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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虽然其萌芽要追溯到二十世纪早期的闻一多、郑振铎等学者的研究，但是这四十年才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由方法到学科、由奠基到壮大的时期。在这四十年里，中国文学人类学一直与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同步推进，以自身的发展为文学研究贡献着新的增长点。 文学人类学一直与比较文学有着分割不开的关系。从早期著作来看，第一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专著是1886年英国人波斯奈特发表的《比较文学》，而文学人类学的起源可以以泰勒1871年首版的《原始文化》为标志，两部著作诞生的年代相近，共享着同样的全球化背景。从我国新时期四十年这个阶段考察，中国文学人类学可以说是从比较文学的研究中不断发展出来的，1996年成立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的计划也是在当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提出的。 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跨学科性”与生俱来。简单来说，文学人类学就是要用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来研究文学，虽然现在这一学科并没有完全确切的定义，但这一通行的理解也为大部分学者所接受。这也就表明，在跨学科方面，它和比较文学是相通的，可以构成比较文学的一个研究方向。“自1990年代后，文学人类学则成为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分支。”[1]在2002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论》中，“文学人类学”在“跨学科研究”之后，被列为“平行研究”部分中的一节，也正说明了当时文学人类学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位置。 随着中国文学人类学的不断发展，比较文学领域对文学人类学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原因在于文学人类学的“总体文学性”越来越明显。文学人类学“通过研读各种具体的地域和民族性作品，再经由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阶段，去理解弗莱所说的‘文学总体’（the literature as a whole）”[2]。这种研究有利于突破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学观，使不同文明、文学展开平等的对话，文学人类学的这种追求“文学总体”的主张，与比较文学跨文明的总体文学研究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在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文学人类学”不再作为“平行研究”中的一节，而是被调整到了“总体文学研究”部分之下。 从更早的比较文学理论著作来看，1997年陈惇等主编的《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在第三编“当代文化理论与比较文学”中设专章讨论“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3]。1998年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提到“在文化阐释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名目下对中国传统文学所作的比较文学研究课题和著作，若是从比较文学角度去看，也可以说是在当代理论支持下所做的主题学和文类学的综合研究”[4]，仍是在“理论冲击下的研究类型更新与发展”[5]的范围内讨论文学人类学。这两部著作关注的是新的理论，即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对比较文学研究的促进，并没有将文学人类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方向。由此可见，从1997年、1998年，到2002年，再到2006年，文学人类学在比较文学理论著作中的位置是不断调整、不断更新的，这也就说明，文学人类学自身的发展，本身也是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增长点，在不断推进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
既然文学人类学致力于打通文学与人类学，那么其本身也有着超越比较文学学科范畴的影响，即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也为整个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增长点。 中国文学人类学新时期四十年的发展有助于文学史观的进步，这是通过中国文学人类学对两个问题的反思体现的。首先是少数民族文学“失语”的问题。目前，少数民族文学还没有被真正纳入主流的文学史研究范畴，但不少学者早已开始呼吁将少数民族部分补充进文学史，其中不少就是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作为中国正史的“二十五史”中就有少数民族政权的断代史，比如《魏书》《北齐书》《北周书》《辽史》《金史》，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都被纳入了中国的正史，但是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上，在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中，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往往被忽视，甚至是只字不提，这就导致了众多民族的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失语”，“中国文学史”只是“中国汉文学史”。 其次是口传等原生态文学“失语”的问题。历史上长期存在着的夷夏之辨和雅俗之分，使文学研究者先入为主地局限在“精英文学”的范畴内，而“精英文学”是建立在书写基础之上的。传统的文学研究将研究对象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这些也都是仅限于文字文本，很明显地忽视了广泛存在着的口传文本。 少数民族文学的“失语”和口传文本的“失语”都造成文学研究的单一和狭隘，笔者在《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文中深入分析了这一现象。[6]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7]，而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就可以有效打破这种僵化局面。文学人类学自诞生之初，从其早期的《原始文化》《金枝》等著作来看，就对少数族裔和原始神话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中国文学人类学也保持着这个方向的研究，比如对民间神话、歌谣等口传文本和仪式习俗等方面的研究，广泛收集、记录、整理了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学，运用口头理论对口传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如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就是我国学者运用口头理论的成果。实际上这样的理论也推动了传统的文字文本的研究，如将《诗经》视为口传传统的歌谣集来研究。 文学人类学以其对主流之外、文字之外的文学样式的关注，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而且这种努力不只是在中国文学内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对国内多元文化的关注，也就是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关注，不只是有利于破除汉民族文化霸权、精英文化霸权，也是对西方中心的文化霸权的消解与反抗。 如果把新时代的四十年作为中国文学人类学正式发展的四十年，那么这一学科正处于壮年期，从2004年四川大学率先设立文学人类学博士专业，2010年叶舒宪编写第一部文学人类学专业教材至今，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已经颇具学科规模，今后它也必将会为文学研究提供更多新的增长点。
[1]曹顺庆等：《比较文学论》，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6页。 [2]曹顺庆等：《比较文学论》，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3页。 [3]陈惇等主编：《比较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4]乐黛云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5]乐黛云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6页。 [6]曹顺庆：《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5-10页。 [7]如徐新建：《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历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 （原文发表于徐新建主编：《文学人类学研究》，2018年总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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