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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奇逢(1584～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明末清初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今属河北省保定市）人，晚年讲学于河南辉县夏峰村20余年，从者甚众，世称夏峰先生。顺治元年(1644年)明朝灭亡后，清廷屡召不仕，人称孙征君。著名理学大家，一生著述颇丰，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将其与李颙、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儒";当代学者常将孙奇逢的"北学"与黄宗羲的"南学"相并。传统儒家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而纵观孙奇逢的德行、著述和事功，亦足以当此"三不朽"。
孙奇逢出生在容城的一个官宦家庭，他在少年时就志向非凡，自觉"以圣人相期勉"。《清史稿》记载：“孙奇逢，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学，欲以功业自著”。他14岁入邑庠，谒当地前贤杨继盛之子杨尚宝，被问道"设在围城中，内无粮刍，外无救援，当如之何?"孙奇逢朗声答道"效死勿去"，大得赞赏。17岁登万历庚子年京兆榜，与定兴鹿善继相识，一见如故。论学之余，彼此"以圣贤相期勉"，后又与高阳孙承宗于乡结社，有“范阳三杰之称”。22岁，赴京应试，途中闻父亲过世，随即弃考归乡。一准古制，服丧服，筑室墓旁，为父亲守丧三年。。三年期过，又遭母丧，一仍父礼，为母亲服丧三年。"倚庐六载"，乡里提及，每每称颂不已。 明末政局动荡，孙奇逢能够深明大义，果敢勇为，颇以节侠闻。天启年间，魏阉乱政。四年(1624)，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黄宗羲之父）等人先后下狱。孙奇逢与鹿正(鹿善继父)、张果中等人倡义募金营救，安顿诸人子弟，并函请督师山海关的蓟辽总督孙承宗"以军事疏请入见"，对魏忠贤施以威慑。一时义声震动天下，被誉为"范阳三烈士"。崇祯九年，后金兵入关大掠，京畿列城俱陷。他以一诸生的身份督率昆弟亲戚，调和官绅，训练乡勇，固守容城。清兵攻之不下而去。其后流寇遍地，人无安枕，他率领子弟门人入易州五公山避乱，远近闻风来依者甚众。当时，他立下很简单的规条互相约束，一面修饰武备抵抗寇难，一面从容讲学，养成很健全的风俗。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代田子泰（田畴）以后，夏峰算是第二个人了。
入清以后，孙奇逢依旧家居讲学。未几，清廷权贵于京畿地区疯狂圈地，他家的田园庐墓尽被占去，不得不举家避地南下。河南辉县的百泉山，又称夏峰，或苏门山。这里山清水秀，地僻清幽，曾为宋代理学名家邵雍所居。因仰慕昔贤，孙奇逢暂流寓于此，常以野菜充饥，生活极为艰难。后有工部官员马光裕赠以田庐，使他得以在夏峰躬耕终老。期间，孙奇逢曾被荐举十数次，屡蒙诏书特征，始终不出。八十一岁之时（康熙三年），曾有人以文字狱相诬陷。孙闻信，从容而言：“天下事只论有愧无愧，不论有祸无祸。”即日投呈当局请对簿，后亦无事。 孙奇逢的哲学思想的主体源自宋元理学，他初学陆九渊、王守仁的学说，晚年倾慕朱熹理学。孙奇逢的祖父曾从阳明高弟邹东廓（名守益，邹守益的学说，被黄宗羲称为王守仁的正统。孙奇逢曾说邹谓“除却慎独便无学”包括了全部圣贤功夫。）受学，他的挚友鹿善继又专服膺阳明，所以孙的学问自然是得力于阳明者最深。但他并无任何门户之见，对于程、朱、陆、王，各道其长而不讳其短。门人有问晦翁、阳明得失者，他说：“门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诸事物之际、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没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诸心性之中，阳明之功也。然阳明没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夏峰语绿》）又说：“诸儒学问，皆有深造自得之处，故其生平各能了当一件大事。虽其间异同纷坛，辨论未已，我辈只宜平心探讨，各取其长，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也。一有争是非求胜负之心，却于前人不相干，便是已私，便是浮气，此病关系殊不小”。（同上）孙试图调和理学中两个派别的观点，以为朱熹和王守仁的穷理、致知和良知均得自孔子，而这是殊途同归，并无矛盾之处，不应将二者对立起来。 孙奇逢还将“道问学”与“尊德性”合二为一，并提出 “躬行实践”、“经世载物”的务实思想。他认为做学问的，不应是空谈家，应注重实践，重视经世致用。他的理学思想体现了清初儒学发展演变的思潮趋势。在其史学研究中，孙奇逢注重探究国家兴亡的原因，用心考查现实问题以关切民众生活的疾苦，重视地方史志的编纂整理，着力彰扬志士仁人的言行。他在明史研究中，详记明清之际反对阉党、农民起义和抗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在现实的言行中，孙奇逢认为，读书最重要的是“明道理，做好人”，强调“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他认为立身行事，须讲究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作风。他还把教子弟读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令他们体悟勤俭的重要。在到苏门之初，他就将别人赠送的数百亩地，慷慨地分给了依其而居的弟子们，使他们躬耕自给，边耕边读；他鼓励门生和子侄们，要“耕于此，读于此”，不要“小视学稼”。 孙奇逢主张“人无贤愚”，只要肯学，“必开以性之相近，使自力于庸纾”。在讲学中，他对学生不论身份地位，一律以诚相待，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在当时广受赞誉。所以他在夏峰村讲学时，四方学者慕名而至潜心受学，门人弟子达数百人，多有成就。明末遗老如申凫盟（1612～1677，名涵光，字孚孟，号凫盟，一号聪山，直隶永年人，清顺洽中恩贡生，理学著作有《性习图》、《义利说》、《进说》及文集等。）、王五公（1615～1684，名余佑，字介祺，自号五公山人，直隶新城人，从孙奇逢学兵法，著有《居诸编》、《诸葛八阵图》、《兵民经络图》及文集等）；达官如汤斌（1627～1687，字孔伯，号荆岘，河南睢州人，清初理学名臣，官至工部尚书，著作甚多，主要如《汤子遗书》，并撰有《孙征君年谱》）、魏象枢（1616～1685，字环极，晚号寒松老人，山西蔚州人，清初理学名臣，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言论见《寒松堂集》）、魏裔介（1616一1686，字石生，号贞庵、昆林，直隶柏乡人，清初理学名臣，官至保和殿大学士，曾向清廷献灭南明策。理学著作二十余种，主要如《圣学知统论》、《论性书》、《希贤录》等）……，皆及门受业。还有乡农贩竖，他也不吝教诲。许多人见他一面，听他几句话，便奋志向上做人。黄宗羲在称赞孙奇逢的教学活动时曾言：“北方之学者，大概出于其门。”大思想家顾炎武也曾不远千里到辉县造访孙奇逢，两人在思想和学术上做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孙奇逢的著述多成于晚年隐居苏门期间，讲学之余，兼及著述。亲自定稿的著作有《理学宗传》、《四书近指》、《晚年批定四书近指》、《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都是他居夏峰时所作。《理学宗传》是孙奇逢的倾力之作，是先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一部学术史著。全书二十六卷，三易其稿，几乎倾注了毕生心血。该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作者晚年的理学观点，特别是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所持的态度。其它较著名的论著有《两大案录》、《甲申大难录》、《孙文正公年谱》、《苏门纪事》、《理学传心纂要》、《四书近指》、《周易大指》、《尚书近指》，后人编有《夏峰集》、《孙夏峰先生全集》等。 著名当代大学者钱钟书的《谈艺录》认为，"方苞写孙奇逢传，人家看了不满意，认为孙奇逢的为人，有三个特点:一是他的讲学宗旨比较突出，主张身体力行;二是他的义侠之迹，在明末乱世，他能够率领几百家据守险要，保全乡里;三是他的门墙广大，教育了很多人才。"的确。孙奇逢的一生前期以肝胆有气骨和才略而著，晚年专心教授著述，以道德学问而屹然成为北学重镇。他身处乱世，却能倾心治学，修身养性，将所经历的磨难和体验都融入到日日研习的学问和感悟之中。他的社会活动和学术实践，有力地推动了社会道德的归正，促进了儒学的发展传播。故而有人称赞他“始以豪杰，十分准确。 在京畿之南的保定市容城县，长久地流传着“容城三贤”美名。此“三贤”分别为元初著名理学家、诗人刘因，有明朝嘉靖年间因上疏弹劾权相严嵩反被其害的兵部武选员外郎杨继盛，第三位就清初大儒孙奇逢。《容城县志》介绍：“他们的共同特点表现为：虽为读书人，性嗜理学，却关心国家兴衰，嫉恶如仇，反对异族侵凌，有着维护国家、民族尊严和利益的强烈感情。在事关生死利害的时刻，他们都表现出矢忠正义，气节凛然。他们都能诗擅文，常将胸中深沉的感情发浩叹，是为慷慨悲歌。这些共同节操风骨，有着明显的燕赵志士仁人的遗风流韵。所以，后世的容城人崇敬和怀念这些名贤硕儒，称他们为‘容城三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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