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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董健 | 聆听一位知识分子对大学精神的疾呼

 老王abcd 2019-05-14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董健先生,因病于2019年5月12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3岁。

董健先生是著名戏剧学家、文学史家,曾担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务,并曾兼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在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中,董健先生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成就卓著,他的学术思想和突出贡献在学术界和社会文化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董健先生晚年对百年启蒙道路、大学精神失落等议题多有深刻反思,也曾多次在《社会科学报》刊发文章观点。我们将董健先生曾在我报刊发过的文章略作节选,以此纪念先生。

《'核心期刊”制亟待大力改革》

 节选

在我的印象中,20年间,核心期刊的目录已经由最初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一家增加到了三家(还有《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目录》和《CSSCI来源期刊目录》)。其实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这些核心期刊还是比较认可的,认为如果能在这些核心期刊里发表论文,那么作者的学术水平一般是受到肯定的。但是从1992年发展到现在,在这20年的时间里,我感觉核心期刊的作用已经逐渐异化变质,它所呈现出来的负面作用逐渐超过其正面作用。

……

为了净化逐渐恶劣的学术环境,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对核心期刊,特别是文科类的核心刊物的评价与编目录之事进行大力调整与改革,重新恢复学术同行的作用。应该相信学术界真正做学问的那些人,给予他们充分的发言权。在他们看过的刊物中,认为某种刊物不错,那该刊就有其可取之处。每个大学的老师都要经历评职称的过程,而评职称就需要有专门的评委,这些评委都是在专业领域比较权威的教授,对于论文的优劣,他们心中必然有一种明确的专业评判,而不需要通过“核心期刊”制这一关。

我曾多次参与评定教授博导的工作,发现80年代和现在有着很大的差异。在80年代,我们说要评一批教授,有十个名额,那么我们会根据参评老师发表论文的质量以及他教学的成绩等来作出评定,这样从三十个或者四十个申请人之中评出来的十名教授,无疑是相对过硬的。现在是怎么评的呢?其实就不太需要发挥我们这些评委的作用了,核心刊物都替我们评定好了。申请人可以填一张表格,表格上明确列出他所发表过的论文的篇数,比如说我们从三个申请人中评一个,第一个人表格上列出发表过20篇,第二个10篇,第三个5篇,那么按照规定,发表论文最多的申请人就被评上了。其实往往有的学者虽然发表的论文数量少,但是学术研究水平很高,发表5篇论文的质量有时候甚至比那20篇论文的质量要高得多。数量优先论进一步造成了论文的粗制滥造问题。因此说“核心期刊”制之下的数量管理体系,使得学术同行所能发挥的评价作用进一步削弱了,但是事实上只有“人”,才能真正地感觉到一篇论文质量的真实程度,这是刻板的数字所达不到的。学术的公正和良心以“人”为载体,而不是以“表格”为载体!

《让大学学位证书回归本义》

 节选

在中国的官场里,学位、证书有利于官员升迁,但这些却往往又不是通过正规的途径取得的,而是采取牺牲文化教育之根本价值的便捷的办法。与此同时,大学也在追求对官方的依附关系。两者一拍即合。学位、证书造假现象已经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了,它也不是中国大学乱象中最坏的,而只是冰山之一角。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

论文博士在国外的很多国家的确存在,但是我们国内的种种问题不能怪罪于西方的这些模式;国外的模式到了中国就往往会变味,变成了不好的模式,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教育出了问题。我仅仅举一个“博士后”的例子。我国的博士后制度是从美国学的,但渐渐地就和他们的制度相去甚远。博士后制度原本发挥了保护人才的储水池作用。研究生取得博士学位后找不到工作可以参加博士后继续研究,在保护专业能力的同时找工作。但是在中国,博士后却变成了比博士更高一级的学位,读博士后是为在“竞争”中高人一等。有些人有稳定的工作,已当了教授、系主任,还来报名读博士后,就是为了争这个“名份”。回到论文博士,在国外是在该领域内非常优秀但没有读过博士的人才到大学按规定的程序进行论文答辩,非常严格。但在中国就成了企业管理人员、政府官僚的升迁工具。所以,西方的经验也可以继续借鉴,但不能变味。

如何遏制这种现象?我认为可以从治标和治本两方面来做。治标就是高校在授予学位时,把关严一点,淘汰率高一点。政府方面可以清查伪造学位的官员,或考虑暂时取消学位和升迁的挂钩关系。这些措施应该能解决不少问题。至于治本,我认为目前还不能做到。大学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上存在那么多问题,比如学位管理、项目管理、教学评估、职称评定、博士点的建立,都需要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但从根本上说,还应该等体制改革为其开道之后才能做到。

董健先生的学术思想和道德文章,贯穿着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社会良知和人文情怀。新世纪以来,董健先生尤其致力于学术研究和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相互渗透,有思想的人文学者和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相互结合。其中一以贯之的,是董健先生对现代意识、启蒙理性、人文情怀的坚守,对学术和真理的不懈追求。

节选文章两篇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342期第5版、第1313期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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