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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上海教委重大科创项目刘正教授《金文学术史》14 第五章 铭文的分期和断代 引 论 薛尚功在《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中曾主张“器铭一字者，多夏、商之器也”，可见他是比较早的注意到铭文和断代问题的金文学家。 其实，这一现象，古今很多学者们全注意到了。郭宝钧在《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一书中就此总结说： 就铭文看，晚商已从中商的无铭时期进为有铭时期……少者一、二字，多者三、四字，或为族徽，或为致祭对象，如父癸、母戊之类的称号，均甚简单。 今天，我们一谈到对铭文的分期和断代的问题，它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青铜器的分期和断代，其次是铭文字体和书法艺术的分期和断代，最后是铭文款式和用语的分期和断代。有时候，从铭文铸、刻工艺的不同，也可以进行断代。比如，战国以前多铸铭,战国时期有较多的刻铭。 关于青铜器的分期和断代的问题，那是青铜考古学的重点研究课题，在青铜考古学上被定为商器的，除了有部分商器铭文是出自后人伪刻之外，一般来说，商器上出现的铭文肯定也是商代的。被定为周器的，除了有部分周器铭文是出自后人伪刻之外，一般来说，周器上出现的铭文肯定也是周代的。这应该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对青铜器进行分期和断代的研究还不是铭文的分期和断代的核心内容。在这方面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当首推陈梦家及其《西周铜器断代》的长篇系列论文。 关于铭文字体和书法艺术的分期和断代的问题，又是美术考古学和书法史研究的重点课题。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就曾主张： 到了春秋末年，特别是在南方的吴、越、蔡、楚诸国，竟出现了与绘画同样的字体，或者在笔划上加些圆点，或者故作波折，或者在应有字画之外附加以鸟形之类以为装饰。 春秋铜器上铭文的上述特点，显然和商周铜器上铭文的“字体比较凝重”的艺术氛围是截然不同的。梅原末治在《中国青铜器时代考》一书中也提出：“自考古学之立场观之，有极可注意一重要之点，即铭文书体之不同是也”。应该说，郭沫若等人的铭文的分期和断代学说更多地还是从这里入手的。但是，这两个方面的分期和断代的内容只是铭文的分期和断代的辅助，铭文款式和用语的分期和断代才是我们所说的铭文的分期和断代的核心课题。在过去的六、七十年中，又多以铭文中的历法用语研究作为这一方面的主攻方向。前有吴其昌，后有杜勇、彭裕商等人。 有关学术界对铭文款式和用语的分期和断代的研究，我们分别加以介绍如下。 第一节 郭沫若、容庚三期说 在对铭文款式和用语的分期和断代的研究，是近现代学术史上的热点课题。郭沫若和容庚的三期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启迪作用。所谓三期，即按照商、西周、东周三个歴史时期，把铭文款式和用语也相应的分成这三个时期，我们分别加以介绍如下： 1、商代期 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主张： 殷代的金文，字数不多，因为有铭的青铜器占少数。铭文也不长，每每只有三两个字。铭文长至十数字或数十字者为数极少，大抵都是殷代末年的东西。但在殷代金文中有一项很值得注意的成分，那就是有不少的所谓“图形文字”。……这种文字是古代民族的族徽，也就是族名或者国名。 郭沫若对商代的金文特点，分析十分准确。特别是困扰了金文学界千年之久的所谓“图形文字”的问题，他主张这些是“古代民族的族徽”，并且提出了这些族徽在结构上表现出的两个系统：刻画系统、图形系统。这就为铭文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他通过细致的观察发现铭文上“刻画系统的族徽之比较少”的现象。最后，还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对铭文总结说“本来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的风味”。 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也主张：“商代铭文，以一字至五、六字为多，记录作器之人及为某人作器。其作器之故，以祭祀赏赐为多。其所记之事，奥晦难晓。其长无过五十言者。” 2、西周期 对于西周时期，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首先主张：“古代的文化到了周代便蓬勃地发展起来了，无论典籍或文物都异常丰富”。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和周以前的情况比较起来，的确是大有不同”的结论。他还特别以西周重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寡为例，说明了这一点： 在今天所能见到的周代第一手资料以金文为最多。周代的青铜器，一开始便有长篇大作的铭文出现。例如，成王时代的《令彝》有187字，康王时代的《大盂鼎》有291字，直到西周末年宣王时代的《毛公鼎》竟长达499字。这个数目，和殷代的三两字乃至三二十字比较起来，却可以说是洋洋大观了。 然后，他还是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出发，对西周各王时期的铭文艺术进行了分析和对比研究： 从文字结构上来说，西周初年的金文连同铜器本身的花纹、形式，和殷代是相因袭的。字体比较凝重，丝毫也不苟且。恭王、懿王时代的字体和花纹则比较散漫，有些粗枝大叶的感觉。宣王时代又比较庄重起来，但和周初的庄严体段不同，而有比较自由开放的味道。 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主张： 西周前期铭文渐长，其文辞仍古奥不能尽解，而所纪之事多异。西周后期多以锡命而作器。虽铭文有详略，而大体相同。 和郭沫若一样，容庚还特别对比了商、周铭文在书法艺术上表现出的异同： 商代可分雄壮、秀丽两派。雄壮派如《乃孙作祖己鼎》、《车作父丁尊》是也。秀丽派如《乙亥父丁鼎》、《 卣》是也。介乎两者无论焉。然而首尾皆略纤锐。西周初期尚承其体。如《盂鼎》、《麦鼎》则属于前者，《沈子簋葢》、《橘簋》则属于后者，犹未大变。西周后期则笔划停均，不露锋芒，如《毛公鼎》之长方、《散盘》之蛎扁，此以变也。若《虢季子白盘》、《措 簋》、《秦公簋》，犹存宗周文字之正轨。 就是西周时期，陈梦家认为：它也可以再分成三个时期，即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其中，西周早期对应的王为武王、成王、康王、昭王四位天子。西周中期对应的王为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夷王。西周晚期对应的王为厉王、宣王、幽王。 3、东周期 而郭沫若对东周的铭文，看法就完全不同于前两个时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他发现： 铭文、花纹和形式都有进一步的解放。铭文的字体多种多样。到了春秋末年，特别是在南方的吴、越、蔡、楚诸国，竟出现了与绘画同样的字体，或者在笔划上加些圆点，或者故作波折，或者在应有字画之外附加以鸟形之类以为装饰。这些大抵就是后来的缪篆、鸟篆或者虫篆的起源了。 而出现这些现象，显然和当时的“王室之器绝迹，差不多都是诸侯和王臣之器”的东周时代特点紧密相关。 在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并没有所谓的“东周期”，他使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其内涵是一样的。在该书中，他主张： 春秋战国之器，有铭者少而无铭者多，新郑、浑源所出其着例也。铭文之长者，当推尸镈四百九十二字。 不难看出，郭沫若、容庚的三期说立足于书法艺术和历史朝代的两重基础之上，对于我们分析研究商周时代的铭文特点和分期、断代，有着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二节 陈梦家五期说 陈梦家在《中国铜器概述》一书中主张商周青铜器、铭文、字形三个方面都可以各自分为五期。而和金文学术研究有关的就是他的将铭文分为五期的主张。 1、第一期 在这一期，陈梦家认为本期的内容可以分为记名之铭文、记事之铭文两种。其中，记名之铭文有九类，即：族名、受祭者名、族名·受祭者名、作器者名·器名、作器者名·受祭者名、受祭者名·器名、受祭者名·器名·族名、族名·作器者名·受祭者名·器名、作器者名·受祭者名·器名。记事之铭文有两类，即：征伐、赏赐。 陈梦家称此期为记名时期。 2、第二期 陈梦家认为本期的内容可以分为五种：征伐、祀典、赏赐、册命、约剂。他还总结出本期铭文的两大显著特征：一个是“此期铭文如《盂鼎》、《毛公鼎》等长至四、五百言，最与《尚书》相近”。一个是“本期之晚页渐有韵文，而散文居多。其文字及文法，并不因地域而有显著之差异”。 陈梦家称此期为散文时期。 3、第三期 陈梦家认为本期的内容可以分为四种：作器媵女、征伐、先世功绩、铸器记其名。他还总结出本期铭文的两大显著特征：一个是“此期铭文较上期简短”，一个是“此期渐多韵文，渐发生惯用语，如，钟铭中之‘中翰謯扬，元鸣孔皇’，又祭器上之嘏辞如‘万年无期’、‘眉寿万年’、‘永保其身’、‘通禄永命’等”。 另一方面，从本期开始，在铭文中出现了对铸造成分的记录。陈梦家认为上述现象尤其表现在铸造青铜兵器和乐器之时。这反映了当时对这两类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侧重。 陈梦家称此期为韵文时期。 4、第四期 陈梦家认为本期的内容与第三期大致相同，但是用语却“更趋简短”，而且还出现了“因地域不同而有不同之文法”的现象。在本期青铜器铸造中出现了度量衡日常用品，在铭文中也出现了铸造者的名字。 陈梦家称此期为记名时期。 5、第五期 陈梦家先生认为第五期的内容“铭文皆成一定之程序”，而其内容则有如下五类：铸冶之工人名、器之度量衡、作器之年月日、器之所有者、吉祥语。 陈梦家称此期为程序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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