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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元显成为帝国执政官之后，自以为做得不错。因为他不但把不服自己的地方大佬全部打败，更在中央政府一家独大。 从表面上看，司马元显的权力已经达到了顶峰。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司马元显的权力并没有扩张多少。  先看地方政府：王恭虽然倒台，但刘牢之崛起了；殷仲堪虽然倒台，但桓玄崛起了。 再看中央政府：司马元显一系独步朝堂。从乐观的角度来说，这是司马元显实力大增；从悲观的角度来说，这是司马元显进一步被孤立。 谢安被排挤出局，标志着东晋士族政治走过了它最辉煌的阶段；司马元显崛起，标志着东晋士族政治逐渐走向末路。 在司马元显崛起之后，司马皇族逐渐抛弃了自己豪门士族的身份，开始大规模集权。无论是中央高官还是地方要员，我们都看不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豪门士族代表了。 在东晋帝国的视力范围内，豪门士族依然在鼓吹门第和血统的重要性，但他们已经无法阻止皇权的复兴，更无法阻止寒族子弟暂露头角。 在司马元显崛起之前，东晋地方政府最有权势的三个人是王恭、殷仲堪和庾楷，这三个人都是根正苗红的豪门士族。 在司马元显崛起之后，东晋地方政府最有权势的三个人是桓玄、刘牢之和司马尚之兄弟。从家庭出身来看：刘牢之和豪门士族完全不沾边，司马尚之兄弟和桓玄的家庭出身虽然与豪门士族有关，但司马尚之兄弟是皇族成员，而桓玄是地方豪强（桓玄获取权力的方式，并不为豪门士族所认可）。 在司马元显崛起之前，抛开皇族成员不算，东晋中央政府最有权势的两个人是王珣和王国宝，这三个人也是根正苗红的豪门士族。 在司马元显崛起之后，东晋中央政府已没有一个值得称道的豪门士族代表了。  这只是东晋士族政治一蹶不振的开始，几年之后，整个江南地区的军政要员，连一个所谓的豪门士族代表都看不到了。 很多人看到刘裕、何无忌和刘毅等寒门子弟，率领一群乌合之众就能闯入朝堂，占据核心地位，总会认为他们英勇无敌。其实，这一切都建立在东晋士族政治日渐衰弱的基础之上，往前推个二三十年，他们就算再英勇无敌，也没有这个机会。 其实早在刘裕、何无忌和刘毅等人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寒门子弟，率领一群乌合之众，成为了东晋的风云人物，他的名字叫孙恩。 孙恩有多草根呢？他不但不是豪门士族出身，就连刘裕等人都比不上。因为刘裕等人好歹还是军队中的高级将领，而孙恩只是一个被政府通缉的逃犯。 会稽内史谢輶发其谋，道子诛之，恩逃于海。——《晋书》·卷一百·列传第七十 孙恩在被通缉之前，只是五斗米道的一个道士，《晋书》对他的称呼是“妖贼”。 孙恩造反之后，先是杀死了王氏代表人物王凝之，随后又杀死了谢氏代表人物谢琰。虽然孙恩最终失败了，但他把东晋搅了个天翻地覆。孙恩失败之后，他的后继者卢循和徐道覆，更是杀死了何无忌，把刘毅打得大败，最后与刘裕打得旗鼓相当。 如果用英雄史观来分析问题，我们在说到刘裕崛起时，总会过分强调他的个人能力，而不是从社会背景去分析刘裕的成功。 在东晋末期，寒门子弟一个接一个地崛起于历史舞台，从最初的刘牢之，到后来的孙恩，以及再之后的刘裕、刘毅、何无忌、卢循和徐道覆等人。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这绝不是用某人英勇无敌就能解释得通的，因为这根本不是偶然现象。  东晋士族政治稳定之时，通常会造成一种局面：帝国的政治生态带有强烈的“民主共和”色彩。 在成熟的东晋士族政治下，没有人可以只手遮天，帝国主要的军政事务，都是由众多豪门士族的代表人物共同决策的。 在这种背景下，底层士族和寒门子弟有了不满情绪，宣泄的渠道会非常多。因为这个社会绝不是某个人或某股力量一手掌控的。 在这种背景下，底层士族和寒门子弟有了不满情绪，绝不会想到使用“聚众造反”这么极端的方式来宣泄。而是通过支持某个豪门士族的方式，来谋求自己的现实利益。 可随着豪门士族的衰弱，底层士族和寒门子弟有了不满情绪之后，已经无法通过支持某个豪门士族的方式来谋求利益了。 因为当时的豪门士族，已经被某个强势人物压制得自身难保，哪有维持平衡的能力呢？ 司马元显成为执政官之后，就开始完全无视东晋士族社会的游戏规则。而面对这个无法无天的少壮皇族，那些豪门士族的代表人物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凭心而论，我非常理解司马元显试图集权的想法。但司马元显过于年轻，做事情非常急躁。如果他的动作能够温柔一点，结果可能会变得不同。 史书在写到孙恩叛乱的背景时，是这样记录的：司马元显既严厉又刻薄，从不把别人的性命当回事。调发东方各郡中的奴仆放免为佃客的人，称为“乐属”，迁移安派到京城来抵充兵役，东方各郡群情喧然，他们都感到困苦。 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晋书》·卷六十四·列传第三十四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豪门士族强盛的时期，肯定会有强势的豪门士族代表人物站出来领衔反对司马元显。但在哪个豪门士族早已衰弱的时期，他们纵然对司马元显有万般不满，却也没人敢带头站出来反抗。 在这种背景下，孙恩横空出世。孙恩领导的这次叛乱，可以称之为“东晋版黄巾叛乱”，只不过规模比起汉末的正版叛乱小了许多。  那些利益受损的人，通过支持孙恩造反来宣泄自己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面对这种如火如荼的造反行径，豪门士族的心情肯定是极度矛盾的。 他们不愿意支持孙恩，因为这种行为必然会威胁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又不得不支持孙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司马元显有所收敛。 如果豪门士族阶层的利益一致，那么底层士族和寒门子弟纵使有再多不满，也很难有一个宣泄的渠道。比如说“士庶天隔”，底层士族和寒门子弟肯定有许多不满，但那又能怎样呢？谁敢公然反对呢？ 如果豪门士族阶层的利益出现巨大分歧，那么底层士族和寒门子弟的不满情绪，相对就容易宣泄出来。至少在这种情绪酝酿之时，会变得相当容易和迅速。因为在人们纷纷发表“反动”言论并做出各种串联的时候，各地的豪门士族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有甚者还会煽风点火。 因为各地的豪门士族都无力或也不敢反对中央政府，所以他们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中央政府的执政官改变决策。 但民心好利用，却难以控制。当豪门士族阶层发现民心已难以控制之时，一切都已经晚了，这就是孙恩叛乱可以迅速出现并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  孙恩毕竟是体制外的力量，他无法与东晋利益集团融合在一起。东晋的利益集团为了给司马元显造成压力，或许会有意无意地默许和纵容孙恩的造反行为，却绝不会真正支持孙恩推翻东晋。 东晋的利益集团，不但包括那些豪门士族，还包括那些体制内获利的寒门子弟（主要以北府兵将领为主），他们的合力是极其强大的。 在这种背景下，孙恩纵然可以称雄一时，却还是免不了走向失败。史书记载孙恩投海自尽，他的信徒们却认为孙恩获得了永生，称他为“水仙”。 据说，在今天的浙江临海，还有“水仙庙”，就是用来供奉孙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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