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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是中国民间信仰中占有支配性地位的一种非全能型神祇；从抽象的神祇到现实的膜拜，其在社会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渐摈弃随乡而立的各家各户式的乡土小财神，汇聚而成比干、赵公明、关羽三大财神系统（一说比干、范蠡、关羽、赵公明四大财神系统）。 人们的心理需求是财神信仰产生的源动力，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是外部助力，这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促成了中国特色财神信仰的萌发和演化。 中国人全民性财神信仰的最初形态始现于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那时的东京（今河南开封市）已有了逢年过节崇拜以“财门”形象出现的初期财神。初期的财神还不具备完整的人偶形象，有点近似于“鬼画符”，到了南宋，财神崇拜风习蔓延开来，与人相交的财神开始有点人样儿了。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元夕岁旦在迩，铺席有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这里的“财马”，即是财神的另一种称呼，意为财神画像，“马”，通“码”，尺码、样式、形状之意。这说明在南宋时期即有专门掌管人间财运的神仙出现，位列钟馗之后，似为钟馗神祇保护功能的延伸或增加，也可说是钟馗神道的新开发功能，人们把祈求钟馗施与保护的愿望转向另一个人格化的神祇，即财神，因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面财神应推钟馗，二十一世纪初叶始有了动漫级财神。 在中国民间信仰诸神当中，财神的数量即形态各异的财神最为繁多且杂。初期的财神并不只是一个人或一两个人，而是一群人代表着财神，代表着财神越多越好，财神崇拜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各路财神被人们分为“文财神”、“武财神”、“正财神”、“偏财神”、“准财神”、“宅财神”、“路财神”，以及各种寄生于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杂牌财神等等。这些财神被各个地域和行业的人拽出来供奉，展示了中国民间财神信仰多姿多彩的一面，也是多神教信仰在世俗生活中的折射。 与祈求全方位罩着的宗教信仰不同，财神崇拜首先是一种底层社会文化和民俗行为，而非立于正祀的主流政治、经济现象，历朝历代的官方祭祀系统没有财神的一席之地。 兴起于宋朝的民间财神信仰及其习俗到明清时期趋于成熟。文官社会的宋朝，此类市井文化、世俗文化、底层文化、商业文化极为昌盛；从明朝起，居于正统的儒家文化对商业利益和金钱财富的压制受到某些内部和外部的异己力量冲击，一股向正统儒学挑战的启蒙思潮蓬勃兴起，其最显要处莫过于对传统“抑商”思想的批判，受到官方贬斥的财神信仰随之破茧而出，走街串巷。可以说，财神和财神信仰从破茧而出的那一天起就是商业社会、市民社会、市场经济社会的必然产物，是“民为贵，君为轻”的贵重表现。 明朝中期的王阳明曾大讲“四民异业而同道”，吹响了职业平等、阶层平等、人人平等的第一声号角，宰相张居正对商人、商业的认知也较前人开明，启蒙思想家李贽（李贽，本名林载贽，比干后裔林姓族人，孔子儒家思想的彻底批判者、否定者）更对处于“士农工商”之末位的商人寄予莫大同情和支持，自愿为商人的正面形象发声并代言。在这些启蒙思想的潜移默化中，“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潮进入主流意识形态，激发更多人的经商热情，作为新兴阶层的商人拥有了一种史无前例的高等级社会身份，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称之为“新兴资产阶级的萌芽”。 明朝中后期，弃农从商的下层民众愈益增多，而不轻言逐利的士大夫阶层对于经商、商人的偏见也渐趋淡化。人们一改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一种新的神圣代表被创造出来，财神文化在全社会自下而上地兴旺起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长期缓慢而停滞的技术发明与创造也在加速，商业和科技的互通互动凸显了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商业活动的活跃并未带来相关的社会规则、行业规范、经商准则，抱团滚雪球式的新兴商人阶层依然徘徊在士大夫和农民之间且偏于农业经济基础，土地仍然是最大的资本，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房地产成为社会支柱产业的尾大不掉现象说明现代商业在中国尚未摆脱农业经济和小农思维的束缚。 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格局下，一批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由于他们固有的美好品质，如比干、关羽、赵公明、范蠡等，都被人们“神化”，逐步由人而变成神，成为人们尊奉的“财神”，这种外部强加的称呼与他们本人从事的职业和信仰脱离了关系，有些甚至八竿子打不着。殷商政府的二号人物比干从未自己做过买卖；关羽是一名卓越的三国战将，与商业无涉；赵公明是道教的护法，四大元帅和五方瘟神之一，原本是破财免灾的干活，专拿人家的钱财办事；财神中只有范蠡先生正儿八经是经商的，但他的大半生却是一名越国的政府高级官员，出于保命的急需，被迫离开官场，下海经商。这四位在中国人如雷贯耳的财神爷竟无一人出身正规的商学院，或至少有早年从商经验，亦无经商家庭背景，他们也都没有后来吕不韦、胡雪岩那样“生意兴隆通四海”的经商才华和“财源茂盛达三江”的泡沫财富。 文财神和武财神是被人们供奉最为殷勤的财神，重要的文财神有比干、财帛星君（俗家姓名李诡祖，山东人氏）、范蠡等。在财富及其发财神话的刺激下，海内外各地财神庙如火如荼地建起来了，中座供奉的大都是文财神比干，标准像因地而异，通常为文官打扮，头戴宰相帽，手持如意，身着鳞袍，足蹬元宝，五络长须，面目严肃，状似在审查求财者的资格和诚意。财帛星君是一位面白长须、农村土豪状的长者，身穿锦衣玉带，左手捧一双金元宝或是一支玉如意，右手拿着写有“招财进宝”字样的卷轴。另有民间传说他是天上的太白金星，叫李长庚（疑为“李诡祖”的山东与河北交界地带方言的转音，系同一人），属于金神，在他为数众多的职衔中，有一项社会职务是“都天致富财帛星君”，专管天下的金银财帛。范蠡是春秋时期越国的大夫，越国兵败于吴国，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富国强兵，鼓励他“卧薪尝胆”，终灭了吴国，成就了霸业。之后，出于个人安全考虑，未曾与越王勾践同甘共苦“卧薪尝胆”而又涉嫌权色交易丑闻的范蠡在与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令人烦恼的三角恋爱中赢得了这场爱情游戏的主角西施女士的芳心，急流勇退，辞官归隐，发家致富，散钱财与乡邻，自号陶朱公。财色双收的陶朱公善于经营，精于理财，三散其财，民间崇其生财之智，尊其为“文财神”。这是一位在商界和政界都很吃得开的古代重量级人物。 中国民间的武财神主要有赵公明和关羽。在道教宫殿中供奉的财神多为赵公明（他有一个活泼的绰号“赵公元帅”，大名叫赵玄坛），其职场形象是：顶盔贯甲，黑口黑面，骑黑虎，右手执七元七宝铁鞭，左手托元宝。赵公明先生的本职不是财神，东晋干宝《搜神记》、梁陶弘景《真诰》等书中，赵公明皆为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瘟神，直至元朝成书、清人叶德辉翻刻的《三教搜神大全》始称之为财神，期间可能存在某种幕后交易。在赵公明转正为武财神第二名的暗箱操作中，《封神演义》的作者被一些专打抱不平人士指为收取了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贿赂。 武财神第一名的关羽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一生忠义勇武，坚贞不二，为佛、道、儒三门崇信。也许是觉得这样一位高大上的英雄不应该满身的铜臭气，一些民间的有识之士费尽心机地在关羽的“武财神”荣誉之上，另加送了一顶“全能神”的桂冠，这就意味着将世俗的财富和发财之道与儒家的义利观进行捆绑销售了。 在中国民间传说中，文财神和武财神都被称为“正财神”，依循官方的文官规制，文财神一般排在武财神的前面，二者应该存在某种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此外，还有“偏财神”和“准财神”被边缘地区的非主流人群所崇拜。 中国民间的偏财神地位最显赫的是五路财神、利市仙官等，其地位并不逊于个别的法力（信众们一般称之为“显灵”）效果不太好的正财神，英雄不问出身，财神也不问出身，不管正财神还是偏财神，能带来财富的就是好财神。五路财神的来历颇为神秘而复杂，据清朝姚福均《铸鼎余闻》和陆凤藻《小知录》等记载，五路财神是指南朝的梁、陈两朝更替之际顾野王的五个儿子，他们死后被封为五显神，讹为五路神；民间也有把《封神演义》中赵公明加上他手下的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利市仙官姚少司这四人列为五路财神的。这表明着在中国民间，财神的体制和身份不像正统社会那么严格，“正财神”和“偏财神”之间存在着一个“旋转门”，主要看法力效果。民间还有把明朝在无锡抗击倭寇牺牲的英雄何五路当作财神的，称为“五路财神”或“路头财神”。利市仙官姚少司除了在五路财神中定期出场，偶尔也客串一把单身财神，独自享受人们的祭祀，并以古代宅男的身份令人惊讶地常与招财童子成双成对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坊间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另类猜测，这种猜测被今人隐晦地称之为“基友”。 社会上的一些兼职财神也在利用业余时间获取不稳定的香火报酬，以维持他们脱离世俗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日常开销。他们各有各的专业和职业，本身并没有任何来自官方的和民间的“财神”职称，但因其形象或从业经历与财富有染，依靠财神讨生活的经纪人便放出风声，说这些业界新秀们至少能够部分地增进信众的财富，因此他们有时也被信众作为财神祭祀而不担心被戳穿，这就是“准财神”。 “准财神”一族混得最好的要算灶神和刘海了。灶神又称灶王爷、灶君、灶君司命，寄身于脏乱差的灶膛之中，居住条件恶劣，但却是一个乐天派，每年腊月二十三晚都自告奋勇地上天汇报工作，正月初六日返回人间，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等级最低的地仙，再往下就是阎王了，而阎王是专取人性命的，属于财神的反对派和竞争者，但是遇到要钱不要命的客户或主家，阎王本人也不拒绝临时扮演财神的角色。 灶神其实是夫妻俩，民间传丈夫俗家姓名叫苏吉利，太太有名无姓，叫博颊，也有一些地方供奉张奎、高兰英贤伉俪。刘海据说是一只蟾蜍变的，在中国平均方言中，“蟾”的卷舌音（大舌头）则是“财”，象征着外表丑陋但浑身是宝，因此也被人们供为具有招财进宝能力的准财神。 佛教中也有财神，为信奉“四大皆空”、“六根清净”的善男信女们日思夜想，也是一部分和尚与尼姑们的梦中情人：一是观音菩萨座前的善财童子；一是四大天王中的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藏传佛教中也有五姓财神，分别是绿、白、红、黄、黑财神，分掌数额不等的财富，分期分批惠赐给他们的信众。 体系化的财神是中国民间普遍祭拜的善神之一，人们不仅祈求财富，对财富的来源和取得财富的手段也做出真善美的道德铺垫和规范，比如公平、信义、智慧等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与西方基于“丛林法则”的掠夺、侵占、暴力抢劫的原始积累方式大相径庭，因而总是受到后者的虎视眈眈。 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乐善好施的中国财神们在渴求东方财富的西方信众及其坚船利炮面前几乎全军覆没，片甲不留。改革开放以后才缓过劲儿，捯饬一番，重新登堂入室，享受民间的供奉，而劫后余生的他们仍然时时能够感受到来自西方信众及其高科技、金融工具的觊觎，导致一部分中国人从本土财神手里攫取财富，转而孝敬给这些贪得无厌的外国财神。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学术界对此也是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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