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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在开州，也就是如今的重庆开县，有个同知，也就是知府的副手，名叫郭惟一。此人非常任性，河工治理，他要降低原料收购价，强压工人工资，同时还要偷工减料，虚报开支。这里外里一倒腾，当地乡绅董思文等人看不过去了，先是劝告郭惟一不要这么任性，就算不守做人的底线，一九年宪法《大诰》总是要遵守的吧，毕竟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郭惟一挥一挥衣袖，表示无所谓。 面子破了，就要伤到里子。董思文只好出了一个下策，告御状。之所以说告御状是下策，是因为这件事有诸多风险。就算日夜兼程，只要还没逃离开州地面，就容易被关卡拦下，境内邮驿都是耳目。董思文就被拦下来了，被郭惟一栽赃了一桩命案，斩立决了。还好革命的火苗没有就此熄灭，董思文的侄子董大已经走在了去燕京的康庄大道上。 但很快，董大就必须要承担告御状的第二重风险。他必须在信息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准确找到办事衙门，如果找错，那就很惨了。如果他擅入午门、长安等门喊冤，按规定要“奉旨勘问……若涉虚者，杖一百，发边远卫所充军。”而如果他好死不死选择了拦圣驾，“车驾诉，而入部伍内”，那不管他要说什么，都可能会先挨六十杖。不仅如此，他如果诣阙挝鼓居然展现了王敦般的气势，或者上书陈词时言辞不够妥当，天可怜见，一个老百姓上书言辞能有多妥当，那些摆摊写御状纸的这辈子可都没有告过御状啊，然而，这些都要算在董大头上，先来六十杖。 而告御状最后的一道风险是，皇帝的心情。董思文的案子朱元璋亲自抓，办得很利索，但这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当时接连爆出这类案件，比如江南嘉定县百姓郭玄多人状告杨凤春祸患乡里一案。几状案子放在那里，给朱元璋一种神州遍地是冤案的感觉。他不仅责令督办了这几个案子，还规定通政使门前立一红牌，上书“奏事使”职名，假如前来投诉者被阻挠或受刁难，可以拿起这块红牌“直入内府，各门守卫等官不敢阻拦”（《菽园杂记》卷三）。 洪武皇帝杀伐决断，王朝伊始，各部门业务还比较熟练，推诿塞责呢就都得死，所以效率还是可以的。但这种事情是不能当做常规工作来抓得，所以坚持个几十年，新皇帝口味一变，也就不了了之了。很多人根本告不到御状，因为法律对此事时禁时不禁，要求也不一样，而更多的人在告状者已经残了，因为自残。 告御状《周礼》就有记载：大仆之官“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意思是用肺石使穷苦无告之民的冤辞能够上达。凡远近孤独无靠或年老、幼弱之民想要向上申诉冤屈，而他们的长官不予转达的，就来到肺石上站三天，然后由朝士听他诉说冤屈，或者跑到大寝之门外敲击路鼓，陈冤诉苦，和如今在赶集时举大标语没什么区别。 这都是直诉（直接向最高统治者陈诉案情）的一种，直诉是指当事人直接将案件诉至最高统治者。在我国古代，至迟从隋唐时期开始，直诉出现三种方式：邀车驾、诣阙告诉与上书皇帝。北魏时形成了登闻鼓之制：“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奏其表。”隋文帝曾下诏，允许“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唐、宋之后，直诉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然而，法律又对直诉作了诸多限制，这些限制导致告御状实际上非常危险。 首先，所诉内容必须绝对准确。《唐律·斗讼》规定：“诸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以身事自理诉，而不实者，杖八十。”长孙无忌等解释道：“以理诉不实，得杖八十;若其不实之中，有故增减情状，有所隐避诈妄者，即从‘上书诈不实’论，处徒二年。” 也就是说所诉内容不是故意不实，而只是有所增减，就要被杖责八十。谁还没有个记混的时候，如果没有照相机般的记忆力，怕是告不了御状。明清律处罚更为严厉：“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而在当时，仅靠直诉者一己之力就将整个案件调查得一清二楚、绝对准确，谈何容易？ 其次，所采取的方式必须合乎要求。东汉时，宁阳主簿因诣阙告诉，久不见理，便上书皇帝发了几句牢骚，“帝大怒，持章示尚书，尚书遂劾以大逆，”幸亏虞诩劝谏，皇帝才从轻发落，笞责他一通了事。这还只是体系内部的情况，如果是拦京马告御状的，最可能遇到的情况就是拉到路边直接打死，“杖六十”嘛，不那么好受的。 再次，实际上，由于相关部门的推诿拖拉或敷衍了事，直诉案件往往久拖不决。东汉时，“宁阳主簿诣阙，诉其县令之枉”，因无人过问，此案一拖再拖，“积六七岁不省”。《潜夫论·述赦》说：“及隐逸行士，淑人君子，为谗佞利口所加诬覆冒，下士冤民，能至阙者，万无数人。其得省问者，不过百一。既对尚书，空遣去者，复十六七。”所以，要想得到最高层的过问，使直诉达到预期的目的，是非常困难的。 于是就有了自残告御状的法子。这一招最初出现于文献记载是在东汉。《后汉书》中的《儒林列传·欧阳歙》和《虞诩传》中都有记载，一个是欧阳歙因为在汝南郡任太守时受赃千余万之事被发觉，遭逮捕关进监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另一个是“小人有怨，不远千里，断发刻肌，诣阙告诉”。断发和刻肤都还是轻的，最为常见的还是围绕头部和头面器官的种种自残，比如割耳朵、割面部等等。 这种做法有两个原因，一是先行自我惩罚以避免被有司进一步加罪，就好比打架时自己往自己头上砕酒瓶子，来不了几下对方恐怕还得过来拉你。二是为了引起注意，显得惨烈，好推动案件尽快审理，就好比你看见一个衣冠整洁的乞丐，大概不会给钱，衣衫褴褛还打摆子，给五块，衣衫褴褛打摆子还缺了两条腿，那就得给五十了。案件在地方解决不了，直诉又容易不了了之，只好出此下策。 值得注意的是，各朝也都曾用法律来加以禁止。《唐律·斗讼》“邀车驾挝鼓诉事不实”条规定：“自毁伤者，杖一百；虽得实而自毁伤者，笞五十”。唐玄宗开元十三年诏曰：“比来有诉竞之人，即自刑害耳目。自今以后，犯者先决四十，然后依法。” 唐文宗大和八年二月，中书门下奏：“伏以先自毁伤，律令所禁，近日此类稍多，不至甚伤，徒惊物听。请连敕片旁白兽门：如进状又耳者，准前敕处分。”凡自残者，不论所告虚实，先予以笞四十或五十的惩处。 《旧五代史·刑法志》载后晋天福五年三月丙子诏曰：“自大中六年以来，耳称冤，决杖流配，诉虽有理，不在申明。今后据其所陈，与为勘断，耳之罪，准律别科。”据此，则自唐宣宗大中六年至后晋高祖天福五年的近一百年时间里，甚至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禁绝措施：凡自残者，一律“决杖流配”，所诉之事，不予理问。到了宋代，《宋刑统》的规定与唐律完全一致。南宋孝宗乾道四年门下省曾言：近来“健讼之人，往往妄自毁伤”， 乞朝廷加以约束。 但没有用，管都管不住，在直诉时自残的人络绎不绝，从唐至宋再至明，直到清顺治年间直接把告御状抬得极高，普通人必须有“奇冤异惨”之事才够得上告御状的标准，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告状难，告御状更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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