉县，因讲学于辉县夏峰村，学者称夏峰先生。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从祀文庙。明清两代，他被官吏举荐，朝廷先后十一次（明代六次，清代五次）诏令他为官，甚至以革除举人功名相胁迫，但都被他以各种方式拒绝，因此后人称他为孙征君。清顺治二年国子监祭酒薛所蕴让贤，推荐孙奇逢就任其职。国子监是朝廷主办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是官教合一的皇家大学。祭酒是国子监的最高领导，位居从四品，这一职务都是由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儒担任。清政府以此尊贵职位相邀，孙奇逢仍借故有病，坚辞不就。 孙奇逢的家族，曾祖以上世代务农，到了他祖父孙臣才开始读书向学，并于嘉靖年间考中举人，官至河东盐运司运判，以清廉谨慎闻名。之后，其家便世代为儒。孙奇逢的父亲孙丕振，字肯轩，以秀才身份授一卑微儒官，训育学生，其孝友嘉行为乡里所推重。 孙奇逢少年“倜傥，好奇节”，7岁入小学，11岁学文，14岁中秀才，17岁在顺天乡试中得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14岁那年，父亲带他拜谒明代名臣杨继盛的儿子杨补庭。杨补庭问他：“假如在围城中，外无救兵，内无粮草，该怎么办？”孙奇逢应声答曰：“效死勿去！”杨补庭对其少年便有此志向，称赞不已，对孙奇逢的父亲说：“凭这话就足以推知这孩子的终身啊。”正当孙奇逢踌躇满志，在科举的道路上继续拼搏的时候，不幸在他22岁和25岁时，父母先后亡故，按当时礼制，父母去世，儿子要守孝居丧三年，期间不得赴考。这样在他在22岁至28岁六年中，一直在家居守父母丧礼。双亲的离世使他求取功名之心大大降低，开始心灰意冷，转而专意学问。此后，虽然他又多次参加会试，但其志向已不在此。 孙奇逢由淡泊功名，进而绝意仕途。科举时代只有取得进士功名，为官才是名正言顺。没有进士身份的士人，也可经过荐举得到官职，但孙奇逢认为自己只是举人身份，只有半截功名，不宜做官，非如此便是辱身降志。孔子讲，学而优则仕，孙奇逢自称：“学而不优，怎可言仕。”当然，孙奇逢不愿为官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他看到明末政权腐败不可挽回，宁为一介寒儒，也不愿同流合污。对于异族统治的清朝，孙奇逢基于强烈的民族气节，宁愿背井离乡终老山林，也不愿为入侵者服务。 孙奇逢从青年时期开始游学京师，访求节义，与鹿善继、牛俊臣、周顺昌、魏大中、左光斗、孙承宗、茅止生等人论学交往。明天启年间魏忠贤窃弄朝柄，茶毒忠良，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先后被诬下狱，一般人多惧祸引避，而孙奇逢与鹿正、张果中却置身家性命于度外，冒死营救，义声动天下，被时人誉为范阳三烈士。《明儒学案》称：“燕赵悲歌慷慨之风久湮，人谓自先生再见。”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一伙对魏大中、左光斗、周顺昌进行酷刑拷打，三人被诬陷受贿，各被“追赃”。三人都是两袖清风的寒士，根本无力缴纳所谓的赃款，孙奇逢便与鹿善继的父亲鹿正、张果中等人，在竭尽家资的基础上商订募捐筹款，义助完“赃”。他们在酷暑烈日中奔走数百里，四处筹款，声闻沸腾，祸且不测。孙奇逢说：“人固当有死，为三君死，死而无憾，况且死生有命，阉党能把我怎样。”当筹集的义款送至京师时，三君子已先后惨死于酷刑之中。孙奇逢又把酬金返还捐助者，有不受者，则返还其家。 天启皇帝乳母客氏与魏忠贤相互勾结，其弟客光先被封为锦衣卫都督，欲结交士大夫以抬高自己，一时阿谀奉承攀附其门者争先恐后。由于孙奇逢的声望，客光先想要结交他，请他过府赴宴，孙奇逢拒不登门。客光先又向孙奇逢馈赠名马，孙奇逢以家贫养不起、用不着为由谢绝。客光先仍然不死心，又提出供给养马所需草料，孙奇逢又以“孱弱病躯，不胜骑乘”婉辞，终不接受。孙奇逢可谓当得起孟子所谓“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大丈夫。 崇祯九年（1636年），清兵入关劫掠。七月，容城周边的定兴、雄县、安肃、安州等相继失守。容城没有政府军队驻守，加之当时阴雨连绵，城墙倒塌，情况万分危急。孙奇逢率领宗族乡党，调和官绅，修补城垣。在城墙倒塌最严重的西北角，他亲自带领民众建筑土墙，阻击清兵。容城坚守七昼夜，打退了清军两千多骑兵的数次围攻。容城周边的县镇相继陷落，独容城得以保全。此后清兵又不断大举进犯，孙奇逢觉得容城颓垣断壁，牛羊能上，很难再抵挡清兵进攻。他再三请求官府改筑城墙，但没人相应。孙奇逢认为大势已去，容城断难再守。于是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十五年（1642年）冬、十六年（1643年）春，他三次率领家人、子弟门人、乡亲诸友六七百家数千人，深入易州五峰山（又名五公山）结寨自保，而远近闻风来依附者众多。他一面兴修武备，一面讲学论道，干戈扰攘之时，有礼乐弦颂之声，遂开始了多年的避地讲习生活。有人把孙奇逢比作三国时代的燕赵名士田畴，而又过之。《三国志·田畴传》记载，在东汉末年乱世之时，田畴招集宗族“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对盗窃、伤害、诤讼等制订了二十余条法令，规定了婚姻嫁娶的礼节，制订了学校教育的法规。孙奇逢在五峰山寨也制订了一系列约法规章，如《山居约》提出“严同心”、“戒胜气”、“备器具”、“严行止”、“储米豆”等，即要求同心报国、团结协作、严肃纪律，对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粮秣供应等进行了具体规定。田畴、孙奇逢在当时政局混乱的局面下，通过各自的努力，创造出一个“世外桃源”，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会。 清朝统治者定都北京后，开始圈占土地作为满洲贵族的庄园。孙奇逢的田园也被圈占，他不得不于顺治三年（1646年）63岁高龄的时候，开始了数年的颠沛流离生活，直至顺治七年（1650年）辗转南徙到达河南辉县苏门山地区。苏门山上有泉名百门泉，又名百泉，由燕赵迁居此地的宋代大学者邵雍，以及元代著名学者姚枢、许衡曾在此讲学著述，明代成化年间此地又建成百泉书院。出于对先贤的敬仰，孙奇逢决定仿效他们，于是在此定居。在他到达苏门山的最初两年间，全家四十余口，衣食无着，这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时期。顺治九年（1652年），卫河使马光裕把自己在辉县夏峰村的田庐无偿赠送给孙奇逢。 马光裕，山西安邑人，顺治进士，当时在河南为官。初来为官时，河南人少田荒，他便雇人耕田十余顷，并在夏峰村盖房宅一处。孙奇逢到来后，二人交往甚密。马光裕因得罪朝廷，被罢官回原籍，便将夏峰田宅“不受分毫之价”赠送孙奇逢。孙奇逢感激不已，称：“友朋之谊，真足千古！”“此乃近世绝无之事。”对马光裕的无咎获罪，孙奇逢极为同情，在马光裕回山西时，特以一履、一巾、一茶相赠。礼物虽轻而寓意深厚，孙奇逢解释说：“履取无咎，君子之贞也。巾取拂尘，日新之象也。茶取涤秽，清虚之府也。由无咎，而日新，而清虚，圣功毕矣！”意思是说，鞋子取其无过错之意，代表了君子的正直。毛巾取其清除尘埃之意，表现了日日更新的意象。茶取其荡涤污秽之意，是清高淡泊的象征。由无咎，至日新，再至清虚，圣贤的功业德行也就完备了。马光裕回到山西老家后，二人又书信往来，赠诗不断，其中不时表达了孙奇逢的感激之情，也有大量二人讨论切磋学问的内容。 孙奇逢把所赠之田分给同来的弟子和乡亲，这样孙氏一家才真正安顿下来。直至康熙十四年（1675年）病逝，他在辉县城南夏峰村生活了25年。 二、著述讲学 孙奇逢在夏峰村生活的后25年，生活比较稳定，其工作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讲学，一是著述。 早在游学京师时，孙奇逢就开始授徒讲学，定居夏峰后，更是专心讲学，其规模已蔚为大观。当时，国内聚徒讲学有三支重要力量，一是南方的黄宗羲在浙东讲学，二是西北的李颙在关中讲学，三就是孙奇逢在北方讲学。孙奇逢与黄宗羲、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民国徐世昌编撰的《清儒学案》说北方学者大都出于孙奇逢的门下，国家在丧乱之余，仍然有讲学和传播文化的风气，孙奇逢的功劳不可泯灭。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说他：“因为年寿长，资格老，人格又高尚，性情又诚挚，学问又平实，所以同时人没有不景仰他，门生子弟遍天下。”从全国各地前来夏峰问学的弟子络绎不绝，有数百人之多，其中有的父子同为弟子，有的祖孙三代皆为弟子，有地位尊贵的翰林，有显达的高官。孙奇逢逝世后，仍有问学者远道而来，因未能当面领受教诲而深自悲痛，面对遗像以所学相质证，边诉说边泣下，观者无不感动。 清朝初期的北方学术界，受孙奇逢影响极深，出其门下的著名弟子有：汤斌、费密、耿介、魏一鳌、王余佑、申涵光、杜越、耿极、赵御众等，就连当时著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也无不尊其为老师宿儒。寓居扬州的四川学者费密，年近五十，其父亲读孙奇逢著述而心服其学，特命他来投师问学，这是路途最远的弟子。登封耿介来学时，因翰林出身，官至直隶大名道，颇有政绩。孙奇逢不忍其在弟子列，而耿介坚持执弟子礼，每日晨起，随门人侍坐。同是翰林出身的汤斌，在仕途通达时，辞官追随孙奇逢十余年，在其过世后，汤斌应诏举博学鸿儒，后官至礼部尚书、工部尚书，为政清廉。魏一鳌曾任山西忻州知州，为官清廉，多有惠政，孙奇逢南迁后，他辞官离职，追随孙奇逢三十余年，是他的得意弟子。 孙奇逢的讲学方式很有特点，据汤斌、耿极编撰的《孙夏峰先生年谱》记载，孙奇逢与诸弟子约定，在孟城每月聚会两次。每次聚会使弟子就先儒异同，或礼制、祠祀、钱谷之事，提出自己意见相互质证、讨论，最后由先生解答。这种集体讨论的教学方式，至今日仍然被公认为最好的教学法。孙奇逢非常反对单方面的灌输教学，《年谱》记载，顺治十八年，一位地方官把本县学生召集到百泉书院，请孙奇逢讲学，但孙奇逢认为，登坛演讲，聚众而谈，是佛教“禅门家数”，因而拒辞。 孙奇逢笔耕不辍，著述甚丰，所著文字超过三百万字。这些文字大都出自晚年60岁之后。按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他的著作主要涉及经、史、集。经部著作有：《四书近指》、《晚年批定四书近指》、《书经近指》、《读易大指》、《四礼酌》等；史部著作有：《理学宗传》、《日谱》、《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新安县志》、《苏门纪事》、《取节录》、《两大案录》（已佚）、《大难录》（已佚）等；集部著作有：《夏峰先生集》。 三、思想学术 孙奇逢一生可划分为明末和清初两大时期。明末时期国难当头，孙奇逢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斗阉党、营救东林志士、固守容城、结寨自保等。国破家亡之际，孙奇逢因家宅被圈占，不得不流离失所，几度迁徙，最终定居河南辉县夏峰村，至此方才安定下来。此后的二十几年过的是纯粹的学者生涯。因此他的学生申涵光称老师“始于豪杰，终以圣贤”。 （一）思想渊源 关于孙奇逢的学问渊源，有两种说法，一是汤斌编的《孙夏峰先生年谱》中说：“先生初守程朱甚笃，鹿先生讲次，每举姚江语，先生因读《传习录》知行合一，跃然有得，自是寝食其中焉。”[ 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83页。]这是说孙奇逢为学先宗程朱，后受鹿善继影响渐喜王阳明。孙奇逢在给友人的书信中的自述也佐证了这一说法：“某幼而读书，谨守程朱之训，然于陆王亦甚喜之。”[ 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21页。]这显然是说孙奇逢最早接受的是程朱理学的教育，同时又喜陆王心学。 另外，还有第二种说法。鹿善继的后人鹿传霖说：“先生（指孙奇逢）之学与先忠节公（指鹿善继）同出于象山阳明先生。”[ 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35页。]孙奇逢自己在九十岁时说：“少承家学，自先祖沐阳公与阳明高弟邹东廓之子讳美者，同举京兆，得闻其家学，故平生口无伪言，身无妄动，以躬行教子若孙。老夫奉父命从季父成轩公学，此渊源之所自，而尤得良友鹿伯顺夹助之力居多，伯顺深得阳明之学者也。”[ 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39页。]孙奇逢在这里说自己的学问源自叔父孙丕基，孙丕基学自其父孙臣，孙臣学自邹美，邹美学自其父邹守益，邹守益乃阳明高足，所以孙奇逢是学宗王阳明。 两种说法似乎矛盾。可行的解释是，孙奇逢既使是学宗阳明，初始时也并没有深刻的思想烙印，反而对程朱的印象更多一些。这可能是由于他正热心于科举功名，还并未专注于学问的缘故，不过学宗为何对孙奇逢似乎并不重要，因为他最终是程朱陆王并重，汇合二者之学，以归本孔子。 （二）思想特点 孙奇逢弟子汤斌曾评价孙奇逢之学“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汤潜庵集·征君孙钟元先生墓志铭》）。何谓“慎独”呢？“慎独”一说来自《大学》和《中庸》，其中都强调“君子慎其独”的个人修养方法。要求人在独处无人觉察时，仍然严格要求自己，谨慎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标准。这是一种很高的道德要求，其目的是要求人要保持一定的道德自觉性，时时刻刻反省自己。孙奇逢极为重视“慎独”，他说：“诚正修，总一慎独尽之。致知致字，仍是用慎独工夫。……穷理尽性至命，即《中庸》戒惧慎独而中和位育也。一以贯之，更无余义。周程诸儒，大旨皆如此。”[ 转引自韦政通主编《中国哲学辞典大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第676页。]意思是说，《大学》所讲的诚意、正心、修身，说的只是“慎独”一件事。致知中的“致”字，还是做的慎独工夫。至于“穷理、尽性、至命”，仍然是“慎独”贯穿其中。周敦颐、二程等大儒的学问宗旨都是如此。孙奇逢的这种说法几乎把“慎独”当成《大学》、《中庸》的全部，可见其对“慎独”的看重。孙奇逢还指出：“慎独是一统的功夫，千圣万贤，总只是这一件事，无内外，无精粗，无大小，一以贯之。”[ 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65页。]这便是孙奇逢之学“以慎独为宗”。 慎独是修养的功夫，那么培养这种功夫做什么用呢？慎独是为了体认天理，是体认天理的修养方法。为什么要体认天理呢？在理学家眼中，天是宇宙的本原，是人的心性的根性，道德的依据。由此出发，孙奇逢认为儒家学说乃是本天之学，既是本天之学，自然要以体认天理为宗旨，故而他指出，识得天理二字，是千圣真脉，非语言文字可以承当。“大人之实事，圣人之训述，显晦殊途，本源一致，总不出圣学本天一语。不本于天，则异端耳。”[ 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41页。]无论是圣贤所做的实事，还是所作训述，外在看来似乎不一样，但其本源是一致的，即总不出圣学本天的范围。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不本于天，便是异端邪说。这便是孙奇逢之学“以体认天理为要”。 何谓“以日用伦常为实际”呢？即注重解决现实生活里的实际问题。《四库全书总目》也说他：“其生平之学，主于实用。”因此，强调经世致用的实用实行思想是孙奇逢思想的又一重要特点。虽然孙奇逢受王阳明心学影响，认为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但他强调人只有在具体的现实实践活动中，才能识得本心所具有的客观事物之理，指出天道即表现于日用饮食之间，学问就在日常活动中。弟子问做学问下手处，他回答说：“日用食息间，每举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违天理、拂人情处，便是学问。”[ 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23页。]他告诫弟子：“学问之事，患无处下手，故无得力处。知在躬行二字上著手，便一了百当矣。”“学问事，……总之不离躬行二字。口里说一丈，不如身上行一尺。”[ 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36页。]孙奇逢明确提出“躬行实践，舌上莫空谈”（《三贤集·孙征君》）的主张，认为学问皆从躬行得来，而不是从口出，不在于空谈心性，因而他要求“随时随地体认天理”。 由主张躬行实践，进而形成了孙奇逢经世致用的思想特点。他认为，理学不仅需要尽心知性，体认天理的心性修养，还需要事功节义，经世宰物的现实实践。理学家既需要理论，也需要实践。他说：“理学、节义、事功、文章总是一桩事。其人为理学之人，遇变自能殉节，当事自能建功，操笔自能成章，触而应，迫而起，安有所谓不相兼者？如不可相兼，必其人非真理学。”[ 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24页。]在孙奇逢看来，理学家要把尽心知性、经世致用的内圣外王的圣人之道结合起来，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才能无愧于孔孟先贤。 孙奇逢治学还有一重大特点便是不拘门户，兼采众家之长，归本孔子之道。他认为，在儒学的历史上，虽然每人的见解有偏有全，见识有大有小，但莫不是圣人旨意的一部分，所以诸儒之说皆有其深造自得之处。他提醒学人不要有心立异，也不要刻意求同。不求异，不尚同，哪种思想是正解呢？孙奇逢指出，为学不可拘于门户之见，亦不可限于一己之意，对于各家思想的分析评判，应当归本孔子之道。孔子之道是判别评析诸儒之学轻重得失的依据标准，圣人之理是学者为学当以折衷归本的宗旨所在。依此标准划分，学者便有大儒、小儒和异端邪说之分。“识其大者为大儒，识其小者为小儒。不归本于孔圣之道者，则异端邪说。”[ 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30页。]由此出发，他认为宋明诸儒是同源而异流，殊途而同归，虽然学术思想各不相同，但都是从各自角度对儒学的阐发，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因此他主张对儒学两大派的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推进儒学的发展。 孙奇逢的学术思想，兼采融通程朱陆王之学，归本于孔子的义理宗旨，既强调尽心知性体认天理，又坚持躬行实践、学以致用，力矫明末以来的清谈空疏陋习，开辟了清初黜虚务实的一代学风。 四、人格精神 梁启超盛赞孙奇逢说：“许多人见他一面，听他几旬话，便奋志向上做人。要之，夏峰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之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朝廷使臣往来，不入公署，先造访夏峰，以一见为快。三月游大梁时，读书人望见先生所乘小车，争先前来留宿自家。小孩和牧童奔走相告：“孙先生来吾家也。”游嵩洛时士大夫们在郊外迎接，过覃怀时大家争相延留，还有人派遣子孙前来追随先生，更有甚者抱着婴儿来见孙先生，说：“将来成人后，他可以骄傲地对人讲，小时候见过孙先生。”由此可见孙奇逢为人钦慕如此。 孙奇逢平易近人，见过他的人都佩服其诚信，生平从未以道学先生自居，不好为人师，不强人所难。聆听过他讲论的人，无不相信通过自身的努力圣贤是可以做到的。上至公卿士大夫，下至乡村农夫，只要有求教于他的，他都以诚相待，衷心以告。孙奇逢居乡村、食粗粮，却念念不忘民生社稷。他说：“老百姓为善，可以调养自己一身；公卿大夫为善，可以安抚救助一世。我没有能力为百姓做什么，只愿官家减一分害，百姓受一分利。”有千里百里来问学者，无论何人，他从不歧视，既使是悍夫武弁这样的粗人，听了他的话也心悦诚服，勉励向善。 孙奇逢少年历经贫贱，老年又困顿于流离失所，亲身经历了明亡清兴的朝代更迭，天崩地解的严峻现实和颠沛流离的贫困生活，造就了他坚强的意志。他说自己：“七十岁工夫较六十而密，八十岁工夫较七十时而密，九十岁工夫较八十而密。学无止境，此念无时敢懈，此心庶几少明。……视听言动无非礼，子臣弟友能尽分，戒欺求慊，此是圣贤真境界也。”（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29页）他常教导弟子：“饥饿穷愁困不倒，声色货利浸不倒，死生难考不倒。”他认为做人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他倡扬正义，痛斥邪恶，慷慨不顾生死，德操声闻朝野，充分展示了儒家学者居仁行义深造自得的至善刚健人格精神。在他81岁的时候，曾有人以文字狱相诬陷。他闻听后，从容地说：“天下事只论有愧无愧，不论有祸无祸。” 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675年5月15日），孙奇逢卒于夏峰，享年92岁。在临终前的数十日，他已经粒食不进，仍然整衣危坐，与门人子孙讲论不辍。当其逝世后，京内外官吏士绅，以致农夫、商贩、佣工，无论识与不识，无不奔走哭吊，门人弟子千余里皆服心丧。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孙奇逢被从祀孔庙。道光皇帝在御批中说：“孙奇逢学正醇笃，力行孝弟，其讲学著书，以慎独存诚，阐明道德，实足扶持名教，不愧先儒，著从祀文庙西庑，以崇儒术，而阐幽光。” 梁世和：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所副所长、《河北儒学》杂志编委、责任编辑。原文刊于《河北儒学》2016年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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