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等译《伊索寓言》书影 本文主要将《意拾喻言》、林纾版《伊索寓言》及19世纪流传最广的乔治·法伊勒·汤森(George Fyler Townsend)的《伊索寓言》英译本列为比较的对象。《意拾喻言》及林纾版《伊索寓言》的成书时代不同,译者对其赋予的期望存在差异,其行文风格、修辞手段也各有特色。“汤森本”为英译本,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西方人翻译创作风格与中国人的不同。 关于编写《意拾喻言》的缘由,罗伯聃在该书序言中已说明:“盖吾大英及诸外国,欲习汉文者,苦于不得其门而入”。可见,《意拾喻言》的出现是为了方便外国人学习汉语。《意拾喻言》本身必须是流畅地道的汉语,这样可以保证外国学生学习的有效性。因此,译者不可能将其翻译成晦涩难懂的古文体,否则反而会增加学习者的学习难度。罗伯聃和蒙昧先生最终采用杂录体进行翻译,即《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所采用的文体形式。语言组织形式的灵活为《意拾喻言》的形象性打下坚实的基础。与之相反,汤森本只是在直白地讲述故事,可谓平铺直叙,在起因、经过、结果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艺术加工。 猴君狐臣 The Fox and theMonkey 汤森本与《意拾喻言》在形象性上的差别一目了然。首先,汤森本开头便说猴子因为一阵舞蹈赢得了动物们的认同,被推举为王,但狐狸不服。寥寥数语便完整地将情节概括出来。但在《意拾喻言》中,译者将这一情节进行扩充,使其更具形象色彩。译者列举了自称力大的狮子、自认多谋的大象、足智多谋的狐狸和自恃功高的马。紧接着,猴子从这些动物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大家的认同。这样一来,译本便充分展现了动物们竞争的激烈性。 《意拾喻言》书影 此外,《意拾喻言》对于猴子舞蹈的描述也独具特色——“跳舞怪异,灵变百出”。当叙述到猴子落入狐狸设下的陷阱时,汤森本只是说猴子落入了陷阱,但没有说明如何落入、落入了什么样的陷阱。《意拾喻言》的译者便在这里进行了创作:“猴以为然,即从狐往,见有生果贮于笼内,猴不能忍,伸手取之,殊被铁笼脱关,将手压住。”这句话表现出猴子的贪婪与愚蠢。由此,译者将情节扩充得更加完整。 我们再来看林纾版《伊索寓言》中的一则: 在阅读林纾版《伊索寓言》的时候,我们发现其较忠实于原文,远不像《意拾喻言》那样对文本进行大胆的再创作。钱钟书曾评价说,我们在《伊索寓言》中看到的林纾并不是那个“手痒难熬”,时常要“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的林纾。在“童蒙闻而笑乐”这一功能上,林译显得拘谨刻板,远不及六十多年前的《意拾喻言》更加自由活泼。林纾翻译《伊索寓言》所体现出的这些特点似乎与其个性不符,但实际上作者只是将自己的观点都放到了其添加的识语上。它们均以“畏庐曰”开头,以较小字体出现。这为作者提供了表达观点的场所。 总之,在形象性方面,《意拾喻言》是最突出的,译者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意思,而且进行大胆的丰富和创作,使得寓言有血有肉,充满了中国古典志怪小说的风格,读起来轻松幽默,又不乏教育意义。单从艺术层面上看,《意拾喻言》似乎是最为成功的译本。 《伊索寓言》的汉译本有着显著的中国特色,这主要体现在语言和思想两个方面,而语言特色又是最为显著的。 盘古初,鸟兽皆能言。一日,豺与羊同涧饮水,豺欲烹其羊,自念无以措辞,乃强责之曰:“汝浑浊此水,使老夫不能饮,该杀!”羊对曰:“大王在上流,羊在下流,虽浊无碍。”豺复责曰:“汝去年某日,出言得罪于我,亦该杀!”羊曰:“大王误矣。去年某日,羊未出世,安能得罪大王?”豺则变凶为怒,责之曰:“汝之父母得罪于我,亦汝之罪也。”遂烹之。谚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此之谓也。 The Wolf and theLamb 林纾画像 在语言上,汉译本有着明显的特色。首先,《意拾喻言》中的人称代词可谓千姿百态,而汤森本中只是“I”和“You”。在以上文本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汝”、“我”、“尔”等代词。在其他故事中,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公”、“兄”、“足下”“壮士”等敬词。这些“敬词”正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称谓特点。当然,也有像《豺烹羊》里提到的“老夫”,狼的这一自称正体现出其傲慢的神态。总的来说,仅仅在人称代词这一点上,《意拾喻言》都比汤森本形象丰富得多,简单的一个代词让人物的尊卑秩序、傲慢谦逊竞相展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语言的神奇之处。 关于寓言故事的题目,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汤森本中多为“and”连接的并列短语。如“豺烹羊”在英文版中则是“The Wolf and the Lamb”,“猴君狐臣”在英文版中为“The Fox and the Monkey”。“狮蚊比艺”在英文版中只是“The Gnat and the Lion”。此种例子比比皆是。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意拾喻言》中每篇寓言的题目所传达的信息量大,大部分都交代了故事的情节,有的则说明了角色之间的关系。汤森本中的题目大多只告诉我们故事中的人物。这种区别揭示了汉英语言习惯的不同。在题目中交代情节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传统,比如《三国演义》中就有“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红楼梦》中有“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这些题目无一例外地交代了故事的情节。 我认为,在寓言的翻译中最能体现翻译功底的应是对话的翻译。初读《意拾喻言》和林纾版《伊索寓言》,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幽默感。因为我再也找不到《伊索寓言》的天真和童趣,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互相寒暄与攻讦。那些充满童真的动物形象满口“之乎者也”、“呜呼哀哉”,充满了中国特色。上文《猴君狐臣》中狐狸有这样一句话:“大王在上,小臣有话启奏。现在某处有金一窖,必得大王亲往,方可取也。”这是中国典型的君臣对话。在《鸦狐》篇中,狐狸如此恭维乌鸦:“闻先生有霓裳羽衣之妙,特来一聆仙曲,以清俗耳,幸勿见却。”这句话是典型的古代文人奉承之语,正体现出狐狸的虚伪与狡诈。 上文提到的《豺烹羊》中强者与弱者的对话,明显反映出强者的蛮横。中国古代强调“出师有名”,而豺狼的话正体现出这一特色,有名的背后却藏着无理,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却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汝浑浊此水,使老夫不能饮,该杀!”此对话将中国古代君臣之间、强国与弱国之间的文化逻辑展现得淋漓尽致。 另外,《豺烹羊》中出现了盘古,这显然是《意拾喻言》的译者强加进去的,以体现中国文化特色。我们再来看译者对“寓意”的概括,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要素更为显著。寓言《猴君狐臣》中,译者最后用四个字概括寓意,即“位高者危”。《淮南子·人间训》有对“位高而危”的完整诠释:“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厚禄,三危也。由此观今,危者甚众。而世人皆不识其危而羡之,乃大危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高下相倾,祸福相依。“位高者危”传达的其实是中国文化中深奥的处世哲学。译者对西方寓言的翻译,最终透露出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狮蚊比艺》中,译者在末尾说:“如兵法不论多寡,若无行伍,虽千万人,不足畏也。”这反映出中国古代的军事思维。从狮子与蚊子之间的比艺,最终得出此理,不得不说是译者的创作。《豺烹羊》中,译者将其寓意概括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名言出自《左传·僖公十年》:“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在中国历史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句话也勾起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总之,《意拾喻言》的作者只是在拿古希腊人的寓言故事做材料,译本本身所传达的思想完全是中国化的。 如果说《意拾喻言》的作者是凭借古希腊素材表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精髓,那么林纾版《伊索寓言》则要借此表达强烈的时代呼声。如: 畏庐曰:葡萄即不见食于羊,其终必为酒;山羊即不仇葡萄,亦断不能自免于为牲。欧人之视我中国,其羊耶?其葡萄耶?吾同胞人当极力求免为此二物,奈何尚以私怨相仇复耶? 林纾借寓言感伤国难,讥讽时局,呼唤同胞觉醒,表现出高尚的政治情怀。在林版《伊索寓言》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作者对其他话题的论述,如国家贫弱的根源问题、军事建设的紧迫性问题等等,大多体现出作者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这样一个小小的寓言集承载了家仇国恨和一个志士对祖国复兴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纾的翻译是最为崇高的,是翻译文本中的一个奇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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