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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三月的一天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发掘出了一个不一般的“古物”，这是一件青铜器，似乎非常古老。 造型上看呈圆形，有侈口、兽首、双耳垂珥、鼓腹、圈足器身下还连铸着方型底座，器身上刻着上古时代的饕餮纹，整个青铜器全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内部还刻着铭文。 这件青铜器的发现举世瞩目，它就是我国目前所知的西周时期出土的最早的青铜器——“利簋”，原藏于临潼县文化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一、利簋简介 “利簋”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32字，保存了武王伐商的珍贵历史资料，是国家首批64件禁止出国展出珍贵文物之一。簋音gui上声，是先秦时期的食器，本字隶定为“皀殳”经籍通常写作“簋”。 自宋代以来，都将“皀殳”称作“敦”而将“敦”称作“彝”，被称为“簋”的实际上是“盨”。到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才开始分辨出真的“簋”，而直到近代学者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才将从宋代开始就含混不清的几种青铜器分清楚。 簋在先秦时期除了作盛放煮熟的黍、稷、稻、梁等饭食之外还作为礼器使用。尤其是在西周时期，按照周礼所规定的，簋在祭祀和宴飨当中以偶数组合并奇数组合的鼎一起配合所使用，规格上看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元士用三鼎二簋，出土的簋也多以偶数组合被考古所发现。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上来看，簋最早出现在商代中期，到商代晚期逐渐增多，西周时期簋的数量非常多，这和青铜器冶炼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西周早期的簋的造型和商代差不多，到中期之后变化开始越来越大而且造型也越来越丰富，到周代晚期又逐渐趋于定型化。 现今发掘的周代青铜簋有很多，诸如利簋、令簋、免簋、天亡簋等都十分知名。按青铜器命名的习惯和原则，由于“利簋”原是被周王室赐给“右史利”的铜而由“右史利”所打造因此命名其为“利簋”。由于利簋发现在西周最早，所以还享有西周第一青铜器之名。 二、利簋的铭文 利簋的制造人“右史利”右史是他的官职名，利是他本人的名字，关于这个人我们在史书中找不到有关他的信息，但从铭文记载的情况上看，应当是参与牧野之战的随从人员，从官名上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利应当是周人专门负责记事的史官。 利簋上铸刻的铭文即是我们所知的金文，因为刻在青铜器上而得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之一。刻有四行32字，有说33字的疑是将首字拆成武王两个字来解读了，根据金文阅读顺序我们一点点看这篇只有32个字的铭文都记载了什么大事。 利簋铭文的第一个字写作“珷”是周武王发的专用字，后世学者受王国维、郭沫若等人观点影响也多认为诸如利簋所见“珷”等王号应该是生称谥号，故而周初王号生称在学术界影响深远，但亦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这里我们暂不详述了。 利簋铭文据学者隶定现已经被识读，为方便阅读直接选取译后铭文，部分通假字原字未列入其中，全文如下： 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又商。辛未，王才管师，易又吏利金，用乍旜公宝尊彝。 其实从译文上大致上可以看出利簋铭文具体写的就是王如何赐给利金作器的背景。我们深入着一点点解读，第一句就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武王伐商的时间，这一天在甲子“氵龺”，“氵龺”通朝指清早。 所以很显然武王伐商在西周早期青铜器里就记载了是在甲子日清早这一天，而《尚书·牧誓》中提到的“时甲子昧爽”，昧按马融解为天未旦，《说文解字》也解释昧爽是旦明也，所以“时甲子昧爽”指的也是甲子日的清晨，这和利簋记载的“甲子朝”一样也是符合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 岁指岁星也就是我们今天称的木星，鼎这里作当、正当的意思将。古人发现岁星十二年一周天，所以用岁星纪年，而岁星是否当位也被古人视为判断吉凶的征兆，“岁星所在，利以伐之也”可以看出伐纣当天是做过一定程度的“占卜”的这与武王初次出征复还可相印证。 而这和后的一句由于晦涩古奥，扞格难通，各家在句读、解读等方面分歧极大，聚讼纷纭，至今犹莫衷一是。这里为求解释清楚采用李学勤先生等人的观点来解释。 按此说克昏夙又商指的是在一夜之间占有了商，克指能够，昏夙是黄昏到天亮，又通有指占领，商在这里应该指大邑商。连上前文利簋的铭文上半篇内容讲了武王伐商在甲子这一天的早上到了商郊牧野，观天象木星处于合适的位置所以发动了讨伐商人的战争，经过了一夜的最终占领了商王国。 这和《史记·周本纪》中所描绘的内容也正好印证，同时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天文上对于岁星的推断牧野之战应当发生于公元前1044年1月9日。 利簋铭文的后半部分相比于前半部分就很容易理解了，辛未这一天，正好是甲子日后的第八天。武王在管师，金文里才通在，管师是地名现据学者考证可能是河南省郑州市。 易通赐作赏赐之意，又通右吏通史，又吏即是右史是利的官职，先秦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最后一句乍通作，旜公是利的祖先，利做这个簋就是为了祭祀他的。用作谭公宝尊彝是周代金文中的典型辞例，大多数青铜器都以用作某公宝尊彝做结语。 所以后半部分的内容翻译过来就是克商后的第八天武王在管师这个地方赏赐给当时担任右史的利一块铜，之后利用这块王赏赐的铜铸造了这个簋用作祭祀祖先旜公的礼器。到这里关于利簋铭文就全部解释完了。 三、有关利簋的其他问题 在解读利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其他的问题，诸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在“岁鼎克昏夙有商”这七个字上学者们就在句读。解读等方面有不同的看法。 有解释成“岁鼎克昏，夙有商”的，还有解释成“岁鼎克，昏夙有商”的还有我们前面提的“岁鼎，克昏夙有商”，可以看出句读的不同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差异。 再者就是前面提到的“生称王名”的问题，因王国维先生以及郭沫若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他们所支持的这一观点在很长时间里被作为学术共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才逐渐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异议。 例如就有学者指出宜侯夨簋、史墙盘的铭文，既有对前代先王的称呼，又有对时王的称呼，而前者都称王号，后者则仅称王，那么利也有可能是在武王去世后的成王时代铸造的这个簋，而武王克殷二年卒更是为这种情况添加了更多可能，所以珷这个字很可能是武王死后的谥号而非生称。 对于西周初期是不是真的“生称谥”以及相关问题还需要学界更多的研究和证明。 当然从总体上看利簋的发现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意义都是非同一般的，像岁星的记载和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天文历法联系起来探寻具体时间，与古籍相印证的历史细节等等，还有就是在古文字学上也对金文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利簋对于中华民族有巨大的意义。 利簋是先民古朴冶炼技术的结晶，是传承者中华民族千年文明的珍宝，更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象征。 参考资料： 《尚书诠释》、《尚书今古文注疏》、《商周古文字读本》、《史记》、《中国青铜器》、《春秋左传注》、《利簋为成王世作器考证》、《论生称谥及谥法起源问题》、《西周铜器断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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