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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风格和产地是青铜器研究中最为关键的三个问题，三者之间不仅具有紧密联系，而且还可结合出土地，涉及到器物的流动等问题。本文以陕西淳化黑豆嘴墓地所出土的一件壶为案例，对上述问题试作探讨。 一、淳化黑豆嘴遗址 黑豆嘴是陕西淳化东北的一处南低北高，东、西、南均为沟道的半岛式塬头，南北长约一公里，东西宽约半公里。1982年冬，农民在黑豆嘴塬头平整土地，在塬上北、西、南三边挖出了四座墓葬，埋葬形式不明，收集到一百多件青铜器。 CHXM1 位于塬面西侧，距地表不足一米，收集到的随葬品包括青铜器67件（刀1件、削2件、镞22枚、尖顶泡3件、涡纹泡33件、小圆泡6件），金饰1件，串珠数百枚，另有海贝、绿松石和呈翠绿色的肢骨残段等。 CHXM2 位于CHXM1南七米，距地表深约一米，墓主头似向东，出土青铜器九件，包括爵、刀、斧、弓柲、钺、戚各1件和2件泡及1饰件。 CHXM3 在塬南侧，墓深不及一米，墓主头向西南，出土青铜器23 件、金器4件和骨笄、绿松石及海贝等。青铜器包括壶、斧各1件、镞5枚和小泡15件。 CHXM4 在黑豆嘴塬头北侧，墓深约1.5米，发现有人骨，出土铜戈和镞各1件，另有1件金饰。 姚生民先生指出，所出的镞和五孔刀分别与扶风杨家堡西周早期墓所出镞、岐山魏家河所出商晚期刀相同。三座墓出土金饰品，与永和下辛角所出商代金耳环相同，而銎内戈属晚商样式，说明这四座墓的年代属商晚期到西周初期[1]。 李伯谦先生把黑豆嘴墓地归入石楼——绥德类型，将墓中遗物主要分为三群，分别包含了商文化、草原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因素。[2]张长寿和梁星彭先生认为以黑豆嘴墓葬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与陕北、晋西的光社文化晚期的遗存有较多相同的文化因素，两者虽也有不同，但显然是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并注意到这里所见的陶器与先周锥足鬲相似。[3] 朱凤瀚先生认为，黑豆嘴出土的铜器中，除了属于殷墟铜器形式的器物和作为与绥德——石楼类型文化交流产物的器物（如舌形钺等）之外，还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如条形有穿刀、尾带圆柱的有銎斧、半月形有銎钺、曲尺形有銎斧、椭圆形首削、马头形弓形器等，后者“似应视为商后期陕西中部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类型”，并提出“黑豆嘴类型青铜器”的概念。[4]张文立和林沄先生研究过黑豆嘴墓地出土的青铜兵器、工具和具，也使用了朱凤瀚先生“黑豆嘴类型”青铜器概念，指出它们“不但受到来自青海地区的影响，而且与更遥远的西面可能也存在着文化上的关系。”[5] 李学勤先生讨论西部青铜器，涉及淳化黑豆嘴，提及二号墓出土的爵 [6]，“装饰华美，有扉棱，除三足较短外，很多地方近于妇好墓的一对圜底爵。” [7] 陈坤龙等指出黑豆嘴的三角援戈和尖顶泡与城固苏村出土者一致[8]。这些器形分析展示出黑豆嘴遗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它们的技术研究则有待展开。 二、黑豆嘴出土的青铜壶 三号墓 CHXM3 出土的一件壶，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一）风格 该壶属于大口贯耳式，无盖；颈部不明显，垂腹，上、下腹平滑过渡；椭圆形截面，长轴端布局贯耳和扉棱，结构和纹饰均对称（图一，1、2）。 图一 淳化黑豆嘴出土的青铜器（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1.正面 2.侧面 3.线图 壶口微侈，但口内出斜沿；颈部纹带上方饰两道凸弦纹，长轴端所设一对贯耳压在凸弦纹上，贯耳饰波浪纹（图一，3）。上腹纹带的两侧，即长轴端饰有勾牙形扉棱，扉棱的上端为头侧向的伏鸟，与身下三个连续的开口向外的C 构成扉棱，两侧有阴线勾勒，扉棱高度与纹带宽度一致。纹带由中心的兽面纹和两侧倒竖的夔纹构成，细密云雷纹衬地。兽面为高浮雕式，主体若十字形，宽吻上两个圆突为鼻翼，中间的脊棱直纵贯纹饰，鼻两侧与兽面周边饰勾云纹。一对臣字形眼的眼珠圆突；眼外有分离的短且细弱的弧形凸起，端部有小圆突，嘴两侧也有相似的结构，应属兽足。兽面额正中有阴线勾菱形，其上竖方形冠饰。冠饰两侧布一对分离的树叶形耳，耳根内侧也各有一小圆突。两侧的倒竖夔纹巨口向下，长象鼻，小眼圆突，脑后饰缨，身体倒竖，体下出一对足，前足根和缨饰均有小圆突（图二，1、3）。 图二 黑豆嘴出土青铜壶 1.下腹纹饰 2.颈部纹饰 3.颈部纹饰拓片 4.下腹纹饰拓片 下腹垂鼓，纹带较宽，结构与颈部大同小异。重要的差别有四点：一是兽面的一对树叶形耳移至两侧并与兽面分离；二是一对横展的高浮雕大角若蛹形，饰水波纹，尾尖翘；三是方形冠饰分两层，下层大，浅浮雕，上层小，高浮雕；四是两侧的勾牙式扉棱，伏鸟下有四个C（图二，2、4）。 壶底略圜，以矮圈足承器，圈足璧外斜。圈足顶在长轴端对置两个透空，其下平铺的纹带由两行勾云纹构成。壶通高328、口径 142x112、腹深280、最大腹径 210 毫米 [9]。 （二）铸造工艺 黑豆嘴壶身存留有明确的铸造工艺信息，两侧的扉棱和贯耳中间有清晰的铸造披缝（图一，1、2），而前后面中间没有类似的痕迹，说明此壶是沿两侧对开分型，两块范；圈足、腹各一块泥芯，贯耳各一块泥芯。 仔细考察壶腹内壁，不难发现有与上腹、下腹高浮雕兽面相应，形状相同的下凹，尤其是下腹兽面有横展的一对高浮雕兽角，内壁也相应下凹，但上腹兽面竖起的叶形耳属于浅浮雕，内壁则没有相应下凹（图三）。也就是说，腹部泥芯在相应的位置上有相同的兽面形突出，目的使得高浮雕兽面处的壁厚与其他部位较为均一。这本是铸造工艺设计中，考虑金属凝固所应遵循的原则，在这件壶上有精准的表现。为实现这一设计，腹部泥芯则需要与泥范同步制作，最大可能源自同一模，由模翻制泥范、由模翻制芯盒再翻制泥芯，惟其如此，范与芯经干燥、烘烤或被烧后形状才稳定，组合后型腔的尺寸才准确。事实上，达此目的不易，在壶内壁一侧、上腹兽面纹一眼上方有一补块（图三，2），当是范、芯组合时发生触碰浇注后形成孔洞，去范后发现此缺陷补铸的痕迹。 图三 黑豆嘴出土的青铜器内部凹陷 1.上腹纹饰内壁下凹 2.下腹纹饰内壁下凹 圈足的一对透孔明显内大外小，内孔近方形而外孔不规则（图四），且在内壁可见沿孔周的方形披缝，说明孔的泥芯由圈足芯自带，但芯头与范结合不够周密，铜液浸入其隙造成外孔形状不规则并小于内孔，且留下近方形的披缝。说明圈足芯自带泥芯的截面近于方形。 图四 黑豆嘴出土青铜器圈足 1.圈足内孔甲 2.圈足内孔乙 圈足形若合瓦，前后面结合处出现折角。底沿不十分平齐，内层较整齐，是圈足芯上壶型腔的边缘；外有近乎一周薄飞边，是范与圈足芯结合处铜液浸入的遗迹。但底沿一边折角的两侧，分层不显且较厚（图五），当是浇道位置。通体未观察到垫片痕迹，应为浮锈遮盖之故，具体有赖X光影像显示。 图五 黑豆嘴出土的青铜壶底沿 关于这件壶的年代，李学勤、张文立和林沄没有涉及，姚生民断其为商至西周初期，[10] 李伯谦将之划在晋陕高原商器的第四期，绝对年代约当武乙、文丁时期 [11]；张长寿与梁星彭认为属于殷墟三期 [12]；朱凤瀚认为黑豆嘴所出青铜容器属于殷墟形式，M2和M3所出器的年代在殷中期至晚期[13]。杰西 ·卡罗森（Jessica Rawson）则指出纹饰的布局和湖南石门卣一致，指出动物形扉棱是西周青铜器的特点，将之断为西周器物[14]。 三、石门卣 1957年在湖南株洲废旧物资交接站仓库内，从石门县运来的一批废铜中拣选得一件青铜卣，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熊建华推测此卣当于1956——1957年间出土于石门一带，时代属商[15]。此器发现时严重残缺，修复补配了小半个盖和整个圈足，对其定名则有壶、卣之不同[16]。 （一）风格 此卣有盖有提梁，截面呈椭圆形。盖的尺寸相对较小，以子口插入腹口内扣合。拱形带状提梁横置，设在卣的长轴方向（图六）。 图六 石门卣 1.正面 2.侧面 盖面隆鼓，其中心的蘑菇形纽系修补（图七），纽根周围一小圆饼形饰涡纹；在长、短轴向设四道勾云形扉棱，上矮下高，尾端勾起，均透空；其中仅一条扉棱完整，另三个均经补配。盖面满布纹饰，为沿长轴的扉棱左右对称的兽面纹。兽面主体以宽线构成，有卷云纹构成的宽冠饰、兽鼻和上唇，两侧有上咧的大嘴角；眼的轮廓不很清晰，但眼珠圆突，眼后的身躯小而上伸，并折向冠饰再回勾；以细线云雷纹填空衬地。 图七 石门卣盖内壁 1.突棱与突榫 2.卣盖X光片 腹的结构和纹饰与黑豆嘴壶大同小异。主要差别在如下几点： 其一，石门卣于上、下腹结合处的长轴端设一对半圆形环耳与提梁链接，黑豆嘴壶颈部则为贯耳；因提梁关系，石门卣口较黑豆嘴壶口小许多，故而上腹的纹带纹饰紧凑； 其二，石门卣上、下腹兽面纹的眼珠中间均有下凹的圆点以示瞳仁，方形冠饰均为上下两层，上层小而地层大，而黑豆嘴壶仅下腹兽面纹如此，且兽面纹眼珠均无圆坑点； 其三，也是因为提梁设置，黑豆嘴壶上腹两侧伏鸟开端的扉棱，在石门卣却移至兽面的中心为鼻饰（图八，1）；而石门卣下腹纹带，不仅兽面纹中间设置了与上腹相同的扉棱（图八，3），两侧的扉棱别致，为三伏鸟纵列相连的形式（图八，2）。鸟作伏卧状，底近平，身饰回卷纹；头圆，喙向外，眼大，眼珠突出，颈粗细与之相若，饰鳞纹；尾上翘回卷，与腹壁结合，随形以细线勾勒[17]。 图八 石门卣细部 1.上腹扉棱 2.下腹侧扉棱披缝 3.下腹部扉棱 4.内壁 拱形带状提梁两侧内弧，端头外撇并有兽头，外面中心有纵贯的 勾牙形脊，由横置开口向上的C 连续构成，但脊间有残缺。提梁脊棱两侧各饰一道水波形鳞纹，因多处残断并经补铸 , 故提梁宽窄不匀、底面亦不平齐。提梁两端与上下腹交界处所设的半圆形环耳链接，并为兽头所遮盖。兽头两角后颈中间起勾牙形扉棱型脊，纵贯提梁。 此卣造型独特，无角散列式兽面纹与横角散列式兽面纹搭配本属少见，是否有雌雄相配亦未可知；以伏鸟开头的勾牙形扉棱饰于兽面纹中间、以三伏鸟组成的扉棱饰下腹两侧、配以中间起勾牙式脊的提梁，均为别致造型，颇为稀见。 （二）铸造工艺 石门卣铸造工艺信息清晰、明确，虽为泥范块范法铸造，但包含了一些特 殊的工艺技术现象。 盖内壁，与扉棱相应处均有一条凸棱，中心有盖纽穿出的长而大的榫头（图七，1、2），说明盖钮和四条扉棱分别先铸。钮下设有凸榫，扉棱根部或可有相应的结构，有待CT扫描成像揭示。扉棱属对开分型，盖钮失却铸型不可考，而盖的铸型很可能由两块范与一块芯组成。为了铸接这些先铸的附件，在芯的中心设了凹坑、在扉棱位置设了凹槽，先铸的钮和扉棱置于盖面的范中，钮的凸榫可伸入芯中心凹坑且还保有型腔，扉棱依然，浇注冷凝后，盖壁包裹住了钮榫和扉棱根并凸起于盖内壁，强化了与盖的结合。类似的纽先铸突榫，也见于湘潭狮形山出土豕尊盖内壁 [18]。 石门卣扉棱的中垂线上都有铸造披缝（图八，1 ～ 3），未见他处垂直的或水平的披缝痕迹乃至打磨披缝痕迹，可推知器腹的铸型由两块对称泥范与一块腹芯、一块圈足芯组成。据卣腹X 光片得知，铸型组合时在两芯之间设置了四枚垫片。 前后面上、下腹兽面纹中间扉棱的铸造披缝，并未贯通整个兽面纹，而卣内壁，与浮雕兽面纹相应的则是随形下凹，情形与黑豆嘴壶一致，但由于兽面纹中心扉棱的存在，在下凹中心有纵向的突棱（图八，4），情形与盖内壁相同，说明扉棱先铸，突棱是保证和强化扉棱与器壁铸接的措施[19]。如前所论，这样的模芯合作纹，芯需要由原模制作芯盒，再由芯盒翻制而得。 提梁应最后铸造，并与腹部环接。浇注时，提梁的某些部位形成缺陷，在器物铸就后进行过补铸，但当非原作工匠而为，故补块粗糙。整个卣的浇注系统等尚不可考。 有论者指出其整体造型类似于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妇好壶，差别在此器提梁而彼器贯耳[20]。据上述资料，石门卣与黑豆嘴壶无疑更为接近。就壶和卣体而论，差别在于兽面中间先铸的扉棱，石门卣有而黑豆嘴壶没有，但二者纹饰的高度一致且同属模芯合作纹，表现出二者技术上的同源性。 四、风格相近的壶 根据著录，与黑豆嘴壶造型接近的贯耳壶可列如下六件： （一）长治西白兔壶 山西长治西白兔出土的一件壶 [21]（图九，1），从图片看，其基本造型与黑豆嘴壶颇为接近，特别是二壶上下腹的兽面纹格局相同。西白兔壶次要层面的差别在如下数端： 图九 铜壶 1.长治市西白兔出土 2.首博兽面纹贯耳壶 3.布法罗科学馆A685壶 4.大英博物馆藏壶 西白兔壶口较侈、颈略束，上腹向内弧弯，下腹圆鼓。没有扉棱饰，两侧有纹饰组分界； 兽面纹浮雕略低。上腹兽面纹分离的双耳近三角形，故而冠饰为梯形，上宽下窄。突出的眼珠为长圆形，中间有横短阴线。四足与兽面合体，足根没有了圆突。吻抵纹带下栏，嘴角深咧，两侧各露出一对尖利獠牙； 下腹兽面的蛹形双角，稍略向上略斜翘。一对分离的双耳为尖叶形，与上腹兽面呼应，但耳根的一个圆突不显。 （二）首都博物馆藏壶 首都博物馆收藏一件青铜壶（图九，2），展览标签称出土于昌平白浮，但白浮西周墓发掘简报和有关著录均未言及此壶出自白浮[22]，暂且以传世品对待。除这件壶兽面略窄、颈收束略小、兽面深咧嘴角出露三角形排牙外，和西白兔壶几乎一样。 （三）布法罗科学馆藏壶 陈梦家在《美国博物馆收藏我国青铜器集录》中的壶 A685，原为巴黎Vingnier Dinsmore 的收藏，后归布法罗科学博物馆 [23]（Buffalo Museum of Science，陈梦家译布法罗为“柏弗罗”，图九，3）。此器未见诸其他著录，据陈氏照片，其造型和纹饰与西白兔壶接近，尤其是上腹兽面纹的近三角形耳和下腹兽面纹的尖叶形耳，但兽面纹的凸起则高于彼，而鼻翼上的一对小圆突则近于黑豆嘴壶和布伦戴奇壶。上、下腹兽面吻两侧均有棱形突起，含义有待深究。 （四）大英博物馆藏壶 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青铜壶（编号1956,1016.1，图九，4），系P.T.Brooke Sewell 1956年捐赠品之一，馆方将器年代定为西周 [24]，《中国青铜器全集》将之定为商晚期器 [25]。林巳奈夫定为西周 IA[26]。这件壶的造型和纹饰更接近于西白兔壶，上腹也竖近三角形耳，但兽面两侧根部具小圆突的足在此壶则贴在兽面侧边，连同两兽面的鼻翼都没有圆突，下腹兽面的双耳也不是尖叶形，不与上腹兽面呼应。另外的特别处是圈足的单层勾云纹带，与其他壶的双层勾云纹不同。 （五）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壶 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收藏的青铜器中有一件贯耳壶，原系日本白鹤美术馆旧藏，后归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Asian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编号：B60B973，图一〇，1，后文简称旧金山壶），壶内壁铸两字铭文“乡宁”[27]。这件壶造型近于黑豆嘴壶，主要差别在于：没有扉棱；浅浮雕兽面纹，凸起矮于西白兔壶；兽面的脸略窄。但两兽面纹的结构和配置，尤其是兽面纹各器官如耳、足根部和嘴角、鼻翼，甚至填饰的夔纹的鼻根、角根均有圆突，和黑豆嘴壶颇为一致，西白兔壶仅在耳根有此特征。 图一〇 铜壶 1.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壶 2.上海博物馆藏壶 （六）上海博物馆藏壶 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壶 [28]（图一〇，2），造型风格接近于布伦戴奇壶，但上腹兽面的一对突出长圆形眼珠、且中间有短横阴线则同于西白兔壶。较为特别的是上腹兽面两侧还有一对开口向内的小C形耳，上下腹兽面均有一对连体足从面颊向下伸出，根部也有小圆突。下腹兽面的圆吻侧可见成排的三角形牙齿。陈佩芬还指出此壶冠两侧的树叶形为角，面两侧的C形为耳[29]。对照上述各壶及下腹兽面纹，蛹形角，面两侧为树叶形耳，可知树叶形为耳的造型，此壶上腹兽面两侧的小 C 形耳当为误植，或对竖立的叶形耳不解之故。 上述六件壶，前四件上腹兽面竖一对近三角形尖耳，后两件为树叶形耳，其余差别不大，风格相近，和黑豆嘴壶有相当的一致性，如兽面纹均是近乎十字形，浮雕或浅浮雕。上腹的兽面纹竖一对大耳，叶状或尖叶状，方形冠饰。下腹兽面纹均有一对横伸的大角，叶形或尖叶形耳，其形状与上腹兽面纹耳相呼应。上下兽面纹的这种配置，在商周青铜器中并不很多，南方风格大口折肩尊腹部与圈足兽面，有相近的构图[30]。黑豆嘴壶和石门卣均是如此。但上海博物馆壶上腹兽面两侧的“耳”形，则不明就里。 南方风格青铜器纹饰的一个特点是器官根部，如兽面纹的鼻翼、足根、耳根和嘴角等，夔纹的角根、足根甚至鼻根都有圆突，有的直接突起，有的则为阳线盘旋而突。张昌平早已指出这是南方青铜器纹饰的一个特点[31]。颇具洞见。在分析旧金山壶和上海博物馆壶时，指出它们具有南方风格并产于南方 [32]。但旧金山壶有铭文“乡宁”，据严志斌统计，殷商青铜器中有二十九件具此铭，并延续到西周时期，其含义可能是一种事死如事生的享礼[33]。所以铸造于南方的可能性不大。 上述八件壶和卣中，西白兔壶仅兽面的耳根有圆突，大英博物馆壶几乎没有圆突，虽然纹饰构图依然具有南方特点，但就此表现出南方风格的退化。此外，后六件壶兽面纹的浮雕都不高。图录均未介绍器内壁，张昌平曾亲自考察过旧金山壶，器内壁平光。也就是说，浮雕纹饰的内壁相应下凹这一典型南方风格器物特征，在旧金山壶上没有表现。相信上海博物馆壶、大英博物馆壶和布法罗壶也是如此，西白兔壶纹饰浮雕虽略高，但从圆突的退化看，内壁也应平光。就此一点，与石门卣、黑豆嘴壶产生了距离。 内壁下凹高浮雕纹饰是南方风格因素，技术上的合理性在于符合铸件壁厚均一的设计原则，有效避免凝固造成的热裂和浇不足缺陷，但工艺上要求也更高，芯须由翻范的模翻出芯盒，再由芯盒制作泥芯，整个工艺可以称之为模芯合作纹。根据对妇好墓青铜器的研究，内壁平光高浮雕纹饰器是殷墟本土的风格因素，解决凝固缺陷的方法则是加厚器壁，浮雕变矮，使得浮雕纹饰造成的厚度梯度变小。以殷墟本土方式表现南方风格纹饰，应是殷墟本土铸工对南方工艺排斥的结果。武丁时期迁入殷墟的南方铸工，很少有机会以模芯合作纹铸器[34]。上述五件壶，或可认为是南迁铸工设计的纹饰以殷墟工艺铸造的作品，或者他们徒子一代的作品，且旧金山壶还铸了殷墟铭文。至于西白兔壶，当是殷墟铸就流入晋东南之器，年代属殷墟早期。这些壶中纹饰趋简的取向，很可能反映了殷墟早期三重花纹向中期平铺花纹过渡的开始。 五、扉棱分铸诸器与上端伏鸟的勾牙形扉棱 黑豆嘴壶两侧有扉棱，上、下腹侧各一，长度与纹带宽一致，均以伏鸟为上端，以下为C形勾连。石门卣不仅上腹和下腹的兽面纹中间饰同样的扉棱，下腹两侧饰三伏鸟构成的扉棱，而盖面的四道扉棱则为普通的勾牙式，没有伏鸟；至于提梁的棱脊，则属低矮和细密的勾牙式。很明显，虽然黑豆嘴壶的扉棱与石门卣扉棱具有密切关系，但前者仅设计在侧边，只调整正面的轮廓，不似后者还调整侧面轮廓，且前后兽面的扉棱以及盖面扉棱均先铸成形，侧面的扉棱则都浑铸成形。 襄汾陶寺和二里头文化墓葬出土的铜铃，往往在一侧有片状扉，含义不明，或者为最早的青铜扉棱饰。明确具有青铜器装饰含义的扉棱出现在二里岗晚期，表现在尊的肩和腹部，高而宽，为勾云形，郑州人民公园和阜南月儿河均出土过[35]，这些扉棱都浑铸成形。 青铜卣也出现在二里岗时期，早期造型为细长颈，有盖，绳索状提梁多而带状提梁少，一链节将盖钮与提梁链接在一起，没有扉棱装饰。青铜壶出现略晚，大约在中商早期，颈部出现勾牙式扉棱装饰，如弗里尔收藏的一件壶（V49-5，图一一，1），在盖面和颈部均有四道扉棱装饰，盖扉棱先铸（图一一，3）颈部经深度修复，多条扉棱经过焊接，其中一条系脱掉后再经焊接[36]（图一一，3），颈部扉棱很可能也是分铸的。安阳小屯M331出土的一件方腹卣R2066（图一二），长颈圆形截面，腹方形截面。折肩，肩四隅饰圆雕兽首，勾牙形扉棱自口沿垂抵兽首后颈。扉棱透空，勾牙形扉棱贯通提梁，腹部四隅兽角卷曲突出，穹盖中央站立圆雕鸟钮[37]。年代也应属中商晚期 [38]，其颈部扉棱是否分铸以及形式均有待深探。很明显，弗里尔壶颈部扉棱的脱落、盖扉棱穿透盖壁（图一一，2），均表现出了技术风险，可视为扉棱初分铸的形态。
图一一 弗里尔壶 1.整体 2.扉棱 3.壶盖
图一二 小屯出土方腹卣（引自《殷墟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之研究》图版44） 陕西岐山贺家村墓地出土的凤柱斝（图一三，1），腹部分上下两段，各饰兽面纹带，均由三组兽面纹构成。三组未透空勾牙形扉棱分别为兽面纹的鼻（图一三，2），纹饰以之对称展开，两组扉棱和鋬作为三组纹饰的分界。在腹内壁，即可见到与三组作为兽面鼻的扉棱相应的突棱（图一三，3），另两组作为纹饰组分界的扉棱则没有相应的突棱，与鋬结合处可见到一对饰涡纹的突出内表的圆形铆头。说明鋬后铸并以铆头加强联系，三组作兽面纹鼻的扉棱也先铸，腹内壁的凸棱目的在于加强扉棱的铸接[39]（图一四，4），其功能和石门卣内壁贯过下凹的突棱一致。无独有偶，弗里尔艺术馆收藏的一件凤柱斝07.37，造型和工艺与贺家村斝一致（图一四），而鋬以铸铆式后铸与盘龙城和龙头村出土的二里岗时期簋的双耳具有紧密联系，可推定铸铆式铸接发端于南方，工艺的一致性将贺家村凤柱斝的年代拉到了中商早中期之际，弗里尔凤柱斝踵其后[40]。弗里尔壶的造型颇早，其扉棱的分铸具早期形态，年代当在二里岗与商中期之际，为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扉棱分铸实例。
图一三 岐山贺家村凤柱斝 1.整体 2.分铸扉棱 3.内壁 4.扉棱先铸示意图
图一四弗利尔凤柱斝 1.整体 2.内壁 如果将弗里尔壶扉棱先铸、铸接时器内壁没有起棱称为平背式的话（起棱的可称之为突棱式），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中，应有八件鼎腹部的扉棱，即虎饰扁足圆鼎XD:15、XD:17、XD:14、XD:16和XD:18，虎饰方鼎XD:12、XD:11和XD:10的腹部扉棱是先铸成形，再为鼎体铸接的[41]。方鼎XD:11（图一五，1）具斜折沿，方唇，一对拱形立耳顶上各饰一圆雕卧虎。腹直壁下收，唇沿饰燕尾纹一周，腹壁四面满布纹样，中心饰兽面纹，有高起的镂空扉棱为兽面之鼻（图一五，2），兽面纹以之对称展开。兽面纹四周均饰夔纹，并以连珠纹为夔纹带的边框。圆柱形足中空，足下部有凸弦纹，足跟部饰兽面纹，面向四角，有高起的镂空扉棱做兽面纹之鼻，和腹部四隅相应[42]。四壁的镂空扉棱先铸，皆对开分型，后为鼎腹所铸接（图一五，3）。鼎耳的虎形饰后铸，在铸造鼎耳时须在耳内外侧与爬虎结合处铸出凹槽，且要在耳顶面的中间铸出预留孔，后铸虎形饰时，对鼎耳形成“捆绑”结构[43]。扉棱分铸这一现象虽在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中并非个案，但在整个商周青铜器中，却属凤毛麟角，掌握此一工艺的人极少，可以认为是商代南方风格青铜器的一个特点[44]。广汉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出土的罍盖K2②:32，盖面有四条勾牙式扉棱，盖内壁相应有四道凸棱，表明扉棱为先铸式，充分体现了三星堆青铜容器南方风格[45]。
图一五 江西新干大洋洲XD：11方鼎 1.整体 2.腹部扉棱 3.扉棱先铸示意图 诚若贝格立的分析，勾牙式扉棱是南方青铜器的地域特征，与之相对，殷墟青铜器的扉棱多为长条形[46]，它们不透空，但两侧常有I、T、L阴线勾勒。殷墟妇好墓出土两件一对妇好壶（M5:795和863），盖、腹截面椭圆，长、短轴各有一直条形扉棱[47]（图一六）。而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鬲鼎，袋足外饰浮雕兽面纹，中间有以伏鸟开头的勾牙式扉棱[48]，应是另一件南方风格器物。在安阳，殷墟早、中期之交出现的脊棱式扉棱渐成主流，窄而矮，往往作为兽面纹的鼻，如西北冈M1005出土的壶R1081[49]。但勾牙式扉棱甚至在西周早期经历了一度繁荣后才消失，更多的是在殷墟中期演变为列旗式、用以装饰尊和卣[50]。
图一六 妇好壶 晚清王懿荣（1845-1900）收藏、吴大澂（1835-1902）著录的亚兽鸮尊，最后庋藏于赛克勒艺术馆[51]（V-49，图一七，1），著录此器者十数家，只有贝格立注意到与鸟首盖上三道勾牙式扉棱相应，内壁有三道凸棱（图一七，2），惜他没能指出扉棱的先铸[52]。此器盖、腹对铭亚兽，应是殷墟早期安阳铸器。
图一七 亚兽鸮尊 1.整体 2.尊盖 泉屋博古馆所藏方壶（彝25，图一八，1），盖、腹的四角均有变形的勾牙式扉棱，两耳为片状兽形，中有圆穿[53]。CT扫描结果证实与片状耳相应的内壁有纵向的凸棱，耳与器壁系分铸关系，器壁钳着耳[54]（图一八，2）。很明显，器耳属于凸棱式先铸。这是扉棱先铸向器耳先铸的扩展，目前尚属孤例。
图一八 泉屋博物馆方壶 1.整体 2.片状耳凸棱CT扫描照片 《宣和博古图》著录的一件“周百乳彝” [55]（图一九），两无珥耳犹存，相对的两耳脱落失却，正前方设耳位置凸榫明显，故属四耳簋。四耳肩设四道扉棱，将器表的长乳丁纹带八等分。内壁可见两道垂直的凸棱，与扉棱相应，当是为铸接扉棱而设，和贺家村斝、石门卣腹内壁一致。
图一九 《宣和博古图》 弗里尔艺术馆收藏的四耳簋（31.10，图二〇，1)，被认为是早年宝鸡戴家湾盗掘之物，腹部纹饰分上中下三段，上、下为三行长乳丁组成的纹带，四耳在十字方向插入长乳丁纹带中，八条勾云形宽扉棱以上下两组，各自设置在乳丁纹带的四耳间，圈足上部均饰八条片状短扉棱，分别与四耳和腹部四道扉棱相应，扉棱两侧有阴线勾勒的云纹[56]。簋腹与耳的结合处，腹部明显迭压着耳根，说明耳先铸；扉棱也被腹部迭压，说明扉棱亦先铸[57]（图二〇，2、3）。无独有偶，2013年宝鸡石鼓山四号墓也发现了一件四耳簋（M4k2:208，图二一，1），造型与弗里尔四耳簋如出一辙[58]，扉棱和耳明显先铸（图二一，2），两器的技术核心一致且独特，表现出高度的同源性和时代的一致性。
图二〇 弗利尔四耳簋 1.整体 2.腹部扉棱 3.扉棱先铸示意图
图二一 石鼓山出土四耳簋 1.整体 2.耳细部 3.簋范2000AGH31:9 《宣和博古图》四耳簋下落不明，耳无珥，扉棱以突棱式分铸，结合上述两件凤柱斝，它们有同源的技术联系，时间距离不应过长，年代或不应晚于殷墟中期[59]。至于弗里尔和石鼓山出土的两件四耳簋，时代一致，扉棱属于平背式分铸，造型或较《宣和博古图》四耳簋略晚，但比宝鸡纸坊头国墓地出土四耳簋（BZFM1:9）[60]为早。安阳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了与此簋形相近的腹范 [61]（2000AGH31:9，图二一，3），有学者指出可“证明这类风格的铜器是在殷墟铸造的” [62]。其年代自然晚于《宣和博古图》四耳簋，可能在殷墟中期与晚期的过渡阶段或略晚。 在平背式铸接扉棱器中，赛克勒艺术馆藏有一件镈（V-49，图二二，2），合瓦形，舞中央有拱形纽，两铣有鱼尾式透空高扉棱，顶端伏卧高冠凤鸟，但凤鸟和扉棱不连贯；前后钲部中心的兽面纹中间，设伏兽开端的勾牙式高扉棱（图二二，1），扉棱上有对开的铸造披缝，但在钲面并未上下延伸，特征和石门卣相同，可推扉棱先铸，未见报告内腔有凸棱，推测扉棱属于平背式先铸。很明显，伏兽是伏鸟的转型，形式和工艺均一致。贝格立推定此镈年代属商[63]，颇有见地。但两铣的伏鸟扉棱不如石门卣兽面中间的连贯，究属曲解还是别有内涵有待深究。镈两铣设鸟开端的扉棱，可能以新干大洋洲镈 XD:63 为早[64]，伏鸟向后退到舞边，故不与勾牙扉连贯。此后南方多地出土扉饰镈，大抵如此。至于镈钲部兽面中间的扉棱，赛克勒镈以兽开头，显然是石门卣伏鸟的转型，而后又转向倒爬虎形扉棱，但都是浑铸成形了。此类演变，当另外为文讨论。
图二二 赛克勒艺术博物馆藏青铜镈 1.侧面 2.正面 六、扉棱分铸器的铸地和年代盠测 关于黑豆嘴壶，很少有研究讨论其年代和产地问题。清理简报认为属于西周早期，但并未有清楚举证和讨论。 对于密切关联的器物，除杰西卡·罗森认为与石门卣关系密切外，未涉及年代问题。而对石门卣年代的认识，上海博物馆据纹样推定其纹饰属殷墟中期[65]，《中国青铜器全集》定之为商晚期 [66]，朱凤瀚先生定其年代为殷墟二期二段 [67]，熊建华先生推定其年代在殷墟二期二段或二、三期之际。 [68] 殷墟中期似乎已成共识，而对其产地，张昌平指出应是南方地区的产品[69]，贝格立等先生均明确指出以鸟为扉棱在南方青铜器中相当普遍，此卣是一例 [70]。 青铜器扉棱装饰出现的动因还不甚明了，初期的扉棱浑铸成形，铸造质量上乘，没有出现技术问题。从弗里尔壶扉棱的分铸，年代或在早商与中商之交，可以想见是工匠为了炫技，将扉棱先铸，为壶体铸接，属平背式铸接。由于器壁甚薄，不易控制先铸扉棱位置，以致盖的一个扉棱穿透盖壁，颈部一条扉棱后来脱落。 对于解决诸如弗里尔壶扉棱分铸的缺陷，铸工所采取的措施有两途，一个（组）铸工是在器内壁设凸棱，加厚铸接处的器壁，形成了突棱式铸接；另一（组）铸工不是单加厚铸接处，而是整个器壁均加厚，形成了平背式铸接，两个工艺流派均流传到商晚期。突棱式一流，所铸造的器物包括贺家村凤柱斝，从其鋬的铸铆式后铸，可推定其年代在中商早期；与之紧密衔接的是弗里尔凤柱斝，两件凤柱斝分铸的扉棱均是勾牙式，后继者为了炫技，将放了设计成伏鸟开头甚至三伏鸟连续的扉棱，如石门卣和黑豆嘴壶。石门卣和三星堆罍盖扉棱的分铸也属此类，年代稍晚于弗里尔斝，应在中商晚期到晚商早期，而亚兽鸮尊饰典型的殷墟早期器。 《宣和博古图》所著录四耳簋，扉棱也是突棱式分铸，但造型晚，或者晚到晚商中期。这类器不多，工艺难度很大，颇似工匠个人秘（绝）技，单传徒弟，一旦没传下去，即导致技艺失传。所铸器物，有待稽考。目前所知，弗里尔所藏与石鼓山所出四耳簋，是该工艺末期的产品。 至于平背式铸接的扉棱，由于难以观察判断，所知材料不多。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八件鼎扉棱以此式分铸，堪为大宗，器壁明显较弗里尔壶为厚，技艺难度略小。从大洋洲器群看，似乎不止一个工匠掌握此技，年代应在殷墟早期，武丁时代。 弗里尔藏四耳簋和石鼓山四耳簋，制作年代属商晚期，铸地或在安阳殷墟。可看作是武丁时期毁弃南方铸铜作坊、迁工匠于殷墟、南方技术北传并延续的结果[71]。当然，三重花纹饰、高浮雕纹饰、散列式兽面纹等也自南方传到安阳殷墟。 这些扉棱分铸器，大多具有商代南方风格特征，应是南方铸铜作坊的产品。亚兽鸮尊具铭，是角突出的殷墟风格因素。而三件四耳簋是殷墟晚期芯出现的类型，其风格因素的来源尚不清楚，但勾牙式扉棱、大量牛首饰则更近于南方风格，特别是扉棱的分铸可以推定是南方铸工的发明，包含着南方的工艺技术要素。但四耳簋中夔纹和乳丁纹与南方风格有别，且安阳铸铜作坊有相应的范出土，说明它们铸造于殷墟。 殷墟早期青铜器突兀出现的三重花纹和丰富多样的造型，应该不是商王朝在频繁流徙过程中取得的艺术和技术突破所致，自洽的解释是殷墟早期的青铜器设计和铸造被注入了新鲜活力所致。结合武丁卜辞中对四方的征讨，毁却南方铸铜作坊、将其工匠迁到安阳最为合理。这样将南方铸工的动物装饰和三重花纹设计、以及铸铆式后铸、扉棱先铸、模芯合作纹等绝技带到了安阳，造就了殷墟早期青铜器的鼎盛。但北迁的工匠受到了本地工匠的排斥，有些工艺如模芯合作纹鲜有用武之地，铸铆式铸接和扉棱分铸的应用也逐渐减少，表明这些工匠未充分发挥作用，或者追随者很少。殷墟中期，或许突棱式分铸工匠的徒子或徒孙在安阳作坊设计铸造了《宣和博古图》四耳簋，扉棱以突棱式先铸；此后，平背式分铸工匠的重孙和曾孙辈徒子，在安阳作坊设计铸造了弗里尔和石鼓山四耳簋。如果这一推测合理，典型的南方风格青铜器的年代，都应铸造于武丁末年之前，而改造过的或者具有部分南方风格与技术特征者，很大可能是殷墟所铸造的产品。据此可判，石门卣和黑豆嘴壶是殷墟之前及早期南方铸铜作坊的产品，而与之相近的六件壶，则是南方铸工迁至殷墟所铸，为殷墟早期或早中期之交产品。 至于泉屋方壶，一种可能其年代并非通常所认为的晚到西周时期，是未迁殷墟的南方铸工的徒子徒孙，试图在南方恢复青铜铸造时，在很差条件下的铸件。或者西周灭商后迁铸工去沣镐和成周，不排除有铸工私逃南方，在较为简陋条件下铸造的产品。 李峰讨论陕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的分期与分区，没有涉及黑豆嘴墓地，或者他认为其年代属于西周。他认为，“西区范围（按：指西安以西）山土的大部分铜器，至少第二期铜器中的大多数应属于早周文化范畴，是早周铜器或称为先周铜器。”[72] 但他并未明确早周或先周铜器的内涵和风格，也未说明这些铜器是先周人自铸抑或定制，但从黑豆嘴这件壶和岐山贺家村凤柱斝看，它们是由南方输入的 [73]。 再回头看黑豆嘴墓地所出器物，既有北方草原风格器物，也可能有西北风格器物，也有典型的殷墟和西周器物，除殷墟器铸于安阳外，其他器物的铸地均有待稽考。从本文对三号墓出土的贯耳壶的分析，推定它是在殷墟早期南方铸铜作坊的产品，增加了黑豆嘴墓地青铜器来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反映了边界地区的文化特点。 黑豆嘴墓墓主身份已完全失考，所遗留的谜团很多，难以知道他是如何搜集到各式器物、或者不知道各式器物如何葬于他们墓中的。大胆假设，墓主是以铜器流通为营生的商贾亦未可知。昌平白浮三座墓的情形，与黑豆嘴墓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或许体现着它们的地缘和墓主身份相近。这可说明处于边疆地区人群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和随意性。黑豆嘴位于陕北地区进入关中的通道上，几座墓葬中出土的銎内戈、环首刀与晋陕高原石楼——绥德铜器群出土的同类器近似；云形金耳饰则只在黄河东岸出土的铜器群中出现。黑豆嘴M2 銎内丁字形孔铜钺与卡约文化潘家梁墓地墓 M117形制近似。居住在黑豆嘴的人群不一定有稳定的铜礼器来源，几座墓中礼器的使用并不符合典型商墓中的组合特点。这些墓主或为泾水流域本地贵族或许来自晋陕高原一带。他们以输入的铜壶入葬，或许更多地强调的是对外来资源的占有。 由此引发了新的问题，我们往往以所葬器物确定墓主的族属、推定墓主身份、推断墓葬的时代，但对于复杂现象如淳化黑豆嘴和昌平白浮墓，哪类、哪些器代表了作者的族属和身份呢？ 注释： [1] 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 5 期。 [2] 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第167~176 页，科学出版社，1998 年。 [3] 张长寿、梁星彭：《关中先周青铜文化的类型与周文化的渊源》，《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 [4]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 665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5] 张文立、林沄：《黑豆嘴类型青铜器中的西来因素》，《考古》2004年第 5 期。 [6] 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 5 期，第 12 页、17 页图 5.5。 [7] 李学勤：《商青铜器对西土的影响》，《殷都学刊》1987年第 3期。 [8] 陈坤龙、梅建军、赵丛苍：《城固苏村出土铜器的技术特征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 3 期。 [9] 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 5 期。 [10] 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 5 期。 [11] 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见《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第167~176 页，科学出版社，1998 年。 [12] 张长寿、梁星彭：《关中先周青铜文化的类型与周文化的渊源》，《考古学报》1989年第 1 期。 [13]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 1111 ～ 111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14]Jessica Rawson, 1990,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volume IIB,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p. 49. [15]a. 湖南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湖南省志》卷 28“文物志”，湖南出版社，1995 年。转引自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省出土殷商西周青铜器》第153 页，岳麓书社，2007 年。 b. 熊建华：《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第 127 页，岳麓书社，2013年。 [16]《湖南省文物图录》名其为卣（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图版 10），后有图录因之（《湖南省博物馆》[ 中国博物馆丛书 2]，湖南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83 年，图 22）。此说为高至喜（《论商周铜镈》，《湖南考古辑刊》第3 集第 210 页，岳麓书社，1986 年）和朱凤瀚所沿用（《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1182 页）。熊传薪称之为牛头纹卣（《湖南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湖南省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暨马王堆汉墓发掘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湖南省博物馆，1986年，第 93 页）。《中国青铜器全集》4 归之为壶（文物出版社，1998 年，第 142 号，为省便计，本文注中注为《中国青铜器全集》4.142，前组数为卷数，后组数为编号，下同）。熊建华也称之为壶（《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第127 页，岳麓书社，2013 年）。最新图录称其为壶（湖南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编《酌彼金罍：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第 78 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 [17] 苏荣誉、傅举良、吴小燕、袁鑫：《石门卣研究》，《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二辑，第46 ～ 59 页，岳麓书社，2016 年。 [18] 苏荣誉、董韦：《商代铸铆式分铸盖纽研究》，待刊。 [19] 苏荣誉等：《湖南省博物馆藏两件大口折肩青铜圆尊的研究——兼及同类尊的渊源与风格、工艺、产地和时代问题》，湖南商与西周青铜器国际研讨会，2015年 8 月26、27 日，长沙。 [20] 湖南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编《酌彼金罍：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第78 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 年。 [21] 原器藏长治市博物馆，原始资料未见发表，李零在《上党访古记》中曾提及它（《回家》第144 页，三晋出版社，2015 年）。 [22]a.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第 4 期。b.《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编委会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À青铜器卷》第 126 号，北京出版社，2002年。 [23] 陈梦家：《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金城出版社重排本，2016 年，A685。 [24] Mark Jones, Paul Craddock, and Nicolas Barker ed.,1990, Fake? The Art of Deception,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1990, p. 38. [25]《中国青铜器全集》4.147。 [26] 林巳奈夫，广濑熏雄、近藤晴香译：《殷周青铜器综览À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第一卷图片），第300 页壶 4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 [27]a. 吴振烽编《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 11995 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1 卷，2012 年。b.《海外遗珍·青铜器续》第 63 号，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 年。c. René-Yvon L.d’Argencé, 1977,Bronze Vessel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San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pp. 44~45, 24. d.《殷周金文集成》9482，言此器收藏在神户白鹤美术馆，不确。 [28]《中国青铜器全集》4.146。 [29] a.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博物馆藏品》（夏商篇）第304~30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b.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纹饰》第 74 页203 号、第 81 页 219 号，文物出版社，1984年。 [30] 苏荣誉等：《湖南省博物馆藏两件大口折肩青铜圆尊的研究——兼及同类尊的渊源与风格、工艺、产地和时代问题》，湖南商与西周青铜器国际研讨会，2015年 8 月26、27 日，长沙。 [31] 张昌平：《论殷墟时期南方尊和罍》，《考古学集刊》第 15 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见《方国的青铜文化：张昌平自选集》第 18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32] 张昌平：《北美地区所见中国商时期南方或南方特征青铜器》，见《方国的青铜文化：张昌平自选集》第20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33] 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第 20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34] 苏荣誉：《妇好墓青铜器与南方影响——殷墟青铜艺术与技术南方来源与技术选择新探》，商周青铜器暨青铜铸造工艺研究学术会议2016 年 11 月 4-6 日：香港。 [35] a.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818 页，图版 226.3，彩版 32，文物出版社，2001年。b. 葛介屏：《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文物》1959年第1期，封二。 [36]John A. Pope, Rutherford J. Gettens, James Cahill, andNoelBarnard, 1967,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Washington DC:SmithsonianInstitute, pp. 40-45. [37] 李济、万家保：《殷墟出土伍拾叁件青铜容器之研究》（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五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 年，图版 44。 [38] 苏荣誉、董韦：《商代铸铆式分铸盖纽研究》，待刊。 [39] 苏荣誉：《岐山出土商凤柱斝的铸造工艺分析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收录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编《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51~56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40] a. 苏荣誉：《安阳殷墟青铜技术渊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铸铆结构为案例的初步探讨兼及泉屋博古馆所藏凤柱斝的年代和属性》，收录于泉屋博古馆、九州博物馆编《泉屋透赏：泉屋博古馆青铜器透射扫描解析》第365~374、385 页，科学出版社，2015 年。b. 苏荣誉：《青铜工艺与青铜器风格、年代和产地——论商末周初的牛首饰青铜四耳簋和出戟饰青铜器》，《艺术史研究》第16 辑，第97~143 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 年。 [41]a. 苏荣誉、彭适凡、贾莹、华觉明、詹开逊、刘林：《新干商代大墓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新干商代大墓》第257~300页，文物出版社，1997 年。b. 苏荣誉：《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群铸造工艺研究》，《磨戟：苏荣誉自选集》第 109~11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42]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32 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43] 苏荣誉：《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群铸造工艺研究》，《磨戟：苏荣誉自选集》第6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44] 苏荣誉：《安阳殷墟青铜技术渊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铸铆结构为案例的初步探讨兼及泉屋博古馆所藏凤柱斝的年代和属性》，收录于泉屋博古馆、九州博物馆编《泉屋透赏：泉屋博古馆青铜器透射扫描解析》第384~385 页，科学出版社，2015 年。 [4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第 263 页，图版100.4，图 149，文物出版社，1999 年。关于此盖的具体研究待刊。 [46]Robert W. Bagley, 1987,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544-546. [47]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 64、66页，图版28.1-2，文物出版社，1980 年。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第 23 号，文物出版社，1985 年。《中国青铜器全集》3.88。 [48] 梅原末治：《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大阪：山中商会，1961年，第三册，第 191 号。 [49] 李济、万家保：《殷墟出土伍拾叁件青铜容器之研究》（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五本）图版3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 年。 [50] 苏荣誉：《论扉棱分铸的青铜器》，宝鸡戴家湾、石鼓山与安阳出土青铜器及陶范学术研讨会，2015.11.30-12.4：北京- 西安 - 宝鸡。 [51]a. [ 清 ] 王懿荣：《王文敏公遗集》卷七，第八页，南林刘氏求恕堂斋印本。b.[清 ] 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第四七页，清光绪十一年（1885）自刻本。c.《中国青铜器全集》4.136。 [52]Robert W. Bagley, 1987, Shang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s, 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pp.406-411. [53] 泉屋博古馆：《泉屋博古：中国古铜器编》No. 121，泉屋博古馆，2002年。 [54] 泉屋博古馆、九州国立博物馆：《泉屋图赏：泉屋博古馆青铜器透射扫描解析》第304~305 页，科学出版社，2015 年。 [55] [宋]王黼：《宣和博古图》，卷八页二六，乾隆十八年（1753）亦政堂重修板。 [56]John A. Pope, Rutherford J. Gettens, James Cahill, andNoelBarnard, 1967,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 Catalogue,Washington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p. 368-371. 《中国青铜器全集》5.55。 [57] Rutherford J. Gettens, 1969,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volume II,Technic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Publications, pp. 92、93. [58] 陕西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编《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第98~10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 年。 [59]a. 苏荣誉：《论西周初年的牛首饰四耳簋》，收录于陈昭容主编《宝鸡戴家湾与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铜器》521~523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b. 苏荣誉：《读青铜器图录札记：牛首饰四耳簋》，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青铜器与金文》（第一辑）432~449 页，2017 年。 [60]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第 30~33 页，图版 8、彩版4、图 24，文物出版社，1988 年。 [61]岳占伟、岳洪彬、刘煜：《殷墟青铜器的铸型分范技术研究》第58~60 页，陈建立、刘煜主编《商周青铜器的陶范技术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 年。 [62] 李永迪、岳占伟、刘煜：《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谈对殷墟青铜器的几点新认识》，《考古》2007年 3 期。 [63]Robert W. Bagley, 1987,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540-551. [64]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第 63、80 页，彩版20，文物出版社，1997 年。 [65]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纹饰》第 74、81 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66]《中国青铜器全集》4.142。 [67]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 118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68] 熊建华：《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第 127 ～ 129 页，岳麓书社，2013年。 [69] 张昌平：《北美地区所见中国商时期南方或南方特征青铜器》第206 页，《方国的青铜文化：张昌平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70]Robert W. Bagley, 1987,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36。 湖南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编《酌彼金罍：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第78 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 年。 [71] 苏荣誉：《论扉棱分铸的青铜器》，宝鸡戴家湾、石鼓山与安阳出土青铜器及陶范学术研讨会，2015.11.30-12.4：北京- 西安 - 宝鸡。 [72] 李峰：《试论陕西出土商代铜器的分期与分区》，《考古与文物》1986年 3 期。 [73] 苏荣誉：《安阳殷墟青铜技术渊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铸铆结构为案例的初步探讨兼及泉屋博古馆所藏凤柱斝的年代和属性》，收录于泉屋博古馆、九州博物馆编《泉屋透赏：泉屋博古馆青铜器透射扫描解析》第365~385 页， 科学出版社，2015 年。 文章来源：《文博》2019 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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