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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〇〇〇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下简称《工程简本》）对前1044年说的评价及对选择前1046年的解释是： 公元前1044年说开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对《国语·周语》伶州鸠语、《荀子·效儒》等文献作了较为顺畅的解释，所得甲子克商之日清晨岁星上中天。此说的问题，在于对金文纪时词语的理解与夏商周断代工程金文历谱研究所得结果难以整合。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金文历谱，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目前尚未发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时的青铜器，难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据《尚书·金縢》，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即病愈，又说武王死后，国中发生“管蔡之乱”，但没有提及武王的卒年，后世学者对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有争议，据梁玉绳《史记志疑》统计，有二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等异说。但文献记述武王史事无超过四年以上者。东汉学者郑玄在其《诗谱·豳风谱》中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四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日本高山寺《周本纪》钞本，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与郑说相合。取此说则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天文推算的公元前1046年说与此正相符合。此说与金文历谱衔接较好，与《武成》、《召诰》、《洛诰》历日、《国语·周语》伶州鸠语等也能相容，是三说中符合条件最多的一种，故定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世界图书出版社 2000年10月版48-49页） 既然如此，就需要看一看前1046年说的天文依据是什么，因为在前列江晓原对比表中前1046年说的天象大部分是与史料记载不合的。 《工程简本》第46页是这样介绍公元前1046年的推定方法的： 此说从研究《武成》历日入手，逐一排比不同的月相说与克商年的对应关系。又对《国语》伶州鸠语的每月情况进行分析和排列，认为其所述“日月星辰”的位置浑然一体，其中“日在析木”限定了一月朔的日期（11月12日——12月11日）。为谨慎起见，将《武成》一月朔放宽到11月1日——1月31日期间（即建亥、建子、建丑）进行筛选，得到公元前1120——前1020年的100年之间约150组克商的可能日期。再按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金文纪时词语的理解（生霸在望前、死霸在望后）筛选，得到10组密合、15组粗合的日期。最后用“岁在鹑火”作为检验条件筛选，得到3组克商甲子日： ①公元前1093年1月27日； ②公元前1082年1月29日； ③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其中第③组为密合，其余为粗合。结合文献、考古信息以及天文条件的符合程度，选出克商日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此一种方法使笔者难以理解的是将《武成》中的一月朔放宽到11月1日——1月31日期间，意思是能将就建亥、建子和建丑三种月建。但问题是，众所周知，周历建子、商历建丑、夏历建寅、秦历建亥。讨论《武成》的月建用周历或商历即可，为什么要讨论建亥呢？另一个问题是，《工程简本》在确定前1046年说的依据还有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用的日本高山寺《周本纪》钞本。国内《史记》钞本众多，为什么确信日本钞本是正确版本呢？再有，工程否定前1044说是考虑到与工程成果“金文历谱”难以整合，而且与金文纪时词语难以整合，笔者的问题是首先“金文历谱”的排定中只涉及到成王元年应为前1042年，武王究竟在位两年还是四年与成王元年时间并无关联。而关于月相的几种解读，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更支持江晓原的观点，即铭文、文献中专门提到的月相一定是人的肉眼可以明显区分的月相，试问谁能用肉眼分别初五和初六的月相呢？再次就是“岁在鹑火”的问题，这里使用的岁星纪年法，实际上学术界有很大争议，根据岁星（木星）的运转周期为11.8622年绕天一周，而不是12年，因此每年移动的范围都是一个星次稍微多一点，经过86年就会出现超辰（即多走一个星次）。因此，岁在鹑火只要这一年中岁星在鹑火星次中出现一段时间便是可以成立的，不必作为一个非常苛刻的满足条件。另外，岁星纪年法在《国语》、《左传》中仅见，而这两本书又被刘歆进行过改动，学术界本来就有人怀疑“岁星纪年法”是否真实存在过，因此岁在鹑火这个条件作为重要证据，让人很难信服。 （未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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