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冰 作为一个作家，写作即是存在。周作人亦是如此。文章、署名对于他们的意味，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那是对他个人价值的肯定与尊重。然而，在他的晚年，境遇的变化使得他不得不刻意去寻求这方面的认同。 周作人的晚年对于自己作品的发表颇为在意。 首先是对于“名正言顺”的要求。据楼适夷回忆，周作人曾经要求使用本名周作人出版书，中宣部要他写一篇公开的检讨，承认参加敌伪政权的错误。他写了一个书面检查，但不承认错误，认为自己参加敌伪，是为了保护民族文化。领导上以为这样的自白是无法向群众交待的，没有公开发表，并规定以后出书，只能用周启明的名字。（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很难理解一生笔名众多的周作人何以在此时提出用本名出书。 另外，周作人对于大小报纸的约稿也大多欣然接受。1949年以后在上海的《亦报》、《大报》等报纸发表了大量短文。1962年3月《光明日报》经领导同意决定向周作人约稿，后决定从他的《药堂谈往》中选刊《北大感旧录》部分，周作人在给当时向他约稿的编辑黎丁的复信中“字里行间很感谢对他稿子的‘关注’，但是对‘用得出’还是存疑的。”但当时《药堂谈往》的稿件已寄给曹聚仁，将先在香港《新晚报》刊载，周作人处只有目录而无原稿，原稿尚需去信曹聚仁索回。但不知什么原因最终曹聚仁一直没有将《北大感旧录》的稿件寄回，周作人便拿出其他稿件交给编辑。（黎丁《编辑手记——有关周作人部分》）然而，他的境遇却颇为尴尬。在黎丁先生不长的《编辑手记》中，可见一斑，不论他的译著还是散文，屡次被退回，当然其中为自己辩解的《元旦遇刺》确是不合时宜，然而另一篇我们不知名字和内容的文章，也被称为“一般”。对于婉退稿件一事，“周甚为不快”。此后再寄《鲁迅佚文及注释》，“径寄《东风》编辑部，也未附函”。此稿不出半月即刊出。自此，周作人似乎便不再将稿件投递该报。后来周作人的大部分文章都交由香港的几家媒体出版，在港发表的文章，署名是他惯常用的槐寿、启明、岂明、知堂等。 最初阿英力劝《光明日报》向周作人约稿时的理由也是让他写点启蒙时期文艺界情况，提供资料以便研究。《光明日报》最终选刊《北大感旧录》大概也是因为其中几个风云人物吧？周作人此时的价值也就在于此，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未免可悲。 想他晚年在小报发文，常用“长年”的笔名。“长年”在绍兴话中是指地主富农家的长期雇工，大概他有感于自己只是回忆鲁迅、回忆其他故旧的长工吧？似乎也是对自己丧失掉他一生提倡的作家的独立性的自嘲。 知音难觅，“名”不得正，文章非关鲁迅也不易发表，曾经“以文名世”的老人未免寂寞。但有知遇之人，感激之情便溢于言表。 在柳存仁的《知堂纪念》中记述了周作人晚年几部译述在香港谋求出版的经过。香港大公书局接受了周作人《俄罗斯民间故事》和《乌克兰民间故事》，于1953年1月和4月间在香港印行。周作人1952年8月8日信云：“徐君买马骨，高谊难得，涸鱼亦遂有稣生之感。”徐君即大公书局经营者，电汇周作人3000元港币作为稿费，这在当时算是较大的数目。然而周作人虽然感谢，心下不安，于1953年7月24日去信，言“去年承徐君好意，接受两种《民间故事》，厚谊至今无以为酬，耿耿于怀”，于是提出一个建议可以选印选集或者《苦茶庵笑话选》，“愿供给材料，一切不受报酬”。书局因经费问题未能承其好意。又过了两年，1956年11月18日信中，又提到这两册《民间故事》，云“此书国内未能销行，于书局亦是损失，对于徐君好意，亦觉有负。近有天津人民出版社提议重印”，打算重印成时退还书局港币两千元。 金钱之外，更有文章。周作人晚年卖文为生境况艰难，自己的文章不得发表，便不得不靠鲁迅之名。不过他只是撰写回忆鲁迅的文章，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在书写他的青年时代，或多或少仍然是他自己的文章。鲁迅的手稿，他大多捐献给各地的鲁迅博物馆，确实如他自己在1961年12月8日日记所言“不曾藏而待价也”。1961年鲁迅博物馆曾在一个收废纸人的手里，以十元钱购到鲁迅录《夏侯曾先地志》二页，据此人说，此稿是周作人送给他的，因他曾将在废纸中找到的周作人“五四”时写的二页稿子送给周作人，周作人就将鲁迅的手迹回赠。（叶淑穗《周作人二三事》）通过这种特别的方式，周作人给了自己的文章一个合适的位置。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5-02-25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