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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把夏、商、周定义为中国的“青铜时代”或“青铜器时代”。这已经是中外考古学界的一个基本常识。如，郭宝钧在其名著《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中就曾主张：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略当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下至春秋战国之时，也与中国奴隶制的发生、发展和瓦解相终始。这从文字、文献上都可以得到显明的印证，尤其有力的是地下实物史迹的证明。 再如，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也曾十分谨慎地说： 我们所谓中国青铜时代，是指青铜器在考古记录中有显著的重要性的时期而言的。辩识那“显著的重要性”的根据，是我们所发现器物的种类和数量，使我们对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有中心位置这件事实，不容置疑。金属器物(包括青铜器物)的初现远在青铜时代的开始以前，但是到了二里头的文化时代，青铜器的显著重要性成为不疑的事实，而现在大家相信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不会迟于公元二千年。 尽管他没有明确说出“夏代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这句话，但是，他也赞同并提出“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不会迟于公元二千年”这句结论。并且在上述一书的《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一篇中就明确断言了： 在夏代的活动地理范围之内分布，在时代上可以判定为公元前二千年前后的考古学上的文化，就有当作夏代文化考虑的资格。 因此，把夏代定义为中国使用青铜器的开始时代。或者说，到目前为止，和夏代相当的考古文化遗址是二里头文化，而二里头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青铜器的大量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又集中在二里头文化遗址的第三和第四期中。典型的如，青铜爵七件、青铜镞五件、青铜刀四件、青铜戈两件、青铜椎两件、青铜锛一件、青铜铃一件、青铜戚一件、青铜凿一件、青铜鼎一件、镶绿松石圆形青铜器一件等等。 现在所发掘出的铸铜遗址总面积在一万平方米左右，推定使用的年限超过了三百年。在上述遗址铸铜中发现了大量的铸造青铜器时所使用过的坩锅、陶范和铜渣。因此，把产生二里头文化的时代定义为中国使用青铜器时代的正式开始，至少目前为止似乎是没有异议的。或许，二里头文化的发掘和青铜器的使用为这一传说提供了可资信赖的实证。因为通过对青铜器铸造工艺分析发现： 爵、铃等都是合范铸造的，一件镶绿松石的圆形铜器，工艺水平相当高，一件环首刀，制作较精，应是殷墟环首刀的祖型。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时期的铸铜工艺已经历了一段发展历程。 唐兰根据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器物中龟甲上的圆形钻孔痕迹，认为这是使用“青铜器的迹象”。加之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手工业制作技术的正式出现，逐渐形成了父系家长制的社会，为当时冶炼青铜技术的产生提出了物质基础。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白陶，依照冶金学家们的分析，当时烧制的温度已经达到了1000℃左右。这和铜的熔点1083℃已经十分接近了。而现代学者们对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白陶复制的结果表明：制作同样的白陶，至少要达到1200℃以上的高温。即，白陶的熔点远在铜的熔点之上。这就为冶炼青铜技术的产生准备了物理学的基础和可能。 而有关山东龙山文化的年代问题，邹衡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一书中考证说： 根据碳14测定年代，山东龙山文化跨着公元前2400-2000年，而延续到更晚的时期。就是说，山东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至少有一部分已进入夏年的范围了。 因此，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和当时山东龙山文化的铸陶技术二者之间构成了直接的技术渊源关系。 在夏文化遗址中不但有青铜器出土，而且还发掘出铸造时使用过的坩锅。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一书： 豫西不少夏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小件青铜器，有的遗址中并发现了青铜兵器和青铜礼器。最近在临汝煤山龙山文化灰坑中发现了粘附有铜渣的坩锅碎片。 因此，夏代作为中国青铜铸造技术的开始，也就具有了考古实物和古史记载的双重印证。不仅如此，反过来讲，商代青铜器在铸造技术、铭文和花纹、装饰等方面已经表现出高度的成熟和发达，则青铜铸造技术的起点只能上推到商代之前的那个历史时代──夏代。因此，郭沫若就很客观地指出：中国的青铜铸造技术的起源“其滥觞必当在远古、或者在夏殷之际亦未可知”。 根据《左传·宣公三年》的记载：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这里使用的是“贡金九牧”来说明铜料的由来。而这一内容记载在《墨子·耕柱》中就变为更加详细： 昔者，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三足而方，不饮而自烹，不举而自藏，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墟”。上乡，乙又言兆之由。曰：“飨矣。逢逢白雪，一南一北，一东一西，九鼎既成，迁于三国”。 不但有了第一代采金人的名字“蜚廉”，还有了铸鼎所在地的名称“昆吾”。而对于铜料产地则只使用了“山川”二字来指代。可见：最初“昆吾”并不是产铜之地而是铸鼎之地。所以，“九牧”和“山川”的所指大有探讨的余地。 关于九牧，根据《礼记·曲礼》的记载： 九州之长入于天子之国曰牧也。 由此看来，九牧是九州之长的代称。而天下九州的划分，《尚书·禹贡》中早有详细的由来说明。山川在这里首先是指自然的山川，其次则是指山虞和川衡的简称。见《周礼·地官》中的记载山虞、林衡、川衡、泽虞四者是当时负责天下山、林、川、泽的四种官员。西周时期有所谓“八虞”之说，就是把天下的山、林、川、泽分为八处，其各处负责官员就是虞官，总称八虞。这和夏人分天下为九州有同样的效果。在象数学上，周人重八，而夏人重九。以山川来指代八虞，和以九州来指代天下疆土是相同的。因此，山川即八虞，九牧即九州。 而“贡”字的解释可见《尚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睿川，任土作贡”。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解释说：“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 把昆吾和产铜(而非铸鼎)联系起来始自于晋代郭璞。见其所作《山海经注·中山经》的“昆吾之山”一条注解：“此山出名铜，色赤如火，以之作刃，切玉如割泥也”。“色赤如火”一语似乎说的是天然红铜，但是，天然红铜是不可能具有“切玉如割泥”般的硬度的。看来。关键是“以之作刃”时已经加入了锡或铅的成分，才会出现青铜利刃的“切玉如割泥”般的硬度性能。这里的“昆吾”显系山名。《墨子·耕柱》中的“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一语，则这里的“昆吾”显系地名。 “昆吾”一地又是人名之称，《逸周书·大聚解》中有所谓“乃召昆吾，冶而铭之金版”一语，这里的“昆吾”显系人名。则“昆吾氏”或即古人所谓“因地而得名”者。而在《竹书纪年》中又有“夏后廑四年，昆吾氏迁于许”的记载，则这里的“昆吾”显系氏族名。 《帝王世纪》中有所谓“禹铸鼎于荆山”一语，此说由来不明。因为《墨子·耕柱》中所说的是“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昆吾是地名还是人名，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如果把“陶铸于昆吾”中的“昆吾”视为人名，从古汉语语法的角度上说，是不太合适的。而在《左传·昭公十二年》中完成了青铜鼎、“荆山”和“昆吾”三者之间的连带联系： 楚子猎于州来，次于颖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率师围徐以憎吴。楚子此于干蹊，以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舄，执鞭以出。仆析父从。右尹子革夕，王见之，去冠、被、舍鞭，与主语，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仅、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惟命是从。岂其爱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周不爱鼎，郑敢爱田?” 在这里的“昆吾”是“昔我皇祖伯父昆吾”的“昆吾氏”。而这里的“荆山”是“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的著名产铜之地的荆楚。这里的“鼎”还是“周不爱鼎”的周鼎。为此，翦伯赞在《先秦史》一书中就此考证： 荆山者，是为楚之先王熊绎所居，故昆吾之族，实有迁于荆楚者。而昆吾之又为楚之皇考伯父。故楚族实由许南迁荆楚者。同时《左传》哀公十七年谓昆吾之虚，有戎州己姓。《国语·郑语》亦谓“己姓昆吾”。余以为己与杞为一字变。杞为夏后，故己姓昆吾，亦当为夏族。 “荆山”也是著名的产铜之地。见《山海经·中山经·荆山》一条，其中讲到“曰荆山，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可以证明“荆山”是当时著名的铜料来源地之一。在《山海经·中山经·昆吾之山》中，“昆吾”为山名·地名，而在《左传》和《逸周书·大聚解》中，“昆吾”为氏族名·人名。在《白虎通》一书中甚至把“昆吾氏”又列为五霸之一。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明白了山名、地名、氏族名、人名这四个“昆吾”概念的使用。根据《吕氏春秋·君守》中的“昆吾作陶”一语，可以知道：“昆吾氏”或“昆吾氏族”擅长制作陶器。而制陶又是铸铜器的直接技术来源。其中，铜料产地又以“荆山”和“昆吾之山”为主。从地名的意义上讲，“荆山”在楚，而“昆吾之山”的得名又和“昆吾氏”具有直接的相生关系。在《山海经》中，“昆吾之山”和“荆山”一样，也在《中山经》中，可见此二山都属于相同的地理范围内。因此，从广义的地理范围来说，“荆山”和“昆吾之山”都位于盛产铜料的荆楚地区。 在《山海经·中山经》结尾，还有署名为禹的一段话： 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田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锻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太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 此言是否为夏禹所言，存疑不论，这里重要的是透露出的“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一语，而《中山经》中的产铜之山就占了七分之一强!亦即荆楚之地的产铜之山就占了天下的七分之一强。可见在夏代时出现荆楚为铜料来源的观念是不足为奇的。 从现代考古学的证据来说：1973年在湖北省大冶市铜绿山矿遗址发现了一批红铜斧和大量的框架支护木，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由于露天采矿，1974年曾在这里找到一个南北长约二公里，东西宽约一公里的古矿井。古矿井附近的炼炉遗存，因被大面积的炉渣掩埋而保存下来。许多地方的表面，覆盖着一米多厚的炉渣，总重量达四十万吨左右。样品经过化验，平均含铜0．7％，但含铁达50％上下，可见是炼铜后弃置的炉渣。从古矿中采出的矿料，经分析含铜12％－20％，含铁30％左右，而当地采集的块状孔雀石，铜的含量可达20％－50％。就炼渣四十万吨来计算，估计古代光在这地方提炼的红铜，当在四万吨左右。从古矿遗址出土的陶片并经碳14测定年代，可知矿井的上限是在商代晚期。 总重量达四十万吨左右的炼铜炉渣，出现在湖北省大冶市的铜绿山矿遗址中。而此地在《山海经·中山经》中曾名为“铜山”，是个“其上多金银铁”个地方。可见记载和考实物的证明是一致的。 现在，我把《山海经·中山经》中记载的产铜之山列为下表，以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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