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式雷”图档与背后的学人

2000年，香港阳光卫视与国家图书馆联合拍摄以“镇馆之宝”为题的大型纪录片。是年6月，制片人周七月受杨澜委托邀请我担任编导，我承应了，并将第一集的选题定为《样式雷图档》，由此，我有了与“样式雷”相关的多次邂逅……

与“样式雷”图档的邂逅

说起“国宝”，似乎十分神秘，是常人实难邂逅，也无缘亲近的存在。

其实，并非所有“国宝”都如此，像紫禁城、天坛、颐和园、北海、清东陵等，每天都有数万人徜徉其中，只是鲜有人清楚谁是这些“国宝”建筑的创造者。而我能与设计、建造、修缮这些“国宝”的“样式雷”有过多次不同情境下的邂逅，实属幸运。

开机前，在国图善本部见到的“样式雷”图档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叠中海、南海的建筑画样，其笔画之精细让人诧异。此后，我又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见到梁思成夫人林洙提供的十余张京城门楼建筑的画样与一座陵寝地宫的烫样。该烫样从明楼起，一直深入到地宫、石床、金井，完整无缺，且似积木一般可以自由拆卸。烫样都是用普通纸板、秫秸和木头当材料，借助常用的剪子、毛笔、蜡板，由小烙铁熨烫成型的。

看到这些，我不禁想，“样式雷”世家在清康熙至清亡的两百多年里，是如何承接谕旨来设计、绘制、建造、修缮数以百计的皇家精品建筑的呢？我将视线转向建筑背后的“样式雷”世家……

与“样式雷”家人的邂逅

“样式雷”在雷发达之后，在北京又传了七代，一直在海淀定居，到19世纪末，因圆明园大火才散居到城南与城北。

开机前的清明节，专攻“样式雷”课题的张威博士，从零星线索中获悉雷氏祖坟在海淀巨山村。开机时，我们率先前往雷家祖茔的遗址祭祀并拍摄。据说雷家祖茔是皇帝特赐的，墓地上耸立过高大的牌坊，周围植有三千白果松；如今，这块坟地上没有墓碑，没有香火，还堆压着拆下来的建筑材料，仅存一株白皮松，也是因“二级古木”的标牌才幸免于难。想到那些建筑匠人，创造了众多跻身世界文化遗产之列的“样式雷”，身后却连墓地都未能得到保护，不免令人心酸。

墓地范围内有座厂房，地下有一块用钢板保护着的旧石碑，我们请工人移开钢板，拍摄到石碑上的部分文字；厂房外立着的残碑座上尚留着朝廷二品官员才可享用的纹饰。

张威博士和他的同事一连数天守候在雷氏祖坟，终于打听到“样式雷”的十世孙雷章宝先生。此后我们还在其伯父的老宅，见到一幅残破的祖茔图和几本祭祀纪录。雷章宝的伯父在襄樊，上世纪50年代曾用板车拉着“样式雷”图样送给北京文物部门，其间的沧桑与辛酸，增强了我们为“样式雷”多作宣传推广的信念与力量，在了解情况后，我们还安排了襄樊的专题采访。

与“样式雷”学人的邂逅

与此同时，我也将视线投在研究“样式雷”深厚内涵的一批学人身上。

我最先邂逅的是天津大学建筑系教授王其亨，那是一次对他而言“突然袭击”式的访谈。

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国图善本部的负责人告诉我，王其亨正在馆里查阅“样式雷”图档，要采访不？我正求之不得呢，立马调来摄像师，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做了两个多小时的访谈。

研究样式雷40年的天津大学教授王其亨

其实，也算不上访谈，基本上是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课，为我们普及“样式雷”的基础知识，了解“样式雷”存在的重大价值。夜幕降临时，王教授说要回天津，我理解他确实很忙，但又怕错失机遇，便很不礼貌地建议他住一晚，明早再走。他答应后，我们赖在他的住地，又聊了大半夜。

从这一天起，王教授带着我进入了“样式雷”的广阔天地。那么，他自己又是如何迷上“样式雷”的呢？

他说，就读天津大学研究生之初，恰好一家出版社需要大量清东陵、清西陵的测绘图。于是，他就跟着老师，天天骑自行车，扛一把梯子，将殿堂、地宫、牌坊等每个部件的尺寸精准测绘下来。事后，他受“样式雷”魅力浸染，专程到国家图书馆借阅“样式雷”图档等文献，并投入全部心力，一张一张鉴定、编目。1984年到1987年的三年时间里，他住着2元一天的床位，夜以继日坚持不懈，终于将“样式雷”陵寝图档基本整理完，字数达20万字。

不久，为了拍摄清东陵实景，王教授建议摄制组登上金顶山。我们如约到达山下，见到的却是满山荒径，无路可攀。手提几十公斤器材的同事担心设备安全，有些迟疑。我果断发令：“上”。随后，王教授一马当先。到达山顶后，按王教授的经验布置机位，在极为难得的合适光线下抢拍到清东陵的全景。接着，又在山顶现场继续采访，请王教授诠释我心存的两个疑点：为何清东陵树木不多？清东陵的风水有讲究吗？

王教授说：东陵一带原本林木茂盛，河道两岸全是树。此河道便是从东北满族大本营往燕京运送粮食的生命线。后来因不时发生盗贼埋伏抢劫，朝廷才砍伐树木，风水也非昔日模样了。

结束采访时已近黄昏，为抓拍落日余晖下的寝宫，要赶紧下山。同行人均顺利下去了，唯有我感到腿肚子又胀又酸，寸步难行，最后跌跌撞撞安全到达山脚时，已无力动弹了。

与张宝章先生的邂逅

在《探访样式雷》于海内外播映后，我有幸邂逅了张宝章先生。他在《建筑世家样式雷》后记中记有：“正在我研读雷氏墓碑拓片时，巧遇电视片《探访样式雷》的编导葛芸生先生。葛导为拍此片，历时半年有余，访遍了与样式雷有关的城市和各处遗迹，拜访了样式雷专家和众多雷氏后裔。他向我介绍了许多未知的情况，还说他的采访经历就是一篇动人的故事。”

说真的，更为动人的故事恰恰属于他。他从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政协主席的公务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将“样式雷”调研视为自己继续报效社会与民众的一项不能停歇的事业，并编著了一批获行内学者好评、百姓喜闻乐见的正能量作品。他讲述的“样式雷”故事，不仅仅是建筑故事，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令全球钦羡的中国故事，远胜于我的纪录片。

说来惭愧，张宝章先生迄今做了许多我未曾去做的事，他查阅了我本该查阅却未能查阅的大量文献，走访了更多我未来得及拜访的专家与知情人士。在他面前我承认不称职。

他以熟知海淀人文的优势，探幽发微，梳理出许多不被公众所知的“样式雷”世家及其建筑的史实，让今人领略到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何况，他作为“古建”学人的良师益友，在耄耋之年能令古籍经典“活起来”，不愧是实至名归的楷模。

2017年夏，在北京我再次“巧遇”张宝章先生。他说起“样式雷”如数家珍，涉及地名与人名清晰详实，话语间不乏睿智卓见。我即向在场研究“样式雷”的中年学者进言：日后研究“样式雷”，不妨先从研读宝章先生的著作做起。他能将持续多年的田野考察实践，与载入文献典籍的陈年文字对比参照，加上他辨伪求真的学风与功底，当是眼下的硕士、博士值得效法的。那天，我曾萌生利用逗留北京的短暂时间，登门请教宝章先生，无奈脱身不得。但我呼吁过有关部门：要十分珍惜健在的年迈学人，对他们的既有研究成果，要有“抢救”意识，花力气做好传承、整理、发扬，使之成为中青年成才的阶梯，这也属搜集、保全（包括口述与出版）更多前辈智慧的文化资源工程。

专注藏书文化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