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阳明学最锋锐处不在修身 政治上非常有力量

 一、什么样的阳明学？

阳明学近年大热，知行合一、至良知，已成了口号，论坛开了一个又一个、书出了一本又一本，融三教、合企管。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提倡的是哪种阳明学。

阳明学最锋锐处，不在修身，而在经世。致我良知，以平治天下，所以在政治上非常有力量。

二、民本的政治观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原道，力申“民为邦本”之旨，就是明证。

其徒万斯同也一样。论《明史》，对太祖成祖之残暴、英宗熹宗之无知、宪宗之荒淫、武宗世宗神宗之昏庸均痛予批判。

他甚至说太祖杀戮之惨，史上罕见：“当时外臣百职鲜得保其首领者，而士子畏仕途甚于阱坎。盖自暴秦以后所绝无仅有者”（群书疑辨‧卷十二‧读太祖实录）。太祖而后，如世宗等，依然专制，致使“群工百职箝口不敢言”。君臣上下不通气，自然就使得“君臣上下莫非乖戾之气”，于是国家元气为之丧尽，“南北大乱，生民涂炭，流血成渠”（同上‧读杨文忠传）。

也就是以君主专制为明代灭亡的原因。

此非黄宗羲之嗣音乎？黄氏〈明名臣言行录序〉云：明代“不及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动以法治束缚其手足，盖有才而不能尽也”。

所谓君亢臣卑、臣工皆束于法制，就是他们师徒对于明代之所以衰亡的总判断。

这是对君的批评。对于臣呢？

臣工在专制朝廷中，固然被法制所缚，伴君如伴虎，随时会有杀戮之惨；但这些大臣面对老百姓时，他又是统治者了。他荼毒起老百姓，往往也与君王之荼毒大臣相似，这也是要批判的。

万斯同曾以胡宗宪为例，说胡去讨贼，但“自供军兴之名，行提编加派之法，而民之苦赋，甚于苦贼。民之苦宪，更甚于苦贼”。又举刘焘为例，说：“天下方苦盗，而使治工得处吏民之上，盗何由息哉？……虽然，此仕宦而为盗者，宁独焘三人邪？”。

这些都是荼毒百姓的官。对于这样的官，他是主张诛除的。

因此正德年间流寇赵风子破泌阳，索奸相焦茅不得，找到了他的衣冠，拿来斩了，说：“吾为天下诛此贼”，万斯同就很赞赏，作〈戮奸相〉诗云：“若使此人居殿陛，臣奸岂得保残躯？叹息朝堂论功罪，不及草间一贼徒。”。

政府是为老百姓而存在的，可是政府却以替老百姓服务为名，索取百姓供养，而且索求甚于劫掠。此即万氏所谓仕宦而为盗，民之苦赋甚于苦贼。

对于这类官员，他援用孟子“诛民贼”的讲法，当然亦提倡民众的革命权，鼓励大家起来除戮之。其欣赏赵风子者，正以此故。

他感叹朝廷昏庸，除了表达对时主之不满外，也显示了“吏治不清，责在君主”的责任政治观念，及平民可以为君的公天下态度。

万斯同是黄宗羲在史学方面最主要的传人，曾代师与修明史。而其史学，屈君申民如此，诚可以见黄氏一派民本思想之精义。

万斯同之兄万斯大，《学礼质疑》也一样。

他认为此书非周公所作。大胆疑经，勇开风气，而原因是他觉得该书所载有不少是伤国体且害民生的，故著书非之。

非，不是全面抹煞，“有措施者，无伤于国体、无害于民生，即不置是非焉亦可也”。

主要批评的，是官冗而赋重。官冗，指设官太多：“官多而糜禄，糜禄则财匮，财匮则聚敛，聚敛则贫民”，因此他斥以为非。赋重，是主张十一税，批评《周官》所定税制过重，乃敛聚小人之说。

《周官》又定了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等各种小官，既掌山川之禁，又掌山川各类产品之赋税，万氏甚不以为然。认为山川旣已属官吏司掌，而又取赋于民，是“结网罗、置陷阱于山泽之中，民生其间，真一步不可行、一物无所有，累然桎梏之人耳”（地官‧乡大夫）。

这是有害民生的部分。在有伤国体部分，万氏反对把宫妃太监跟国家官吏并称的制度，亦反对贷款给老百姓而收利息，说：“操奇赢、权子母，此商贾贱大夫之所为也。王者以天下为家，而锱铢取息于民，无论足为民病也，其如国体何？”可见，所谓伤国体，其实仍是因它有害于民生。同理，《周官》地官司徒定乡大夫之制，征国中七尺以及六十，野六尺以及六十五，万斯同亦非之，曰：“先王之世，优老之事不一而足，岂尙给之公家事乎？”六七十岁还要服劳役，不是先王之道。

此等议论，俱可见以经术经世之意，以民为本，固甚显然。

历来论黄宗羲民本思想者，均仅就黄氏文集钩稽其说，很少综合地看黄氏师徒之相关论议。故此处略举一二，以见其经世宗旨、民本精神。

三、王学的思路

可是我们当知这不是黄宗羲一系如此，本来王学就有抑君申民之倾向，只是论述各有巧妙而已。

如泰州王艮便说：“学也者，所以学为师也、学为长也、学为君也”“出必为帝者师，处必为天下万世师”，若不然，“是独善其身，而不讲明此学于天下，则遗其本矣”（明儒学案，卷三二）。

何心隐则对“君”字重新解释，说君只是主宰义、只是中义，中才能均，均才能群，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以心为主：“心于道，中也，尧则允执此中以为君。君者，中也，象心也。……惟中为均，均者，君也。……舜何人也，人虽未及尧之大，而亦足以君也……人必君，则人也。君必位，则君也。臣民亦君也。君者，均也。君者群也，臣民莫非君之群也，必君而后可以群而均也”（何心隐集，二卷，论中）。

王艮语率直，迳称匹夫当为帝王师，抑且学即是学为君，足证其所谓学并非自治其心而已。

何心隐则语多隐曲，藉着“允执厥中”诸语，绕来绕去说几个意思︰一、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人人皆可以为君。二、为君须符合君道，君道为何？心有主宰，合乎道，立乎中，这样才能均，才能合群，才能当君位。三、君臣关系，是因为要群才有的。否则臣民亦君也，人人是平等的。因此做君的人必得要像个君，符合君道，乃能群而均。

这样的言论，指明人人皆可为君，学即是学为君，在那个帝王专制的时代，其实都具高度的批判性与危险性。不是说皇帝人人可做；就是说现在的皇帝不懂得如何做皇帝，我来教你。

是泰州学派才如此激进吗？不然，阳明说“格君心之非”是什么意思？格君心之非，即是要教导、纠正国君，使其屏去私念，不以自己的权力、利益、好恶，亦即不从自己的立场去处理国事，而是从老百姓的利害来考量问题。刘宗周云君应无为无己，奉天道顺民心；立政凡以为民，也是这个思路。

且此非徒托空言而已，一旦有机会面对君王，便不免如刘宗周告诉崇祯皇帝那般，说不要自以为聪明；“法尧舜之明目达聪，而推本于舍己，亟舍其聪明而归之闇。非独舍聪明，并舍喜怒、舍是非”。

倘或君王仍不晓得该如何做君，不能使天下均、群，老百姓自然要起而反抗其统治，视君上为怨家、为寇雠。

刘宗周那些批判时主的言论，不也就是孟子“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雠”的翻版吗？

黄宗羲秉承此一学风，当然也要格君心之非，主张君应去私心：“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之或兴，有公害而莫或除。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明夷待访录‧原君）。

君之所以为君，就是因他能不站在自己个人利害上考量，而能照顾天下人之利害。这样的人，就要比谁都勤劳。

君应该如此，可是现实中君却常不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而是要大家去供养他。用法治来箝束天下，以征歛来滋养自己。

因此黄宗羲说其法皆非法之法，老百姓不须遵守；此君非君，老百姓也可以推翻他。“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之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乎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原君）。

四、民本政治的民主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是晚清以来阐述得较充分的题目。但历来研究者多忽略其人本、心本之意，只就民本去说。也不懂他的说法与王学的内在关系。论民本时，推崇之余，又不免颇申遗憾，谓其未发展出民主。认为：

民本与民主的不同，在于民本只是讲主政者要知道民为邦本、立政为民，而能与民同患，去爱民、亲民，为百姓解决疾苦，民仍是被动的。民主则是主权在民，可以用权去制衡君王。

民本虽也有革命论，可制衡君主，但革命之暴力对社会也会有重大伤害，社会成本太高，且实施困难。民主选举，形成制度，其效益远高于革命。

再者，学者虽欲格君心之非，但讲来讲去，仍只能祈求君王自己做修身工夫，不比民主制度可用制度予以制衡。所以近乎与虎谋皮，罕有成效。

这些，都是近人常有的批评，论调中洋溢着简化的民主观念和自以为比古人聪明的姿态。

可是这些议论首先是对Democracy的误解。

此辞是承袭自日本人的翻译，译为民主。于是在中文语汇中便有与君主相对的人民当家作主之意，然而Democracy指的其实是民治，指政治事物由该团体中成员共同治理，或抽签或轮流，团体中人人平等。这个理想的模型是希腊雅典。

但雅典小国寡民，民中又再区分出谁是公民谁非公民，公民人数又更少了。在此少数人中，实施民治，其实等于贵族共治或小团体自治。后世政治现实，也从来不采此一方式，而都是由人民中少数人组成政府来处理政治事务。于是政权和治权分开了，人民固然在政权上号称“民有”，人人平等地拥有该国家该政府之主权；但运作这个政府，实施统治的权力却不在人民手上。故号称民治之政府，实质上遂行的，也均是治民而不是民治。

民被治，当然就不是民主。政府要如何让人民相信如此治民即是民主呢？方法之一是政府之成立，须由人民选举。二是政府施政可由民众监督，且须依人民所定之法律去施政。此即选举权、立法权及监督权。

可是，人民是庞多且散涣的，除非又是小国寡民，否则要全部聚起来讨论涉及公众事务之相关法案、政事，乃至监督纠察施政之良寙，根本办不到。不用说国家，就是一栋大楼一个小区都难办。因此势必采用代理制，委任议员、委员、官员去行使选举立法监督之权。

受委任者，理论上代表人民，实际上当然只代表他自己或是其所属政党、派系、阶层、团体。而且，他们与行政权之拥有者事实上又合起来构成了统治者，人民仍旧是被统治者，民主云乎哉？

若说人民对他们所任命的政府，若不满意便可叫它下台，仍可显示人民作主的涵意，亦太天真了。人民在被统治的情况下，相关信息非常贫乏，对政府施政之详情根本难以判断，功过是非，多半是听有志夺权者说的。善于宣传选举之政客与政党自能获胜。老百姓之所谓民主选举，时常沦为政党与政治的啦啦队或白手套，因此选出希特勒或什么独裁者出来，毫不稀奇。

何况，选举的规则，例如选区划分、代表人制、相对多数胜或绝对多数胜等等，也都是主政者订的，人民无权置喙。

而就算选举再怎么合理，选举所反映的，亦必是社会主流之意见，真正的弱势者、真正被剥削者，哀哀无告，永远会在政治考量中被牺牲。谁是弱势者？农、工、妇、幼、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少数族裔，以及知识精英等等都是。

对于民治在实际政治处境中如斯不堪之状况，西方政治学界之讨论，早已汗牛充栋。因此我们绝不能仍停留在民国初年的水平，以为一旦建立民主，帝制之缺点便自然消失，并进而嗤讽古人光晓得讲民本而不知道要建立民主制度。

复次，民本与民治，指的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原则。民治，是着眼于政治人物身分起源的正当性，掌权人的权力应来自人民之付托。但此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君权神授、天命授予、血统世袭，或五德终始等等，不同仅在证明方式。人民认为君权天授神授时，需要有些天启证验；人民认为统治者须由人民付托时，须要有选票。

民本，着眼的却不是这种人身属性原则，而是责任原则。《论语》载︰鲁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孔子答︰“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政治上，不管说治者是天授神权、血授、或人民授予他统治之权，老百姓要看的其实是政绩。政绩乱七八糟，反而去夸夸其谈，说他得天下是如何如何有正当性，从人民主体之观点看，越见其恶心而已。

由这个观点说，唯有真正注意到、认知到，并在施政中体现出民本之精神，可令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才是民主政治哩！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