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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2期，注释从略
20世纪是文学书写与文学研究深入发展的一百年，它不仅承接了既往的传统，而且以特有的书写形式与思想性陈述对应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一系列事件与难题，从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直至恐袭、区域战争以及大范围难民。与此同时，以全球化为标识的资本性力量附带其市场逻辑以及对文化资源的挪用，使得不同文化区域须面对包括文化产品在内的“同质化”商品及其消费模式。人们日常交往方式在技术统摄下被纳入某种共时反应之中。于是，日常生活与资讯传播，包括学术资源的电子化分享等，构成了共生性社会文化现象。这一切复杂且交织的形态使人们的生存经验和文化感知，包括观察、认知和解释都发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变化，其影响也波及到文学书写、样式、传播、接受以及解释的视角。这一社会文化变迁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加速引发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一、文学研究的内外要素 文学以其特有的诗性表述能够有效地呈现并揭示出人类群体的生存境遇以及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而且这一方式也可以使不同区域的群体间接体验到其他区域的文化生活。20世纪伊始，诺贝尔文学奖等世界性奖项开始影响到世界文学的版图。文学研究中的全球视角也逐渐显现。在迅速发展的理论界说中，固有认知分类所形成的学科边界以及思维定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挑战，它们或被修正补充，或被重新界定。理论，包括文学理论，是以一种特定话语形态对经验的解释。“理论是对所观察到的、并可证实的现象提出的某种清晰的、关联性的，或潜在原理的系统阐述。”而理论也往往在相互阐发和循环阐释中形成自身的延续和发展。 人文学术在20世纪的理论发展中出现过两次学界认同的转向，即“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基于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的语言学转向由于力图超越工具论，将语言视为自足和独特的体系并通过语言本身反思哲学传统的起点，因而这一转向针对文学文本内部的结构，尤其是对由语言所构成的文本要素的分析方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高峰期体现在20世纪中期盛行的“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范式中。“新批评”的历史性出场与美国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文学观念有关，在很大程度上亦是针对既往的批评样式对形式问题的忽略，因为“形式”本身即是某种价值的呈现方式。然而，“‘语言学转向’关注文本及其阐释，忽略了阅读、印刷和文本相互作用的方式，这些相互作用不仅产生了阐释文本的准则，而且产生了它们流通的背景。”因此，无论“新批评”所隐含的多重文化功能是什么，在迅速变化的社会文化以及主旨扩延的文学书写中，这一批评样式的危机是必然而至的。“新批评是作为一个威严而令人敬畏的父亲形象那样死去的。”而文化转向与语言学转向所强调的确定性认知不同，它关注当代社会文化之间的生产性结构、各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文化产品流通性结果，因而特别着力于扩大人文学术各分支领域的边界，以某种相互关联的话语方式对应经验的快速更迭。不难看出，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为标识的研究范式借鉴并综合了人文学术固有的多学科理论资源并以跨学科方式进行整合式分析。于是，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与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对于人文学术各个分支，包括文学研究的介入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转向也与近代以来人文学术中两种主要的分析思路有关，其一以进步论观点为主，即相信人类在其道德条件下的创造、预测、规划与实施能力，人们得以从某种线性发展的进程中预示可能性。而另一思路则是反思性的，即通过揭示现存发展方式中的结构性缺陷，综合分析历史的缘由并及时调整人类自身的规划和实施方式，将其与现实世界的阶段性条件紧密联系。这两种分析思路的理论资源均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史学、社会学和美学等。其实，在文学研究领域中，文学内在的范畴，包括作者、读者、阅读行为等，从来都不是一种静态的结构性关系。在同一文本的前提下，人们的解释方式也主要是针对既定的解读视角或阐释方式而展开，亦即是在某种历史感知中对固有问题的追问和建构，并由此构成新的解读重点，从不同角度透视意义的存在方式。因此，文学书写与文学研究均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多重条件并使文学传统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中。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所言“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可以说是对此原理最早的一种归纳。因而，传统由不同历史阶段的阐释而延续，而不断发展的传统又会促使人们不断重新回到问题的起点，借以厘清发展的脉络和可能的趋势。因此，人们至今对何谓“文学”以及“何谓解释”这一似乎最为基本的问题依然需要重新审视。可以说，人文学术发展的轨迹是一个不断突破认知局限并跨越既定边界的过程。文学理论的发展也是如此，文学“理论与哲学相似，尤其是形而上学，或许是这样一种方式：它追问基本问题，与此同时也不时建构出系统”。因此，20世纪后半期以来，文学研究在经历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种族与性别以及后殖民等视角后，其发展已不再停留在文本内部。它除了继续采纳多种方式审视文本的构成性要素和美学特质之外，还关注文本环境，包括文学的生产、传播以及接受等外部确定性要素，即“在探讨一部文学作品和更为一般意义的文学概念的过程中，坚持从文学作品是如何产生的、从何而来以及是如何被接受的、走向何方等问题开始。”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转向所带来的“外部研究”并非是“因果式的起因谬误说”的还原，而是突出了文本内外要素的动态关联。用韦勒克的话来说，“文学实际上取决于或依赖于社会背景、社会变革和发展等方面的要素。总之，文学无论如何脱离不了下面三个方面的问题：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等。”换言之，人类的精神产品犹如人类本身的社会性存在一样，也是与社会性密切相关的。于是，存在于文本内部的、不可精确界定的文学性（literariness）与外部可确定的条件结合起来，使得作为学科的文学研究更能符合人文学术的内在规定性和同一性，即文学以独特的诗性表述或语言艺术编码所构成的文学性知识，与语言学、史学、哲学、美学等其他学科一起，从不同角度起到认知性作用。这种认知使读者通过审美体验和跨文化感知去反观人类的境遇、人性以及人类实现其价值所必需的历史性条件。文学在提供这种诗性的体验和反观中弥补了确定性经验的认知作用。文学的这一独特性不仅使得其他学科领域难以替代，也同时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的侧重点。于是，文学研究也必然需要生产出一系列符合作为学科与作为知识的话语系统，包括理论、术语与批评样式，以此加强对世界多重性理解和文本多重意义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研究亦符合阐释学的一般性特征：“解释不是一种在理解之后的偶尔附加的行为，正相反，理解总是解释，因而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按照这种观点，进行解释的语言和概念同样也要被认为是理解的一种内在构成要素。”文学研究在此发展方式中加强了自身的学科性基础，同时也由于需要多视角解读文本而突出了学科之间的模糊性与共享性。因此，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方法论是必然的，是由其内在需求所决定的。正是在此语境下，学界在21世纪伊始对20世纪中期那种以文本为中心的既定范式的修正和质疑更为明确、直接且更为彻底。“它使得文学理论需要超越早期的新批评对文学之‘文学性’的研究，而成为一种质疑和分析样式（a mode of questioning and analysis）”。 二、文学研究的多重线索 毋庸置疑，促进文学研究的持续推进有着多重线索，除了文学阐释所导致的致思方式和理论指向的变化之外，还有一个未受到充分重视的原因，就是在大学体制不断复制和增量的前提下，研究成员的多元身份以及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它带来了以特定的文化身份与审美方式关注点为导向的研究现象。所谓文学外部研究的扩延，包括性别、种族、后殖民和第三世界等批评意图以及对不同文明参照系的提倡，都与上述缘由相关。“大学体制世界范围的扩展导致了社会科学家的数量激增；再者，他们为寻求各自合适的研究领域而‘跨越’已有学科的界限，从而导致了学科界限的模糊；另外，1970年代人们要求把以前被忽视的群体（妇女、‘少数民族’、非主流社会群体）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从而推动了大学中的新的跨学科研究项目的出现。”而随着大学体制和研究议题的跨界复制以及国际科研成果平台的多语种参与度，全球知识生产呈现出了某种跨语际与跨文化实践的方式，其中，关键性表述、理论范畴和术语的跨界使用现象已十分普遍。而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即“任何现存的意义关联都来自于历史的巧合，这些巧合的意义则取决于跨语际实践的政治。”今天，学界对共同问题多采纳或借用类似的表述，例如：对于启蒙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特点都以“现代”(modern)加以命名，其中以“现代化”(modernization)进程表述历史时段的发展状况和附加现象，而以“现代性”(modernity)表述其过程中所涉及的社会结构与思想史问题。其实，历史时期中的“主义”总是与文化和知识形态相关。从所谓“现代”至“后现代”的命名，是针对社会结构与审视方式更迭的结果。而20世纪的文学理论的发展就与所谓“现代主义”(modernism)以及“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思潮直接有关。“因为对许多二战以后的批评家来说，现代主义的关键是艺术自治。摆脱商业文化每天重视的那些肮脏的东西。……后现代主义的支持者们试图将艺术拉回到日常生活大漩涡的决心。文学批评，还有它的新搭档文学理论，都开始聚焦于艺术作品与其社会语境之间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因此，所谓“高雅”与“低俗”、“主流”与“边缘”等人为界限均被视为是阻碍了认知的无限可能性。“无论在哪一特定阶段，现代主义都不仅要挣脱传统艺术的锁链，而且要摆脱人类传统文化、摆脱与历史进程相关的任何桎梏。”正是这一颠覆性的观念，导致了现代主义本身的萎缩与当代理论的发展趋向。 如前所述，文学理论在20世纪以新的探索方式在几个交叉的层面上合并于整体的认知系统。在文学书写层面，书写样式和内涵指向已呈现多元形态，这不仅依然涉及文学性要素下的美学特质，而且通过对不同地域、群体、性别和文化等蔓延方式，折射出价值实现的社会及历史性条件并以此揭示出共同的问题，这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概念本身。英国学者彼得·威德森在《现代西方文学观念史》中指出，“在20世纪后期，‘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一个术语，已经大成问题了。一方面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污染把它视为高档文化之典范(canon)；要么相反，通过激进批评理论的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和解构，使之成为不适用的，至少是没有拐弯抹角的辩护。”可以看到，当代文学理论中的多元书写与多样的文学表征基本同步，因为20世纪后期陆续出现的“后殖民、族群、性别和文化研究当然不是与理论绝对无缘。也不是在理论衰亡之后才冒头的。倒不如说，它们紧跟‘纯’理论或曰‘高’理论之后，甚至可说是踩在它们的尸骨上大量涌现出来。事实上也可称为取而代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值得欢迎的演进。”概言之，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除了历史语境和文学书写的促进性缘由之外，更与上述的质疑性观念密切相关。“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哲学都不同，因为它带有的怀疑态度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在文学理论中，对我们进行思考的基础似乎有着各种各样的普遍怀疑，这种怀疑正是现代文学理论史的特征。……文学理论中最有力、最深刻的一些思考在其意图和观点上都是建设性的……理论的怀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这一质疑的分析样式与早期的，以文本为中心的分析样式拉开距离的同时，也以其激进话语招致了诟病，因为文学文本所呈现的世界并不能与其外部世界简单等同。 由于文学理论的生产是历史性的，因而也必须建立在对既往理论和批评模式的重新审视之上，而且其针对性并不主要聚焦于文学文本。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对所有文学书写都有效的解释系统，因此，凡是试图用某一理论和批评方式统摄文学书写的企图也都是徒劳无益的。所以，理论必须拥有多种理论意义。“文学理论未必只有一种‘理论意义’，我完全有理由说，它很可能在本质上是论战性的，批判性的，生有反骨的。”正是对文本的不断深入的多重解读和多视角解释，才使得文学理论成为一种“不断发展的知识系统”和“判断体系”。 三、文学研究与理论资源 中国的文学研究，包括外国文学研究，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下获得了长足发展，从某种单一的观点逐渐回归到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属性之中，即“文学乃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以感情来打动人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由于文学文化是一个自身发展与外来文化不断交融的结果，所以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在那个时期被特别地提及。如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分卷中专门就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交流进行了历史性的梳理，并专门说明：“中国的现代文学家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努力加以借鉴，使新文学进入十分兴旺发达的时代。”中国学界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把整个西方学界的理论资源大体上进行了移植。这些理论资源无疑对中国学界的研究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直至今日，翻译性资源依然是国内研究的重要资源，一些学术论著的翻译对国内学界甚至可以立即产生影响。例如，自英国学者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中译本在2009年出版之后，国内学界就开始出现了某种“理论过时”的观点。这种反差甚大的现象恰好是一种学术现代性的典型症候。文学研究需不需要理论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及其实践方式，也恰好说明理论问题的重要性。就学界的研究来看，其中确有一些成果对理论本身缺乏透彻的理解，如将一些理论范畴进行表层预设，生硬地套用在一些文本和作家之上，进行所谓的戴帽式或自我认定式研究。另有一些则一味地脱离文本，对一些术语进行概念表层的演绎。有的甚至跟风借用某一西学理论范畴，将所有的文学书写纳入自己设置的“理论”范围之中，并不断地自我复制或自我经营等，不一而足。其实，这些现象不仅仅是学风和学养问题，也恰好说明文学研究中人文学术的逻辑以及思想性陈述的不可或缺。 文学创作并没有书写的规定，因此一般而言，文学书写并不需要完全依靠文学理论才能进行。但文学研究若没有理论话语和学理性支撑，那么，这种研究是否只是一种鉴赏式的分析呢？正如伊格尔顿在这本论著中开篇所指出的，“如果这本书的书名表明‘理论’已经终结，我们可以坦然地回到前理论的天真时代，本书的读者将感到失望。”其实，伊格尔顿是想说明，理论在20世纪的那种“黄金时代”已经不在，理论在不同的时代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式。他进一步说明，“如果理论意味着对我们的指导性假设进行一番顺理成章的思索，那么它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不过我们正生活在所谓高雅理论的影响下，生活在一个因阿尔都塞、巴特和德里达这些思想家的洞察力而变得更为丰富、进而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他们的年代。”其实，西方学界以所谓“之后”(After)为题进行的论述，伊格尔顿的这本论著并不是第一本。早在199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以此为题的论著，其中一些比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早十多年出版，而且以此为题的论述持续到2010年前后，例如以下受到学界重视的论著：《理论之后：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Thomas Docherty. After Theory: Postmodernism/Postmarxism. Routledge, 1990.）、《后结构主义之后：跨学科性与文学理论》（Nancy Easterlin, et al. eds. After Poststructuralism: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Literary Theory. Northwestern UP,1993.）、《阅读理论之后》(Valentine Cunningham. Reading After Theory. Blackwell, 2002.)、《“理论”之后的理论》(Derek Attridge, et al. eds. Theory After ‘Theory’. Routledge, 2010.)、《理论之后的理论：1950至21世纪早期文学理论的知性史》(Nicholas Birns. Theory After Theor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iterary Theory from 1950 to the Early 21st Century. Broadview Press, 2010. )以及《理论之后：1980年代之后的文学批评》（Jeffrey William, et al. After Theory: Criticism Since the 1980s. Routledge, 2010.）等。这些论著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后理论”时期文学文化的特质以及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式。因此，所谓“之后”，并非是要完全摒弃理论，回到“文本”（“文本”恰好是最重要的理论概念之一），而是说明，理论在学术生产中已经成为研究的常态，理论的出场也不再是学界集中关注的新闻性事件。 托马斯·道切蒂（Thomas Docherty）1990年出版了《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伊格尔顿用同一书名《理论之后》于2003年出版，这表明理论依然处于“之后”的阶段……那个时期也有一些“恢复性”（restorative）的，拥有具体定位的论著出版，如大卫·卡斯坦（David Scott Kastan）的《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After Theory）（劳特里奇，1999年）。“理论之后”是指这一阶段并非是理论之后的阶段，而是指在这一阶段，理论已不再是新闻，理论不再具有新闻价值，人们或许依然可以宣称某种理论，但是理论的诸多关键性思想已经获得了普遍的接受，其影响及感召力已经“日常化了”（借助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说法）。 由于国内学界经过长期的理论引介，进入21世纪后已经陆续出现了对上述研究现象的一些反思和批评，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恰逢此时被翻译介绍进来，对于反思理论起到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意识到文学研究进入“后理论”时期的特点。其实，学术界每一种声音出场，都会激荡出不同的声音。当年“解构主义”大行其道之时，普利斯顿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反对解构》（Against Deconstruction）和后来陆续出版并不断再版的《超越解构》（Beyond Deconstruction），以及引起学界高度关注的专论《德里达之后》(After Derrida)等重要论著。只是国内学界有一些研究主要依据有限的翻译材料进行，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对一个理论问题进行持续、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实际上，理论的生产与接受过程本身就是观念之间的博弈。“理论的有趣与真意主要不在于其神乎其神或精致严密，也不在于实践或教学方面，而在于它对文学研究中固有观念的充满活力的抨击，以及固有观念对它的顽强抵抗。”文学研究及其理论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呈现不同的时代性特征，会依据社会文化条件与文本特质生产出与之相适应的分析样式。正如伊格尔顿在其《理论之后》所做的结论：“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也就是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它需要冒冒风险，从使人感到窒息的正统观念中脱身，探索新的话题，特别是那些它一直不愿触碰的话题，本书就是在这方面探索的开端”。 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学理论依然在持续发展之中，其关注点也发生了多种变化。其一，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聚焦于自然人与智能机器人之间的诸多可能性，同时，以光量子科学所展示的崭新世界所形成的“人机关系”将促使人类生活、社会文化，包括文学文本的形态、传播与审美方式等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对此保持着敏锐，除了需要继续讨论“文本性”(Textuality)与“意义呈现”(Signification)以及美学的基本问题与扩展问题之外，一些新的命题也将成为文学理论的关注点，如后人类（Posthuman）或“非人”(The inhuman)、“真实”（the Real）等。其次，在地缘政治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种族及多重文化身份等相关问题在21世纪依然是棘手的问题。这在文学中已经得到了多样的呈现。所以，文学与文化理论对全球共同问题与全球危机更为敏锐，世界文学、区域文学以及比较文学将在许多方面汇流，形成更深层次的跨文化解释与跨学科研究。其中一些理论问题，包括主权政治、生命政治、环境政治以及文化政治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中蕴含着极大的生产性。就文学理论层面，马丁·米德克（Martin Meddeke）等人指出，相关的“理论研究有四个基本的层次：元理论(metatheory)，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文本理论(textual theory)。”这四个层面在持续地发展中。所以，时至今日，理论是不可或缺的。他进而强调：“为什么理论是重要的？为什么理论对于文学或文化学者是有用且难以回避的？我们为什么要求学者对理论话语需要拥有自我意识、想象和创造力？我们为什么要他们积极参与其中呢？”作者针对这些问题指出了理论的相关功能： 第一， 对于人们进行研究的主题，理论提供了一种标准，具有启发性，并可以进行合理的划分。……其二，理论提供了假设，这些假设与主要的认知相关，或对其加以解释或建立起明晰的认知有关。其三，对于文本和文化分析而言，理论提供了概念性、术语性以及表征性的框架。第四，理论提供了有兴趣的问题：它将过去与现实、论争、关注点、情况、态度以及事件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理论……起到承载感知以及想象意义的作用。特定的文化、社会或社区或许需要或生产特定的理论，而理论本身却可以阐明这种文化，它赋予文本或对象一种特定的意义。 这些功能在新的历史时期会持续显现并起到作用，这是因为，理论不仅仅在于意义生产，也同时关注意义受到妨碍的方式。其实，文学书写与文学理论的变化是一种常态。学界有必要厘清其中的基本问题，把握人文学术中文学研究这一重要的分支领域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和学理性，在新的历史时期结合多种资源与研究视角，为提供思想性洞察而深入探索。 图/宋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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