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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诵读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独特的文化魅力。韩愈、欧阳修、白居易等文学大家不仅是“诵读爱好者”，也意识到诵读对于写作的促进作用。清代学者刘大櫆的“因声求气”说揭示了诵读的文章学价值。到了“五四”时期，叶圣陶、朱自清等名家进一步对诵读对写作的作用做了探讨。其中，黎锦熙关于写作教学的“诵读观”独树一帜、见地颇深，对今天的写作教学有很多启发。 “五四”时期，人们开始反省传统教学方式，诵读法也倍遭指责，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岌岌可危。另一方面，虽然各级学校非常重视国文教学，可实际上“成绩最坏的就是国文”，作文水平更是“江河日下”。对此，黎锦熙在《中小学国文国语诵读之重要》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当前国文成绩不好是由于“学习的人忽略了技术第一”，这里所谓的“技术第一”就是指诵读技术。 黎锦熙认为语文是“口耳之学”，学语文不能不讲究诵读。针对当时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他痛心疾首地说：“现在国语课本的诵读更不成话了，简直完全消灭了诵读的技术训练。”他反复强调，“作文是国文的技术训练”，“作文真要进步，还需要写作以外的诵读技术训练”。 “诵读就是儿童将声音与意义结合的一种‘发表’。” 强调诵读不仅仅是出声音的读，更是一种言语表达方式。 “要声音真与意义相结合，便要练习论理的读法——注意词类和句读的断续和轻重；要表现文学的意味和兴趣，就要练习审美的读法——注意声情的抑扬抗坠。” 也就是“美的说话式”，即“文字音调不误，高下、徐疾、抑扬、气度又与自然的审美的说话无殊，斯为上等”。 可以看出，黎锦熙不仅认为诵读是声音与意义的结合，还强调要用标准的语音、标准的国语，采用说话的方式来读白话文，这与“五四”时期的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有很大关系。 作为20世纪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大师，黎锦熙的语文教育研究常常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出发。他之所以提出要在作文教学中强化诵读，是因为： 第一，当时写作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作文与说话失去了联系，文字与语言脱了节。 在黎锦熙看来，“文字本来是统一的，语言可一向是纷歧的，拿着纷歧的语言来写统一的文字，自然发生这种畸形的病象”。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先训练用白话文写作的基本技术。因此他反复强调：“作文真有进步，单练习写作是不成功的，国文教员必须注重讲读，注重讲读时间内对于白话模范文的诵读技术训练。” 第二，与其主张的“通不通”的审美标准有关。他认为语文应以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为教学基点，学生作文最起码的要求是做到语言顺畅通达。 黎锦熙曾在《各级学校作文教学改革案》中尖锐地指出：“对于四百号的‘语文’基本工具，师生都还运用未熟，纰缪百出，乃但凭霎时间的主观私见，一味做八百号‘文艺’上的笼统批评。‘通’‘不通’的问题还没解决，就净说些‘美’‘不美’的鬼话。” 其实，反观今天的写作教学，我们依旧没有走出黎锦熙所言的这种尴尬：很多学生大学毕业，写起文章来依然语病百出、语无伦次；十多年的语文学习竟然连“通不通”这样初级的问题都没解决好，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作文教学的一大耻辱。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忽视规范表达，轻视诵读训练有很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文教学重视诵读训练，直接受益的首先是语言表达，这也是黎锦熙颇具智慧的地方。 黎锦熙的语文教育视野比较开阔，他没有孤立地谈论诵读，而是将诵读与说话、作文相联结，构建起了一个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教学体系。这个体系中，教师可以自由地将三者随机组合，但是目标都很明确，就是突出“语言训练”这个根本，最终促进听、说、读、写能力全面发展。 他提出了白话文讲读教学的“三部曲”： “耳治”，即在讲读教学中先不要让学生看课本，而是把全篇内容从学生的耳朵里“打进去”，通过听力训练使学生对全篇课文有大致了解。 “口治”，让学生用“美读”的方式进行诵读训练，并随时矫正他们的字音、字调、词调和语气。 经过这两步，学生对白话文的内容了解和文艺欣赏已达到一定水平。 “目治”，即通过默读的方式深入研究文本。 在黎锦熙看来，这三个环节的训练是一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过程，学生能从耳到口、从口到心，做到“声入心通”，能将各个感知器官都调动、联结在一起，那么作文时自然“得心应手”，言语表达能力就会得到较好发展。在这三个环节中，黎锦熙格外重视文言文的诵读，提出“文言文比白话文更需要口耳训练，‘声入心通’”，主张“白话文偏要诵读，文言文更要恢复野蛮的背诵，这才算完成了‘技术第一’”。 （节选自2018年第12期《语文建设》，原题为《我国传统诵读法的文章学价值——兼谈黎锦熙写作教育“诵读观”的独特性》） 作者：崔正升 郝建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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