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84年（南朝齐永明二年）正月初二，齐武帝萧赜既然把荀伯玉、垣崇祖、张敬儿这些人杀了，自然会用一批新人。后将军柳世隆在平沈攸之的乱中，坚守郢州有功，武帝任命他为国务院第二执行副总理（尚书右仆射）；皇子萧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主管军队，在护军府增设辅佐官员，治所设在建康西州（建康城西）。萧子良很小就有清高的美名，他喜欢交朋结友，有才能的士大夫都聚集到他的名下。
萧子良到西州后，修建好西州官邸，收藏了一些古代文物，在西州府内开设了一间陈列馆。他把陈列馆当引凤之巢，果然飞来了一批文人墨客。比喻说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萧衍（464－549。就是后来的梁武帝）、谢眺、沈约（史学家）和扬州秀才陆倕等，这些人都算得上是当时的文豪和理论家，时人号称“八友”。这其中有两位值得一提，一个是时年二十岁的梁武帝萧衍，另一个就是四十三岁的史学家沈约。此外，法曹参军柳恽、太学博士王僧孺、南徐州秀才江革、尚书殿中郎范缜和会稽人孔休源，也都是萧子良的朋友。 萧琛（太学博士，历郡主簿有，遗著有《皇览抄》二十卷）是萧惠开的侄子。柳恽（465—517。好学，以诗出名，善投壶、射箭、弈棋、弹琴，精医术）是柳元景的侄孙。王融（468—494。工诗能文，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政客，因齐武帝死，想拥戴萧子良夺位赐死）是王僧达的孙子。萧衍（多才、多艺）是刘宋名将萧顺之的儿子。谢眺（464—499。我国著名诗人，他与我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并称“大、小二谢”）是谢述的孙子。沈约（441年—513年。文学家，史学家。与谢朓等开创永明体，推动了诗歌向格律化的发展。著有《宋书》、《晋书》、《齐纪》、《梁武纪》、《迩言》、《谥例》、《宋文章志》。除《宋书》外，余皆散佚。明人辑有《沈隐侯集》）是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敬佩的才子沈璞的儿子。王僧孺（465—522。南朝梁诗人、骈文家）是王雅的曾孙。范缜（约450——约515。思想家，无神论者。著有《神灭论》、《答曹思文难神灭神》等）是文学家范云的堂兄。 萧子良有了这批文人学士，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如果他善于用好这些人，一定会有所作为，但是，他却是一名佛教信徒： 子良笃好释氏，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亲为众僧赋食、行水，世颇以为失宰相体（《资治通鉴》永明二年正月）。 萧子良非常相信释伽牟尼的佛教，因此，他请来许多高僧讲授佛法。导致佛教盛行，一时间信佛盛况在江南前所未有。这些释伽牟尼的信众如此兴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堂堂的齐国王爷萧子良亲自给这些和尚端茶、送饭，萧子良这样殷勤地为和尚端茶送水，比他儿子结婚时对贵宾还要招待得周到。他这样做，无非是想自己的魂魄到了西方世界有所皈依。因此，世人都认为他有失宰相的体统。而他的朋友中出了无神论者，萧子良又会怎样面对？ 四 正月听到惊雷并不稀奇。永明二年（484）正月，建康城上空不仅滚动着惊雷，而且在萧子良的朋友中，也炸响了惊雷： 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无以难。缜又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太原王琰著论讥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欲以杜缜后对。缜对曰：“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子良使王融谓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为此论，甚可惜也！宜急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资治通鉴》永明二年正月）！” 萧子良的朋友范缜坚定地说：“世界上没有佛”。时年二十四岁的萧子良听了，反对说：“你不信因果报应，为什么会有贫贱与富贵之分？” 三十四岁的范缜见这位英俊的王爷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十分耐心地解释说：“人生就像树上的花朵，同时绽放之后就会随风飘落：有的飞过幕帘，飘上锦床；有的越过篱笆，落到粪坑。落到锦床上的就是殿下，落到粪坑里的是我。贵贱虽然不同，但因果报应究竟在何处呢？” 这一话题不仅是神学的争论，也是一个逻辑学的探讨。就是在高度文明的今天，如此玄妙的哲学道理，仍然困扰着我们中的一些人。萧子良听了范缜的解释后，自己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通过这次讨论，范缜为了把自己的思想宣传出去，认真地写了一篇《神灭论》的论文。他在《神灭论》中指出：“形体，是精神的本质；精神又是形体的表现形式。精神对于形体而言，就好像是有刃的钢刀；我从没听说过钢刀丢失而利刃还存在，岂能容忍没有物质而有精神的谬论存在呢？” 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像惊雷一样，让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各种评论在责难范缜，最终范缜像一名勇敢的斗士，他没有屈服。比喻说，太原人王琰，写评论讥讽范缜说：“呜呼范子！还不知道他祖先的神灵所在之地！”王琰想以此作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用来阻止范缜再发表类似的言论。范缜却针对性地反驳说：“呜呼王子！知道他祖先的神灵在什么地方，却不肯杀身随之同去！” 这两张铁嘴相斗，萧子良出于朋友的关爱，派王融对范缜说：“凭着你的才华，不愁当不上中书郎（官名。三国时魏国开始设置，属中书省，为国家修史）；你却故意发表这种荒谬而偏激的言论，实在是令人太遗憾了。你应该赶快毁掉并放弃以后再写类似的文章。” 范缜见王融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竟然当了王爷的说客，大笑说：“假如让我范缜出卖我的理论换取官职，我早已当总理（尚书令）或某一部门的领导（仆射）了，何止是一个中书郎！” 这一历史性的讨论，范缜以他的勇敢取胜，历史的天空才有一朵明朗的彩云。在萧子良的这些朋友中，萧衍总爱出谋划策，这一点被当权人物王俭看出来了，他非常器重萧衍，并惊异地说：“萧郎过了三十岁，将会贵不可言！” 也就是说，历史已经把未来安排好了，二十来岁的未来天子，现在就被三十二岁的王俭看出来了。不过，这得等到十七年之后，而现在的故事是：随着暮春的金银花绽放，那扑鼻的浓香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信息： 壬寅，以柳世隆为尚书左仆射，丹阳尹李安民为右仆射，王俭领丹阳尹（《资治通鉴》永明二年正月）。 永明二年（484）二月二十九日，南齐王朝任命柳世隆为第一执行副总理（尚书左仆射），任命丹杨尹李安民为第二执行副总理（右仆射），任命王俭为建康市市长（丹杨尹）。萧赜做出这样的调整，等于把他的好友柳世隆又提了一级。李安民与皇帝是同乡，也挤进了政治中心。王俭既是老臣又有智慧，加上他对新皇帝顺从，所以萧赜才一直重用。到了同年五月，魏国派李彪访问齐国，可能又是一些国防合作上的事。六月，即位二年多的萧赜，由于用人不当，使中央政府内部开始出现了腐败的蛀虫： 六月，壬寅朔，中书舍人吴兴茹法亮封望蔡男。时中书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谓之“四户”，以法亮及临海吕文显等为之；既总重权，势倾朝廷，守宰数迁换去来，四方饷遗，岁数百万。法亮尝于众中语人曰：“何须求外禄！此一户中，年办百万。”盖约言之也。后因天文有变，王俭极言“文显等专权徇私，上天见异，祸由四户”。上手诏酬答，而不能改也（《资治通鉴》永明二年六月）。 六月初一，齐国中书舍人（皇帝的联络官）茹法亮，被封为望蔡县男（古代有五爵，即：公、侯、伯、子、男）。此时皇帝身边共有四位中书舍人，萧赜认为这些人可靠，把他们分派到中央一级部委（各台省），时称“四户”。这四户交给茹法亮和吕文显四人主持，他们像四条贪婪的饿狼，权势压倒朝廷文武百官，地方官员由他们根据行贿的多少而更换，这样各地方想求当官的人，想求升官的人，想调动的人，都得给他们送礼，一年就高达几百万。茹法亮还得意地当众扬言说：“何必求外任捞钱。一个吏部（中央组织部），一年就可捞一百万。”他所说的一百万也不过是个大概的数目。后来，因天象发生变化，王俭借题发挥对皇帝说：“吕文显等人独断专行，结党营私，臣认为苍天降灾是由四户引起的。” 王俭说这话，无非是想借天象除害，而齐武帝不知是不是因为与这四户另有私下协议，竟然亲自写信向王俭解答，却不谈换掉这四条蛀虫的事。 也就是说，齐国在腐烂。而此时魏国却在改革： 魏旧制：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所调各随土之所出。丁卯，诏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朕宪章旧典，始班俸禄。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增调外帛二匹。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资治通鉴》永明二年六月）。” 按照魏国以往的制度：每年一户征税二匹帛，二斤棉絮，一斤蚕丝，二十斛（十斗为一斛，一斛四百斤）谷米。另外，又增缴一匹二丈帛，存放到州库，作为外调的费用。各州所征调的物品，可以根据本地所出产的产品折价缴纳。六月二十六日，拓跋宏下诏说：“设置官吏，发放俸禄（夏商周时，诸侯、士大夫都有不同的封地，史称“采邑”。其土地和各种赋税收入作为养家糊口的“禄”，故称“食邑”；又因是世袭，所以叫“世禄制”。东周晚期的战国时代，官僚逐渐取代了世卿制，俸禄制也取代了世禄制；“俸禄”说通俗一点，就是以征收百姓的物资作为朝廷官员的工资），很早就已开始实行，自从中原战乱，这一制度被中断。朕依照旧的典章制度，下诏规定了官员的俸禄。每户增缴三匹帛，二斛九斗谷，作为各地官员的工资（棒禄）；再增加外调帛二匹。俸禄制度实施以后，贪赃一匹帛者处死。变法改制，适宜不断更新，为此，实行大赦。” 魏国的这一摊派的俸禄制度，到了十月才开始执行： 九月，魏诏，班禄以十月为始，季别受之。旧律，枉法十匹，义赃二十匹，罪死；至是，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仍分命使者，纠按守宰之贪者（《资治通鉴》永明二年九月）。 九月，拓跋宏下诏，颁布官员们的俸禄制度，从本年十月开始执行，每个季度向地方官发一次薪水（俸禄）。以前法律规定，地方官贪赃枉法帛十匹者，受贿二十匹者，一律处以死刑。至此，只要有人受贿一匹帛，贪赃无论多少，都处以死刑。中央到时分派检察官，定期到各地纠察有贪污嫌疑的人。 这就是魏国对官员俸禄的改革政策，看上去像是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其实不然。因为这时魏国一户有三、五十家左右（一户有一百到二百多人。详见后面的史料），有的大户多达几百人口，当时人均有五十亩地，由于人口混乱，有些有权的大户无限扩大，所以要实施税收改革惩治腐败，同时也是为了减轻一般百姓的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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