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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国际关系并不是出于某种美学原因，因为就世界政治本身而言，它并不美丽。但如果一味追求科学的严谨性，我们就会去从事实验学科的职业了。相反，由于我们常常受到规范性叙事的激励，使得有些课题常常在灾难和冲突发生后才得以被迫提出，从修昔底德所记载的叙拉古远征(公元前416年)到英美入侵伊拉克(2003年)。反复出现的失败，促使国际关系学界努力理解和思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究竟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实现其集体行动目标与逻辑的统一，而不是一味从事破坏性的、且往往是走向自我毁灭的冲突行为。上世纪7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让人想起了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全新的学科研究领域，在经济危机后得以复苏。无独有偶,安全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冷战的峰期，成为一个创造性概念；而冷战后，由于国内行为体冲突的案例，关于国内冲突根源的研究工作也有所扩大着墨；911袭击事件之后，新一波的反恐学术研究工作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 从事世界政治研究的学人有义务向公众提供帮助，帮助他们了解当今最紧迫的国际问题。 然而，这种道义上的义务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时事问题上，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用国家行为体可以接受的术语展开对话，从狭义上来讲，这种做法"与对外政策相关"。 我们的任务是，探究和挖掘世界政治活动的深层次根源，在明辨真相的基础上讲述真相。 对世界政治的研究工作始于对战争和冲突的研究。为什么冲突是国际社会中的一种长波制度存在，又有哪些可变因素影响冲突的发生？ 在理解这个问题以及世界政治中的其他问题时，现实主义理论发挥了核心作用(摩根索，1967年)。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权力和利益是理性国家行为体驱动的核心力量，尽管多年来，人们一直难以说不清楚，如果国家行为体真的是时刻理性的，它们为什么会发动相互毁灭的战争。学界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特别是托马斯·谢林的理论(1960年) ，重点关注信息和信誉在国际冲突中所起到的作用(Fearon 1995年) ，并将机制研究与冲突研究相结合(Fortna 2004年)。 对战争和冲突的分析,直接关系到更广义层面上的国际合作与对抗问题。 过去，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曾强调，合作更多地源自于不和谐的国际生态,且国家行为体间存在互补利益时，多边机构能够促进合作的有效性(Keohane，1984年)。生产工作强调了互惠在创造国际合作行为中，作为激励机制的重要作用(阿克塞尔罗德，1984年)。 这些理论上的贡献，开始与民主和平研究文献的联系日益紧密，在这里不做详述。 如何思考主权在世界政治研究中的作用，是当代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难题。 在何种条件下，通过限制干预和澄清世界政治中的行为体分层来促进合作，又是在何种条件下，通过提供庇护，使行为体能够多次引起内部的冲突？ 关于主权的研究工作(Krasner 1999)澄清了这一概念的种种含义，随着世界政治研究对内战和干涉等学术问题的日益重视，这一概念重新获得了较有价值的分析意义。 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潜藏着权力的概念。国际物质资源和公共产品的重要性，不仅源自于战争和冲突的威胁，还作用于国际政治经济间的相互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及其研究工作，可以被看作是"追求财富和权力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动态相互作用"(Gilpin，1975,43)。 但我们时刻质疑，国际社会权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平衡性。约瑟夫·奈(Joseph Nye，2004)强调了"软实力"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吸引力可以激发效仿欲，促进说服力。软实力的评定标准，取决于人类拥有的信念，以及他们如何处理眼前的信息；因此，其系统的研究将需要认知学习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等相关知识领域的参与，而这些领域近年来的研究发展非常迅速。随着社会动员以及行为个体在不受大型机构干预的情况下，建立彼此间直接联系的能力不断增强，对于研究世界政治的学人来说，理解公众信仰及其来源，可能会变得更加紧迫。 关于冲突合作，以及权力利益的概念问题，仍然是世界政治研究工作的核心。 然而，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国际关系专业的学人在研究和分析这些问题时，所展现出的推理偏差。在当前，冲突和危机是相对偶然的小概率事件。学者们由于试图研究和理解这一问题，使得他们更多地关注冲突的前提，而不是和平的前提，特别是某些零危机的时刻。 由于研究目的仅仅是描述性和文本型的，他们便认为，这种强调和夸大就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当试图提出解释性学术命题时，学界常常面临着依赖因变量选择案例的危险，从而使学术推论产生偏差。我们需要时刻地意识到，推论的不确定性ーー因为国际关系的数据并不是完全由实验和实证产生的，而且通常相关事件的类别分野有限，彼此间互不独立ーー这也成为推理偏差产生的根源之一。 近几十年来，研究世界政治的学术群体在国际冲突、全球合作和多边机构等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理论进展,在主权问题上的探索也取得了概念性进展。在改进和丰富学术研究技法前提的指导下，针对包括冲突问题在内的各种国际研究议题展开了深刻的实证工作。 然而，实际上，这些进展大多数都集中在静态学术推理的前提下。 尽管我们深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学界对变化的理解远不及对基本规律的理解。 1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六大动态问题 与人类的世界文明史相比，已知的世界政治史实际上是非常短暂的，存在相当可靠数据记载的时间不满200年。在那段时间里，人性没有多大的改变，世界政府也并不存在。当研究世界政治的学者们试图根据过去两个世纪的国家行为进行某种归纳时，他们早已暗含着这样的假设：十九世纪早期的国际行为体与现在的国际行为体就过程到本质而言是一样的。 然而，在这200年中，许多基本国际因素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包括力量的性质和经济生活的建构。 此外，变化似乎正在加速，新的紧迫问题也在相继产生。 1. 世界政治如何受到武力扩张、技术变革等扩散主义的影响？ 几个世纪以来，国关学者们深入探讨了武力技术的变化对西方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最近，依赖于AI、GPS等多种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国家间的武力差距日益扩大。 然而，一些溢美美国军事力量的人可能已经忘记，作为弱者的对手可以制造更为巧妙和有效的"武器"，比如运用恐怖主义和诸多非传统安全因子。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拥有优势资源可能会导致国家行为体的过度使用，或者试图将其作用于非道义目的。 2.世界政治如何受到资本主义发展变化规律的影响？ 马克思和熊彼特是两位最著名的理论家，他们认为，世界政治从根本上受到资本主义发展本质的影响。 马克思、列宁和他们的追随者认为，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因为资本主义对市场和投资机会的需求是无限的。 相比之下，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具有促进和平和诱导稳定的作用，通过强调利润而不是征服来限制帝国主义将更为有效。 但他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无情的，具有"创造性破坏力"的过程，意味着某种颠覆性。马克思和熊彼特都认为，变化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这意味着，经济结构如何影响全球冲突与合作，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这其中也隐含了，世界政治运作方式的某种静态表述。 3.在世界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是否有任何似是而非的进步意义，如果有，这种进步是否源自于人类思维层面的知识或道德进步？ 自启蒙运动以来，许多西方思想家观察到，人类行为的根本变化，并得出结论，或至少敢于做出展望，道德与道义的进步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生。这些展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达到了顶峰，当时，国际公关和外交事务人员都期望，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可以抑制甚至阻止战争的发生，并寻求仲裁和军控条约来促进制度的良性变化。但之后，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产生，造成了极大的幻灭感，而在80年代和90年代，通过学习或改变人类行为体原生原则性思想而取得进步的希望又重新燃起。但实际上，人们所认为的观念变化绝不完全是良性的，核威慑和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就是明证。 我们不应期望，对有关问题的进展作出简单的回答，这仍然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议题。 4.随着国际社会结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对世界政治将会有何种影响？ 当代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复杂，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随着跨国行为体关系变得日益密集，国际社会间的界限也将变得日益模糊，这使得复杂性加重。政府本身以及民间社群正在变得多样化，民间社群在跨国行为体一级，经历了非政府组织和社运的壮大。传统的个体性别角色，在西方社会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对对外决策和领导行为也产生了一定的潜在影响。安妮-玛丽·斯劳特提出了一个"分解世界秩序"的愿景，在这个世界秩序中，由于国际社会的复杂性，等级制度已经消亡，网络成为国际社会中个人和群体间联系的主要形式。目前，相当多的证据支撑着斯劳特的观点——会计和证券监管和平活动到国际安全暴恐活动，但这些大多都是道听途说。我们需要更系统地去理解和分析这些变化。 5. 人工智能，互联网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为了施加影响力，具有共同价值观或利益的个体需要扩大相互沟通的力度，形成群体，并采取集体行动。历史上，这样的沟通一直非常困难，除非通过国家等正式组织的帮助；否则几乎不可能跨越国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个曾经恒久不变的现实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理解这个重大事实的世界政治含义。其中一个影响可能是，跨国甚至全球规模的集体行动，无论是好是坏，都比以往任何时候变得更加容易。 6.世界政治层面的全球治理压力 尽管在变化的速度和严重性以及相关技术创新的前景方面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但人类引起的全球气候恶化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世界各地的公众和政府，是否愿意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付上代价，以及现有或可行的多边机构是否有能力管理全球税收或交易许可计划....上述问题使得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加大。 2世界政治研究：关乎制度层面的设计 在文章开头我就提出,世界政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规范性的驱动，在实证研究中，我们有义务遵循科学推理的准则。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些规范性问题，就不能武断，需要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以便能够阐明连贯且规范的学术观点，然后，将这些规范性理论问题与实际相联系。立足学术研究，最紧迫的实际问题是制度的设计问题。 基本的学术规范问题诸如下议: 基于跨国政治和文化的界限，如何看待义务的范围和深度？欧美人民是否仅仅因为共同的人性而对非洲负有义务？道义在多大程度上关乎历史经验和共同体纽带？ 哲学家们早已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而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我们对相关派生问题的回答:，对于自由的世界主义者而言，有一个必须得到尊重且不可削减的人权核心。 对诸如体制设计等实际问题的思考方式，必然取决于我们对这些基本规范问题的回答：一个世界主义者，认为人权具有普遍性，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社群; 一个自由主义者，会优先考虑自由对良性社会的关键价值; 一个民主主义者，会认为精英主义不仅应该服务于公共利益，且应该保持慎重的公众观.....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反映了基本的价值观。 关于制度设计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效率的。如何设计或修改世界政治体制，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实现集体目标，从恢复饱受战争蹂躏的社会和平，到促进非歧视性贸易、保护人权和防止对全球环境的破坏，过去20年来，关于世界政治体制设计的理论和实证工作，指出达成和遵守国际协定的激励措施的重要性。由于各多边机制的激励措施各不相同，一个有价值的规范性项目设计将促进国家行为体获得正确的激励措施，以及根据潜在的激励措施，促进内外联动。 机构必须既要负责任，又要讲效率，这才是值得存在的。 因此，第二个问题如下: 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如何设计多边机构，以便选出合格且富有献身精神的负责人,而那些被选中的又将如何对其行动所影响的世界人民负责？ 问责制是基本原则。 多边机构不可能是完全民主的，因为它们仍然依赖于国家行为体。即使在西方国家，多边机构与公众之间的联系也很薄弱。 这些在世界政治层面都需要加强。 学术问题必然是有选择性的。大家可以发现，我故意淡化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分野。因为我认为,这些方法是互补的，而不是可替代的。 相关的问题是，如何将它们结合起来，解决理论上或实践中相关的问题。 我也没有强调分析或统计工具在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即使这些工具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很有价值。但在我看来，最近学术界过分强调工具化分析，而忽视了思考哪些问题才是对人类最为重要的。关注主要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哪些广义上的洞察力是才是有价值的，哪些分析工具才是有意义的。不能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发展可测试的理论上,一味实证地调查它们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能提出需要的问题，就没有希望得到我们需要的答案。（编译自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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