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凯南的“X”文章

时间：1947年7月地点：美国主题：《外交事务》季刊发表题为《苏联行为探源》的文章作者：“X”（即乔治·凯南）内容：如下一如我们所知，苏联政权的政治特性乃是意识形态和环境的产物。意识形态是指现任苏联领导人从他们最初参加的政治运动中继承下来的意识形态，环境是指他们迄今在俄国执政近三十年所处的环境。试图探究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各自在决定苏联采取官方行动时所起的作用，这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心理分析任务。不过，要了解那种行为并进行有效的还击，就不得不做这种尝试。要总括苏联领导人用以掌权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是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俄国共产党的运用中，始终是处于微妙演变的过程之中。其本身所依据的材料是广泛而复杂的。但是，也许可以把1916年共产党人思想的突出之点概述如次：（1）人类生活中的主要因素，即决定公共生活和“社会面貌”性质的是顺产和交换物质产品的制度；（2）资本主义是个极坏的制度，它不可避免要导致资本占有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而且不能充分开发社会的经济资源，也不能公平分配人类生产的物质产品；（3）资本主义含有毁灭自己的种子，并且鉴于资本占有阶级不具备使自身适应经济变化的能力，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权向工人阶级的革命转移；以及（4）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将直接导致战争与革命。其余的要旨可以用列宁自己的话加以概括：“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必须指出，不存在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就会灭亡的设想。必须由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给予最后一击，以推翻这个摇摇欲坠的结构。不过，这一击是迟早会发出的，因为据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革命爆发之前五十年的时间里，这种思想模式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成员层产生过极大的魅力。那时他们受到沙皇政治制度的严格限制，遭受了失败，心中愤愤不平，无法找到自我表达的方法——或者是太急于找到它——而他们选择流血革命作为改善社会的途径又得不到群众广泛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革命者便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为自己本能的要求找到了非常方便的理论解释。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他们绝对否定沙皇制度的一切价值，为他们渴望掌握政权、报仇雪恨以及为达到目的而爱抄近路的倾向提供了假的科学依据。因此，他们终于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真实可靠，这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个学说同他们自己的内心冲动和激情是意气相投的。没有必要对他们所抱的诚意横加指责，因为这是一种和人性本身一样古老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没有人比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描写更贴切了，他写道：“从狂热到欺骗，这是很危险也很容易滑到的一步；精明过人的苏格拉底就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说明聪明人可能怎样地欺骗自己；善良人可能怎样地欺骗别人；良心可能怎样地蛰伏于自我错觉和有意欺骗之间的一种错综复杂的中间状态之中。”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正是带着这一套观念开始掌握政权。必须着重指出，在为革命做准备的整个年代里，确如马克思本人那样，这些人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必须推翻敌对政权而不大集中于社会主义，在未来将采取何种形式上，因为他们认为推翻敌对政权应优先于推行社会主义。因此，一旦掌握了政权，他们对行将付诸实施的建设性计划的想法大多是模糊不清、流于空想和不切实际的。除了推行工业国有化和剥夺大宗私人占有的资本外，并无一致的计划。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农民并不属于无产阶级，因此如何对待农民在共产党人的思想模式里始终是模糊的，而且在共产党人掌权的头十年里依然是个争论不休和摇摆不定的问题。紧接着革命后那个时期所处的环境——俄国发生内战以及外国的干涉，加上共产党人只代表了俄国人民的极少数这个明显的事实——使得建立独裁政权成为不得不采取的措举。试行“战时共产主义”和突然企图消灭私人生产与贸易造成了不幸的经济后果，并进一步加剧了对革命新政权的反抗。以新经济政策为标志暂时放松公有化的工作固然多少减轻了经济上的困苦处境，从而达到了它的目的，但“社会上的资本主义成分”仍然准备立即从政府的压力有所放松的情况下谋取私利，而且，倘若允许其继续存在，就往往成为强有力的反苏维埃政权的因素和在这个国家争夺权势的劲敌。至于个体农民，多少普遍存在着相同的情况，他按自己不起眼的方式行事，也是私有生产者。要是列宁当时还在世，他也许有可能调解这些相互倾轧的势力使之服从苏联社会的最终利益，成为一个极其伟大的人物，尽管能否做到这一点是有疑问的。但是，即使可以做到这一点，斯大林以及在争夺列宁领导职务继承权的斗争中他所领导的那班人，也不能容忍敌对政治势力在他们所贪求的权势范围内存在下去。因为，他们的不安全感太大了。由于不曾受过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调和折中传统的陶冶，他们特有的疯狂信念太强烈了，猜疑心也特别重，很难面对与他人长期分享权力的局面。由于他们出身于俄罗斯-亚细亚世界，他们对相互敌对的势力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他们轻信自己的教条“正确”，坚持要降服或摧毁所有的竞争势力。共产党以外的俄国社会不存在任何严密的组织。没有任何形式的集体活动或协会不受党的支配。不允许苏联社会中的其他势力获得活力和完整性。只有共产党才具有整体结构。所有其他的组织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党内也推行同样的原则。一般党员可以参加选举、评议、表决和行动等全部活动，但在这些活动中，他们的行为举止并非出自各自的意愿，而是要迎合党领导不容拂逆的意向，也囿于俄罗斯-亚细亚世界的心理状态。让我们再一次强调指出：这些人主观上也许并不是为专制主义而追求专制主义。他们无疑是相信——看来也是轻信——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东西对社会有好处，一旦他们所掌握的权力确保无虞，不受到挑战，他们就会做成那桩好事。但是，在谋求保住自己的统治时，在使用什么方式方法的问题上，他们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不论是上帝还是人的限制。因此，在获得安全的时刻到来以前，他们在行动的轻重缓急上把委托给他们让人民过上舒适而幸福生活的任务置于很不重要的地位。当前，有关苏联政权的明显事实是，这一强化政治的过程始终没有完结；克里姆林宫的那班人仍主要从事保住他们于1917年11月夺取的权力并使之极权化的斗争。他们主要是在苏联社会内部反对国内的各种势力，以极力保住这种权力。但他们也致力于反对外部世界来保住它。因为，如我们所知，意识形态教育了他们：外部世界是敌视他们的，最终推翻他们国境以外的政治势力乃是他们的职责。苏俄历史和传统这双强有力的手使他们保持着这种思想感情。最后，他们对外部世界富于侵略性的不妥协态度开始得到了反应。借用吉本的另一句话，他们很快就被迫“惩办抗拒行为”了，而这种抗拒却是他们自己激起的。用全世界都是他的敌人这个论点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这是每一个人无可非议的特权；因为，要是他经常反复重申这一论点，并以之作为行为的依据，那他就势必终归是正确的了。苏联领导人的精神世界及其思想意识的特征在于，凡是反对他们的言论和行动都不可能被官方认为具有任何价值或正当理由。从理论上说，这种反对言论和行动只能出自垂死资本主义不可救药的敌对势力。只要官方认为资本主义的残余还存在于俄国，就可能把它们作为国内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把对社会保持专政形式的一部分责任归咎于他们。但是，当这些参与分子逐渐被肃清，这个理由就变得不那么充分了，而一旦正式指明他们也已最终被消灭，它就根本站不住脚了。这个事实便形成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最基本的压力之一。因为，既然资本主义在俄国已不复存在，既然不能吃肉在其统治下解放了的人民大众会有自发掀起的严重或大规模的反克里姆林宫事件，那么，通过强调国外资本主义的危险性为保持专制制度作辩护便很有必要了。这种情况早就开始了。1924年斯大林曾专门为保持“镇压机构”——指军队和秘密警察以及其他的组织——进行辩护，其根据是“只要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存在，就有进行干涉的危险以及由这种危险带来的一切后果。”此后，按照这一理论，国内的一切反对势力便始终被描绘成是跟苏联政权作对的外国反动势力的代理人。据此，便极力强调共产党人独出心裁提出的一个论点，即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基本对立的论点。许多事情表明，这种强调并非以现实为依据。这方面的真实情况已变得模糊不清，这是由于国外存在着真真的愤慨情绪，这种情绪是由苏联的哲学和策略激起的，有时也是由于巨大的军事力量中心的存在，特别是德国的纳粹政权和三十年代末的日本政府，二者确实制定了反苏侵略计划。但是，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莫斯科着重强调苏联社会面临来自国外世界的危险，并非以外国确有敌视苏联这一实情为依据，而是出于为在国内保持独裁统治做辩解的需要。保持苏联政权的这种模式，即在国内追求无限的权力，同时制造外国持无情的敌对态度的半神话，对于形成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苏联政权的现行政府机构起了很大的作用。凡无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国内政府机构都缩减了，而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机构却变得非常臃肿。确保苏联政权的安全要靠党的铁的纪律，靠秘密警察的严密组织和无所不在，还要靠国家推行不妥协的经济垄断制度。可是苏联领导人原先为对付敌对势力谋求安全而建立的“镇压机构”，后来却一反他们的本意，多半变成了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主人。如今，苏联的权力结构大部分仍在致力于完善这个专制制度，仍在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俄国好像处于受围攻的姿态，敌人已兵临城下。而组成这部分权力结构的数百万人，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俄国的这一立场观点，因为不这样做这班人就成为多余的了。当前的情况既然如此，苏联统治者就别想跟这些镇压机构分手了。以当代空前残酷的手段（至少在规模上）追求专制权力，而且这种追求迄今已进行了近三十年之久，在国内也产生了如同国外那样的反应。这个警察机器的暴行已经把反对苏联政权的潜在意识激发起来，这种反抗较之这些暴行开始发生以前要严重得多，威胁的多。但是，苏联的统治者绝不可能停止制造为维持独裁政权辩护的谎言。因为，这种谎言由于犯下了大量暴行，在苏联的哲学中业已被奉为圣典：它已牢牢地固定在苏联人的思想结构里，其牢固的程度远远超过一般意识形态的束缚。二有关历史背景就谈到这里。那么，它对我们所了解的苏联政权的性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最初的意识形态丝毫也不曾被正式加以扬弃。始终坚信资本主义腐败透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肩负着促其灭亡并将政权夺取到自己手中的任务。但是却把强调的重点主要放在与苏联政权本身密切相关的那些观点上：苏联作为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在一个黑暗而又误入歧途的世界中所处的地位，在这个世界中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些观点中，首要的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固有的对抗观点。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观点也已多么牢固地嵌进了苏联政权的基础。它对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俄国的行为具有深刻的影响。这就是说，莫斯科一方绝不不可能抱有任何关于苏联和据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之间有共同目标的真诚想法。莫斯科必然始终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旨在同苏维埃政权作对，因而同它所控制的各族人民的利益也是相违背的。要是苏联政府有时签署一些内容相反的文件，那只能看作是在对付敌人时允许采用的一种策略（因为敌人是不讲信用的），因而应当带着“小心上当”的心情加以对待。从根本上说，敌对状态会保持下去，这是不言自明之理。由此，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行为便呈现出许多使我们不安的现象：守口如瓶，不够坦率，口是心非，战争猜疑，心怀叵测。这些现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继续下去，只是在程度和侧重点上可能发生某些变化。当外国人有求于我们时，政策上这些特点中的一项或另一项便可能暂时退居幕后；而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总会有一些美国人跳出来欣喜若狂地宣称“俄国人变了”，某些人甚至因促成了这样一些“变化”而名噪一时。但是，我们却不应受策略上机变的迷惑。苏联政策的这些特点，像产生这些特点的先决条件那样，对苏联政权的本性来说是最根本的东西；在苏联政权的本性发生变化之前，这些特点始终会伴随着我们，而不论是呈现在幕前还是退居幕后。这就是说，我们在今后一个长时期里还会感到很难跟俄国人打交道。但这也并不是说，他们竟然已开始制定一项决一死战的计划，在某一天把我们的社会颠覆掉。资本主义终将灭亡，这个理论具有令人庆幸的涵义，就是不必仓促从事。进步力量可以从容不迫地准备作出最后的一击。同时，至关重要的是，国内外一切优秀的共产党人都应当爱护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体现在苏联那块社会主义事业已获得胜利的政治沃土上——促使其兴旺发达，并困扰其敌人。在国外提倡推行过早的、“冒险”的革命计划可能置苏联于窘境，这是不可原谅的，甚至是一种反革命行径。按莫斯科下的定义，社会主义事业就是支持和提高苏联政权的威望。这就使我们提出当今苏联观察问题的第二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克里姆林宫一贯正确，自1929年斯大林宣称政治局的决定是全体一致通过的从而确立了其个人专权以来就一贯是正确的。共产党的铁的纪律就是以一贯正确这个原则为基础。实际上这两个概念相辅相成。严格的纪律需要承认一贯正确这个原则。一贯正确要求遵守纪律。二者结合在一起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苏联政权机构的行为特征。可是，除非把第三个因素也考虑进去，否则难以了解它们的效用。这指的是，党的领导为了策略上的目的，可以在任何时候任意作出任何它认为有助于达到该目的的特殊论断，并要求参加这个运动的全体成员忠诚而无条件地接受该论断。这就意味着真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是由苏联领导人安装各种意图和目的杜撰的。它随时可以发送变化。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不可改变的，客观现实呈现的万事万物莫不如此。真理只是在那些据说具有无限智慧的人新近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因为他们代表着历史的逻辑。由这些因素积累起来的效果便赋予苏联政权所属的全部机构以不可动摇的顽固性及其方针的坚定性。这个方针可以由克里姆林宫而不是其他权力机构任何加以改变。对某个现行政策问题一旦制定出一定的党的路线，整个苏联政府机关包括外交机构在内，便像上满了发条的玩具机动车一样，沿着规定的路线不停地开动，朝着既定的方向进发，只是在碰到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时才停下来。至于组成整个机器各部分的个人，对于外界传来的思想观点则一概不得过问。他们接受的全部训练教导他们不相信也不考虑外部世界的谆谆劝导。就像老式留声机前的那条白狗一样，它们只听“主人的使唤”。倘若他们要撤销上次命令他们讨论的问题，那必定是主人要撤销的。因此，外国代表要想使他的话给他们留下任何印象，那是毫无希望的。他能希望的最多是，他们会把意见转达给最高领导，只有后者才能改变党的路线。但是，即使那些领导人，看来也不会为资产阶级代表合乎逻辑的言词所动。既然不可能由共同追求的目标，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共同的思想方法可言了。因此，对克里姆林宫这班人来说，事实胜于雄辩；要是以无可争辩的有效事实为后盾，话又说得动听，那就会受到重视。但是，我们知道，克里姆林宫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必要急于达到它的目的。和教会一样，它是在推行一种具有长远效用的思想观念，它能够耐心对待。没有权利去冒这样的风险：用革命的现有成就去换取那将来虚有其表的玩意儿。正是列宁亲自教导人们在追求共产主义目标的过程中，要持极其谨慎和灵活的态度。再者，这些告诫又受到俄国历史教训的支持：在未设防的大平原上，游牧民族之间曾展开长达几世纪之久的隐蔽战争。在当时的情况下，谨慎、周密、灵活和欺骗被视为可贵的品质；其价值自然受到俄国人或东方人的赞赏。因此，克里姆林宫对在优势兵力前退却一举，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既然不受时间表的限制，在必要时作这样的退却就不会感到惶恐不安了。所以，苏联的政治行为宛如一条变动不定的溪流，朝着既定的目标，向任何允许它流动的地方流去。它主要关切的是，确保它在世界权力流域里注满可以让它流入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倘若在前进途中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它便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使自己适应形势。主要的是，朝着理想的目标经常施加压力，并不断加大压力。在苏联人心理上并无丝毫感情的痕迹，表明必须在任何既定的时候达到某一目标。这些考虑使得苏联的外交比起如拿破仑和希特勒那样个别侵略成性的领导人推行的外交来，要既容易又难以对付。一方面它对敌对势力更加敏感，一旦感到对方势力过于强大，就容易放弃外交战线上的个别目标，因而比较合乎情理，重视实力。另一方面，它又不易因敌方获得单个胜利而遭受挫折或丧失信心。赋予苏联外交以活力的坚韧持续性不能单靠零零星星的错举而只能靠苏联对手睿智的长期政策予以有效反击。因为，前者代表的不过是民主舆论一时的妄念，而后者在意向的坚定和运用的灵活机智上并不亚于苏联本身制订的那些政策。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苏政策的要旨在于，它必须是一种长期的、耐心而又坚定的、警惕地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的政策。然而，指出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即这种政策跟表面上装腔作势毫无共同之处，这指的是威胁恐吓、气势汹汹或态度“强硬”等多余的姿态。要知道，克里姆林宫对政治现实状况作出的反应固然基本上是灵活的，但绝非置声誉于不顾。几乎跟任何别的政府一样，笨拙而又咄咄逼人的姿态可能把它置于无法让步的地位，尽管凭它的现实主义感可以叫它做到这一点。俄国领导人是长于坚定人类心理的里手，因此他们深知，大发雷霆和自我失控绝非处理政治事务时强有力的表现。他们会很快利用这种软弱的迹象。据此，跟俄国打交道时，有关外国政府应当始终保持冷静和镇定自若的态度，在就俄国政策提出要求时应当采取留有商榷余地的方式，以免过分损害俄国的声誉。这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三鉴于上述种种，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对西方世界自由制度施加的压力，是可以根据苏联政策的变动和部署情况，针对其一系列不断变换的地理和政治目标，灵活机警地运用反击力量加以遏制的。但不能用魔法或空谈使之敛迹。俄国人期待着进行一场无限期的抗争，而且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必须记住，过去共产党在俄国过敏生活中只代表极少数，而今天苏联政权在国际社会中代表的力量比过去要强大得多。然而，要是说意识形态使俄国统治者相信真理在他们一边，因此他们不妨耐心等待，那么，我们这些不信奉那种意识形态的人可以不受拘束地客观验证他们的前提是否有效。苏联的论点不仅暗示西方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似乎还认为俄国人的团结、纪律和耐心可以无限期地保持下去。让我们把这种圣经启示录般的幻景落到实处，设想一下西方世界有力量和办法遏制苏联长达10-15年之久，这对俄国本身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苏联领导人把现代技术的成就用于暴政的艺术，业已在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解决了服从的问题。没有人能向他们所处的权威地位提出挑战，即使有人这样做了，也会遭到这个国家镇压机器的压制。克里姆林宫在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前提下，还证明自己有能力实现在俄国建立重工业基础的目的。当然，这个工业还不够完善，但毕竟在继续发展，并日益接近其他主要工业国的水平。然而，但所有这一切，即维持国内政治安全和建立重工业这两项工作，都是在人们的生活以及希望和精力方面付出了惊人的代价才得以完成的。它必须在和平条件下以现代史上空前的规模实行强迫劳动。它还造成了苏联经济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忽略和弊端，尤其是在农业、消费品生产、住房和运输等方面。对于这一切，还得加上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死亡和人力消耗。其结果是，今天苏联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感到匮乏。人民大众希望破灭了，疑虑重重，对苏联政权不像以前那样接近了，而该政权对其国外的追随者却仍然是有魅力的。战争期间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对教会有所放松，苏联人民抓住这个机会对教会表示极大的热忱。这有力地证明了人民的忠诚信仰在苏联体制中体现得太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体力和脑力也是极有限的。这些极限是绝对的，甚至在最严酷无情的专政机器下依然是如此，因为人们无法超越这一极限。强迫劳动营和其他管制机构采取种种临时性措施强迫人们从事长时间的劳动，这种劳动既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又非出于经济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即使人们经受住了劳动考验，他们也会未老先衰，必须被看作是出于专政需要而造成的人员伤亡。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的最佳才能从此都不再能为社会所用，也不再能为国家服务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年青的一代身上。年青一代的人尽管经历了风云变幻和苦难的岁月，他们毕竟人数众多而且精力旺盛，而且俄国人是有才干的民族。但是，由苏联专制政体所造成并为战争极大加强了的他们童年时期那种不正常的感情容易冲动的气质，对于成年以后的行为会产生什么影响，仍须拭目以待。除了最偏僻的农场和乡村外，正常的安全感和家庭环境的宁静气氛这一类东西在苏联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至于这是否会在趋于成熟的一代人身上留下烙印，观察家们还不能肯定。加之，我们还看到，苏联的经济发展固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一直处于质量上参差不齐和不平衡的危险状态。口口声声数说“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苏联共产党人想到自己国民经济的现状，应当感到无地自容。这里，经济生活的某些部门，比如说冶金和工业部门，已经发展到跟其他方面的经济极不相称的地步。这个国家力图在短期内变成世界工业大国之一，而它却仍然没有像样的公路网，并且只具备相对原始的铁路网。为提高劳动效率和教会落后的农民开机器，已经下过很大力气。保管维修工作仍然是整个苏联经济的明显缺门。建筑工程草草了事，质量低劣。偷工减料现象肯定比比皆是。要想在经济生活的广大领域里，把西方技术工人所特有的那种一般生产素养和工艺上的自尊灌输到劳动中去，迄今仍不大可能。人们大都在恐惧和强制的阴影笼罩下从事劳动，身心交瘁；怎样能使这样一批人早日纠正缺陷，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只要这些缺陷不克服掉，俄国经济上就将始终是个脆弱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软弱无能的国家，它可以输出它的热情并散发出它那粗犷的政治活力所特有的奇异魅力，却不能以实际力量和繁荣景象来支持那些出口商品。与此同时，一种巨大的不确定因素给苏联的政治生活蒙上了阴影。那就是把权力从某个人或一批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或另一批人手中的难以预测的局面。当然，这显然是指斯大林的个人地位所体现的问题。我们必须记住，斯大林继列宁之后登上共产主义运动的顶峰是苏联所经历的唯一的这种个人权力转移。巩固这次权力转移却花了12年时间。它牺牲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余震波及整个国际革命运动，对克里姆林宫本身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另一种最高权力的转移也往往可能发生，即转移以平静而又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不引起任何反响。但也有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涉及的问题可能诱发一场从“巧妙地施展诡计”到“诉诸野蛮暴力”等不同形式的“惊人的突变”。而苏俄历史就具有这种特征，它可以动摇苏联政权的基础。然而，这并不单是斯大林本人的问题。自1938年以来，苏联政权上层圈子的政治生活就一直处于一种危险的僵化状态。全党代表大会理论上系党的最高机构，原定至少每三年召开一次，但自上次会议以来已过了将近8个念头。在此期间，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由于战争期间党员的伤亡很大，现今过半数的党员都是上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入党的。与此同时，尽管国家经历了一系列惊人的变迁，一小批老人却继续留在最高领导层。战争的经验已使每一个庞大的西方政府机构发生了基本的政治变革，这其中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可以肯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苏联政治生活的某个角落里也同样存在。然而，对这些原因，俄国迄今并未予以承认。由此必须作出以下推论，即甚至在一个像共产党那么纪律严格的组织里，在新加入这个运动的党员群众和一班自我延期盘踞高位的少数人（这些新党员绝大多数跟他们从未见过面、谈过话，不可能建立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之间，在年龄、观点和兴趣方面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谁能肯定最高权力曾的最终年轻化（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能顺利平稳地进行，或者追求高层权位的竞争者不会终于深入下层去接触这些政治上不成熟而又缺乏经验的群众，以便为他们各自的要求找到支持者呢。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可能给共产党带来异乎寻常的后果：因为大多数党员只受过铁的纪律和服从的训练而不谙妥协和通融的艺术。一旦分裂侵入了党的肌体并使之陷入瘫痪状态，俄国社会的动乱和弱点就会以难以描述的形式暴露出来。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苏联政权只不过是掩藏着一大群乌合之众的空壳，这些人不得建立独立的组织结构。俄国甚至不存在地方政府一类的机构。目前这一代俄国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自发的集体行动。结果是，要是发生什么破坏党这一政治工具的团结和效力的事件，那么，苏联便可能在一夜之间由最强变成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社会之一。因此，未来的苏联政权并不像长于自欺的俄国人向克里姆林宫那班人描绘那么安全可靠。苏联领导人本身能保住政权，这一点已为他们所证明。至于他们能否和平而轻易地把政权转交给他人，则还有待于证实。何况，在此期间，他们的统治造成的苦难以及国际生活的巨大变动又使该政权所赖以建立的这个伟大民族的精力和希望遭到了严重的损伤。令人奇怪的是，今天苏联威望的思维影响以及在俄国境外的地区为最强烈，而那里却是警察势力鞭长莫及的地方。这一现象使人们想到托马斯·曼在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布登波洛克一家》中沿用的比喻。鉴于在人类制度的内部实际上已达到腐朽透顶的程度时，它在表面上海发出极大的光泽，他把处于极盛时期的布登波洛克家族比作一颗星星，它实际上早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光芒却把这世界照得通亮。谁又能担保，克里姆林宫仍在投向西方世界各国心怀不满的人身上的一线强光，不就是实际上陨落中星座的余辉呢？这一点无从得到证实，也无法加以否定。可是，苏联政权也正如它从脱胎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样，身上带有衰亡的种子，而且这些种子发出的芽已长大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依作者之见可能性还很大。四显然，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可能与苏联结成政治友好关系。在政治舞台上，必须继续视苏联为对手而不是伙伴。必须继续料想到，苏联的政策不会反映出不实际的热爱和平与稳定的愿望，也不会对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建立持久而令人满意的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表示出真正的诚意，而倒是会施加一种既小心谨慎又持久不懈的压力，以期分裂和削弱一切敌对势力和敌对国家。抵消这种局势的一些事实：苏联与整个西方世界相比，毕竟是力量要弱得多的一方；苏联的政策是很灵活的；以及苏联社会可能充斥着终将削弱其整个潜力的缺陷。这种情况本身就保证每个可以带着相当的信心着手推行一项坚决遏制的政策，目的在于：在凡是有迹象表明苏联人侵犯世界和平与稳定利益的地方，便以坚定不移的反击来对付他们。但是，美国侧能够做的事情实际上决不限于坚守阵地，坐以待变。美国完全可以自己猜去行动去影响苏联国内的发展以及主要由苏联政策决定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发展。这不仅仅是本政府在苏联和其他地方采取适当措施进行搜集情报活动的问题，尽管这件事也很重要；而且是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在世界各国人民当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的问题，即美国了解自己需要什么，它正在成功地处理国内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能够肩负起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在时代的主要思潮中，它具有能够坚持自己立场观点的精神活力。只要能造成这样的印象并且保持下去，苏联共产主义的目标就必然显得难以实现，莫斯科支持者的希望和热情必然减退，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上的负担也必然要加重。因为，资本主义的衰亡乃是共产主义哲学的基石。自从敌对行动停止以来，红场上的乌鸦一直以欣喜和自信的口吻预言，美国不能成功地度过早期到来的经济衰退。就连这种话也将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引起深刻而重大的反响。由此看来，这个国家中发生的遇事优柔寡断、不和以及内部分裂等现象，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会产生振奋人心的效果。这些倾向的每一表现都会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引起一阵激动人心的希望和无比的兴奋之情；人们还可以察觉到莫斯科再次流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情；一批批新的外国支持者在赶他们认为有利的国际政治浪头；俄国的压力在国际事务阵线上页一股劲儿地加大起来。认为美国单枪匹马就能决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并导致苏维埃政权在俄国早日垮台，这种说法就未免过甚其辞了。但是，美国有力量极大地加大压力，限制苏联政策的推行，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比近年来它所遵循的做法要克制和谨慎得多的态度，以此来促进那种最终必将导致苏联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软化的趋势发展。因为没有任何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神秘运动——尤其是克里姆林宫的那种运动——可以无限期地面对失败而不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最终调整自己以适应形势。因此，主要是决定于这个国家本身。苏美关系问题实质上是对作为国际家庭一员的美国的全部价值的考验。要免于灭亡，美国只需遵循它自己最优良的传统，并证明自己值得作为一个大国而保存下来。诚然，对一个国家的品质来说，没有任何一种考验比这种考验更公平合理的了。鉴于这些情况，有头脑的美苏关系观察家对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社会提出的挑战就不会有什么理由感到愤愤不平。他倒是会对上帝怀着感激之情，因为正是上帝给美国人民提供了这个无情的挑战，使得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全部安全有赖于他们自己的通力合作，并接受历史显然想要他们承担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领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