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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冰河·凌汛·激流·漩涡——冯骥才记述文化5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速记 就在这个空间里边的所有的人，都跟我有各式各样的故事。刚才讲话的蔡主席，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在民进一起工作过，他是一个让人很敬佩的人，现在是我们人大的副委员长，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王蒙刚才说，在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忧患的时候，能够共享那种相濡以沫的温暖。他这句话里边包含了太多的内容，我马上都会想起来那些细节。我觉得艺术家的本质天生就是容易被感动。感动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甚至于是我们创作的发动力。 今天来的好几位都是我兄长式的朋友，王蒙是一位，刘诗昆是一位。刘诗昆在我的学院刚建院的时候，就从香港赶过来。关于钢琴的事，一会儿岩松会讲。王立平也是比我年长一些，我们也是三十几年的朋友。（韩）美林是我40多年的朋友，一次在开会的时候，晚上我们俩聊天，美林向我伸出他的右手说，“我手上这个坑你看见了吗？这是当年搞我的人，不想让我画画，给我剜下来的。后来我不断地用吃饭的筷子当笔练，慢慢才把不能画画的腕子变活了。” 作家王蒙 听完这话我眼泪就流下了。我说，美林我们几十年的朋友，我欠你一本书。实际我用他的故事写过一个中篇《感谢生活》。今天在座的一个从埃及来的汉学家，她已经把它翻译成阿拉伯语了。但是我没有写过韩美林的口述史。我说我给你写一本口述史，用了半年多的时间。你们知道美林这人就像一个怪物？他说话的时候没准儿，东一句西一句，你要把他思想串起来很难。他的口述史跟任何人的口述史是不一样的。有一次我曾经跟岩松说，我跟美林因为身高的原因，我站在他身旁不能不俯视他，但心里是仰视他的。我喜欢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不管你遇见了多少苦难，你把苦难都搁在你的身后，你还是要把心中的金银绯紫贡献给这个世界。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文艺界的朋友。你们来从各个不同的方向的地方赶来。作家里面，马加也好，抗抗也好，还有建功、刘恒、华栋我们这些好朋友。还来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我们共同奋战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年轻的、关心我的学者，还有各界包括媒体对我的支持。这样的一个氛围里边，我想应该讲一点什么？我特别想讲这么几句话。 我的记述文化50年，我觉得实际上它不是一本自传。不是我要为我自己立传，我没有想过这个想法。这五十年人生的长河里，特别是这四个书名，冰河、凌汛、激流、漩涡，这四本书实际是我这个时代的四个断层。 我因为岁数大了，经常会静下来想一想，这些东西在我心里，我是这个时代的亲历者。我特别信仰文学有一个功能，就是对时代的一个记录的功能。我觉得很多作家，雨果也好、托尔斯泰也好，他们都用他们的小说人物或者故事记录过他们的历史。我们经历过这样波澜壮阔的一个时代，几亿人在这个时代的激流里翻滚着。我们不能拒绝把这个时代记录下来的使命。我是一个亲历者，我想从我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案来记录下历史，思考我们的生活，认识我们的时代，然后面对我们的未来。我觉得我想写这样的一本书，就是把我作为一个个案来写。我用我真实的素材，我不愿意欺骗读者。我觉得一个作家，哪怕写一句话欺骗你的读者，你是违心的，历史将来会瞧不起你。我必须要用我真实的东西来写这样的一本书。 我这个人从横向是一个跨时代跨专业的人。我是搞文学的，我原来又是画家，现在也还在画画，但是现在画少了，我又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文化遗产抢救我经过了三个阶段，一个城市文化抢救，一个是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就是国家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一个就是传统村落保护。我经历了这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说白了我们都是弄潮儿。从我70多年的人生历程来讲，我是一个经历过太多不同时代的人。我太多的文化成果。我太多的历史的生活和生活的历史。我是一个跟时代共命运的人，跟共和国共命运的人。所以我这一代人天生地、注定地关切时代、关切民族、关切土地、关切社会。我们就是有太多的责任感，这没有办法。如果没有（责任感）的话，我们不会做文化遗产保护。就是关切社会，太多的忧国忧民。我们无法逃避，我们也不能逃避，我们也没想到逃避。我们不可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决定。 我们也总要追究自己，我们总要去掂量我们自己笔管里边的良心。到底我们良心怎么样？我们过得很累。所以我在写这四本书的时候，第一本《冰河》，也就是《无路可逃》的时候，我可能写的是带有一点自传的性质，是一个生命史的写法写的。着写着就变了。改革开放来以后，我们都投入，实际写的是精神史心灵史。可是写到了90年代之后，写了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写的就不是心灵史了，实际写的是思想史了。自传的东西没有了。看看我的《漩涡里》，没有自传的东西。 我原来做过专业的运动员，膝盖被打坏过，身体很多地方受过伤，现在我爬楼梯有点困难。我很佩服王蒙。王蒙每天走7000步到1万步，每天走多少步他都发给我，他一过1万步，我马上给王蒙点赞。我现在因为回到书房了，文学的梦来。绘画的梦也来。这个没有办法，你是干这个的，你脑子里就有这个频道，你平常在生活里看见色彩，你会感动。你碰见文学的细节你就会吸收，只不过你不播放，你把这些东西抑制了。可是现在你有时间了，这些东西跑出来，就可能写东西了。 媒体就问我一句话，跟冯骥才你是不是后悔了，这么些年一直在做文化遗产抢救。今天我很多的伙伴们了解我那时候东奔西跑，放下文学创作，我有的时候确实是挺苦恼的，因为太热爱文学。我那时候也大量写东西，我放在文化档案上的时间恐怕千万字都不止。大量档案，这些档案写出来就是没人看的。我当时跟我的伙伴们说过，我写这些东西给小说不一样，谁看你的文学档案？比如我做一个年画产地，第一个剪纸产地，我做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工艺，他们的工艺的流程，他们的艺术的特点，他们的制作风俗，他们是制作的手段，他们的传承的谱系，他们的各种画诀、工艺的口诀，做这些东西，谁看？ 我们是留给他们的后人，当文化遗产将要消失，我们要想重新挽回来的时候，我们要有科学的保证。这些东西都在民间流传。比如今天潘鲁生给我拿来的口头文学——民协最近做的工作我特别高兴。我们的中国民协现在这些年来做的口头文学，我们的史诗叙事诗神话故事歌谣谚语这些东西，这些年来进入汉王数据库的8亿8700万字，还有10亿字没有进去。我们中国民协现在（潘）鲁生、（邱）运华他们发誓要把这个东西出版了。太重要了！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手机社会。已经都是段子了，我们的口头文学马上就没有了。我们民族这个伟大的创造，怎么才能记录下来？怎么才能把口头文学这种无形的、不确定的东西，用文字的、确定的方式留在纸上？这件事情谁做？当然由我们做。 （《凌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记录了作者1977-1979年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式写作”的人和事。书中有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旧照，是乍暖还寒的季节不可或缺的见证。在那个年代，这些记忆一如江河早春的凌汛，带着不可遏制的春意迅猛地来到人间。） 当然必须由我们做，这是责无旁贷的。因为我们赶上了一个时代。人类历史的文明的转型就是两次，一个是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型，那是7000年以前，那个时期没有保护，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这个转型的时候，上一个阶段的文明创造一定要消失，要瓦解，这是没有办法，这是正常的。可是我们原来的文明创造，有我们民族的文化的基因、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的特性，有我们的传统的价值观，有我们伟大的创造，多元的灿烂的审美的创造。这些东西我们必须保留，它是我们民族根性的东西。如果我们保留多少，我们后代会享有多少。这个是我们时代必须承担的使命。这不是说大话的事情，是你必须一步一步地默默无闻的去做。你必须要在那些正在凋零、的孤寂、的没人关切、比较冷寂的地方去默默地做这样的事情。这些人我很敬佩，我请了好几位在全国做得非常好的。你们都不知道他们，我心里知道他们的分量。 所以当媒体问我，冯骥才，你不做难道就没有人做？可是因为我是作家，跟学者还有一点不同。作家对文化有一种情怀。除去我对文化的价值的认知和重要性的认知之外，作家对于生活有一种文化情感，有一种审美情感，有一种民间情感，有一种乡土情感。他必须要做这样的事。当年，巴黎在大拆房子的时候，雨果不是站出来吗？当年我到巴黎去，我看到雨果1835年写的《向拆房者宣战》那篇文章，我觉得那篇文章就是替我写。梅里美不是站出来了吗？马尔罗不是站出来了吗？我想王蒙原来的我们的文化部部长，他更了解一点。 当我们敦煌出现问题的时候，跑到那些渺无人烟的大沙漠里边，张大千不是去了吗？常书鸿不是去了吗？刘半农这些人到了巴黎图书馆，抄写那些被斯坦因纳伯希和他们盗走的那些敦煌文献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干面包，进去要了一杯水，一边吃着干面包，一边把那些文献抄写回来。当时法国人还有一个规定说，你看可以，你不能在图书馆里抄。当时有记载，刘半农就是进去背，背完出来在外面抄。这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传统，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情怀。我们既然选择了，当然我们就坚守下去。但是我应该讲坦率地讲，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痛苦的。我觉得我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历史把一个大活儿交给我们了，我们就必须要做这件事情。 我在中国大地田野跑的时候，我真是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灿烂。我们不知道的永远是多于我们知道的。我们过去在精英的文化里边，我们想享受到雅文化的魅力。当我们在大地行走的时候，我们感受到那些大俗文化的魅力，民间文化的魅力，这些文化也是无穷尽的美的、灿烂的。不是仅仅的旅游购物。他们的文化里的精神，那种民间文化的纯粹感，他们那种自发的审美的创造打动了我。所以尽管是后来的20年左右的时候，我基本放下创作了，但我牺牲个人的东西还是有限的，我们共同保护的民间文化遗产，这个意义是无限的。 我们最重要的责任还是要唤起一代公众对文化的自觉。因为知识分子在整个文化自觉的过程中，是走在最前沿的，他们最先要有文化的自觉，我管这叫文化先觉。这部作品虽然是我个人的，但是写到的很多过程，却是我们在座的一些朋友们共同的。比如在文学上很多的人，王蒙也好，包括抗抗，抗抗在新时期文学的第一篇小说，是和我的第一篇小说，在1979年同时发表在《收获》里的，还有从维熙的《大墙里的红玉兰》同时发表在一期。还有（陈）建功我们也都是同时代的人。我们在做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在座的很多人都是我的战友，我们互为知己。当时我们人太少，我们需要互相的支持，互相的鼓励。到了今天还有一些年轻的学者一直支持我、关心我。大学需要什么？大学需要思考、需要自由的思考，需要思想。没有思想，大学就死了。 我感谢诸位参加这个会，你们都是有光辉的人，在我看就像东方的石窟一样，每个形象后面都有背光。我希望你们提供你们的思想，也帮助我认识自己、启发自己，也共同认识我们的时代，寻找我们的未来，找好我们自己的坐标和使命。我现在还不算特别老，我也不知道未来还有多长。反正在生命的句号画上之前，我要让我的每一步、每一个字都端正。完了，谢谢。 《冯骥才 记述文化五十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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