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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艺霖 广西艺术学院书法与篆刻专业硕士 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文/李雪沆 广西艺术学院书法与篆刻专业硕士 河北美术学院书法教师 【摘 要】 自北周时期王褒入关，将南方“二王”蕴藉秀美的书风带入北方，敦煌书法从此开始融合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南方书风。隋唐时期，由于唐太宗的推崇，全国上下竞习王书，敦煌书法受王羲之影响之深、之广，均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从王羲之《十七帖》《兰亭序》临本等敦煌遗书中足见其影响。此外，对敦煌书法产生影响的还有王羲之理论著作《笔势论》。敦煌本《笔势论》应是宋元之前《笔势论》的最古本，它不仅为敦煌地区的学书者提供了王羲之在书法创作方面翔实的理论总结，亦为敦煌地区的书法教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 王羲之 敦煌书法 影响 一、王羲之与敦煌书法的历史渊源 魏晋时期是书体演变的终结期，是古体向今体逐渐过渡的时期。敦煌遗书的墨迹中，有不少已经脱离隶书的审美趣味，但是在有些横、捺的用笔上还留有明显的波磔遗痕。在这个新旧体交换的时期，王羲之的出现无疑成为变革中的佼佼者。“他在继承钟、张的同时，使楷、行、草推向历史的高峰，脱去汉代隶书质朴滞重的笔意，创造出流美飘逸的书风。”［1］ 至南北朝时期，以王羲之书法为代表的新体，在南方十分流行，尤其在梁武帝的推动下，南方书风以王羲之为主导得以延续。此时的北方由于经济文化落后，主要以碑版书法为主。此时的敦煌书法主要继承崔（悦）卢（谌）一脉书风，这一路书风主要承接钟繇和索靖之法。元代刘有定《衍极注》云：“蔡邕得书法之嵩山，以授崔寔及其女琰，张芝之徒，咸受业焉。”［2］所以在隋唐之前，敦煌书法很大程度上受到崔寔草书书风的影响。 南北各有其书风特征，直到北周时期，王褒入关，为北方带来了南方的新书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由此北方书家竞相学王褒书，竞以南方王羲之为崇。据《北史》记载：
可见王褒入关后对北方书风的影响。这也是北方书家初次接触“二王”潇散自然的行草书风，进而也成为敦煌地区接触王羲之书风的历史契机，是敦煌地区书风受到王羲之影响的开端。历史沿至隋代，受前朝的影响，此时期的敦煌书法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南北书风相融合的特点。很多作品既有温润隽秀的气质，又不失浑厚刚健的骨骼。诚如沙孟海所言：“（隋）上承两晋南北朝因革发展诡奇百变的遗风，下开唐代逐步调整趋向规范化的新局，这一过渡时期，是我国中世纪书法史上的一个大关键。”［3］ 到了唐代，由于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繁盛辉煌的历史时期。在初唐“贞观之治”的基础上，至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到了经济上的鼎盛阶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艺术氛围中，唐代的书法也走向了历史上的高峰。唐太宗在教育与科举中，将书法纳入其中，并搜集天下“二王”法书，将王羲之推举为书坛典范，使其中庸古雅、“尽善尽美”的书风在书坛得以延续发展。唐太宗本人也对王羲之书风十分推崇，他在《王羲之传赞》中言：“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4］自此，王羲之书风在全国的影响超过了任何时期，这也使敦煌书法受王羲之影响之深、之广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二、王羲之书法对敦煌书法的影响 （一）王羲之《十七帖》 有唐一代，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大力推崇和全面普及，使得敦煌书法很大程度上受到“大王”书风的影响，所以在唐代的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很多王羲之书法的临本，著名的有《十七帖》和《兰亭序》临本。其中，《十七帖》是王羲之的草书代表作，因卷首有“十七”二字而得名。唐张彦远在《法书要录》中记载了有关《十七帖》墨迹的大致情况：
历代名家论书中都对《十七帖》有着很高的评价。如南宋朱熹云：“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中流出者。”除此之外，《十七帖》还被作为历代学习草书的经典范本。所以在敦煌遗书中出现王羲之《十七帖》临本也是当地书者对“大王”草书学习的重要依据。 P.4642是王羲之《旃罽胡桃帖》的临本。此本为敦煌遗书中所见王羲之草书法帖的三件临本之一。其中，罗振玉《贞松堂藏历代名人法书》另收录有《其书帖》一件，亦称出诸敦煌石室。《旃罽胡桃帖》收刻于《十七帖》《淳化阁帖》《二王帖》《鼎帖》《澄清堂帖》等，《宣和书谱》有此帖目。帖文内容见于张彦远《法书要录·右军书记》，文曰：
此外，还有5.3753王羲之《瞻近帖》临本，亦为草书。纵25厘米，横37.5厘米，粉红色纸本。帖文内容见于张彦远《法书要录·右军书记》，文曰：
在敦煌临本中为8行，除去上半部分残破的字数，完整的字数有30字。第一、四行的两个“苦”字，《十七帖》中也刻作“苦”，但在《法书要录》中录此字为“告”，可见底本有误的可能，所以在之后的临摹及临写范本中，也出现此错误。传世的《瞻近帖》有二。有敦煌临本以及赵孟頫补写唐人临本。两本相比较，敦煌临本与王羲之母本更相近，用笔更加潇洒自然，草法精熟，笔意畅达。与“大王”的神韵更加契合。赵孟頫临本则在母帖的基础上，增加了自身用笔的特征，与母帖在笔意上产生了一定的差距。 此外，在《瞻近帖》之后还有《龙保帖》临本。凡二行，十一字。帖文内容见于张怀瓘《法书要录·右军书记》，文曰：
临本缺“见”字以下的9字。在《淳化阁帖》中刊刻的《龙保帖》为12字。从艺术角度进行比较，《淳化阁帖》中刊刻的《龙保帖》更突显出刻帖的意味，草法清晰明朗，用笔干净爽朗。除第二行“迟见”二字有牵丝映带之外，第一行九字均字字独立。敦煌临本由于是纸本，所以在笔意连贯上比刻帖要明显的多。例如第一行“也”“谢”“之”三字形成一个连贯的字组，与以上字字独立的几字形成对比，更突显草书的特点及其艺术性。所以，从草书的艺术性而言，以敦煌临本为佳。 《旃罽胡桃帖》《瞻近帖》《龙保帖》这三帖，从临摹水平来看，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运笔熟练精准，变化丰富，从墨迹中可看出书者的书写状态极其自然生动，快慢有致，在章法的处理上也游刃有余，颇见“大王”草书的意境。说明书者对王羲之草法已经有了很高的认知，并且够能在实践的临摹中运用自如。再与王羲之其他墨迹草书帖如《寒切帖》《初月帖》《远宦帖》进行对比，敦煌临本在用笔上偏瘦，多折笔，显得干净利落。而王羲之的其他草书墨迹在用笔上方圆并用，中侧锋转换更加灵活，气韵更加连绵不绝，生动自然。由此可见，敦煌临本多是在刻帖基础上的临摹与再创作，比起刻帖更能反映出主体的技法水准与取舍观念。这种对王羲之法帖如此之高的驾驭程度，足见王羲之书法对敦煌的影响。 （二）王羲之《兰亭序》 在唐代的敦煌遗书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临摹本就是王羲之《兰亭序》临本。王羲之《兰亭序》共28行，324字。现在所见的《兰亭序》多为唐摹本，而被公认为最靠近原帖的当属冯承素本，又称“神龙本”。后世称《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在敦煌遗书中的《兰亭序》临本有：P.2544、P.3194v、P.2622v、P.4764、5.1601、5.1619等数件。 这些临作样式虽不同，但大都为临习之作。在这些临摹之作中，P.3194v有诸多错字，所以可知书写者的文化及艺术水平并不高。据沈乐平先生《敦煌书法综论》中讲到因P.2622v与P.3194v“二者皆把原作之‘摹’字写为‘群’，亦是中晚唐作风”［9］。所以他断定：“这两件是唐末五代之际以神龙本《兰亭序》为范本的练习之作。”P.2622v虽然相比其他临本来说书者的书写水平相对较高，但是与原帖相比还是相距甚远。沈乐平先生认为，它近于“抄录内容式的文书”［10］。P.2544整篇错讹的文字很多，郑汝中先生曾认为此为“系经生所书”，而且它是相对其他《兰亭序》临本中较完整的一篇。但从书法艺术角度来看，此作品不如P.2622v。P.4764为书函，中间夹了一段《兰亭序》的临本。此本用笔潇洒灵动，但也不乏厚重沉稳之貌，在起收转折之处都显示出书者用笔的力道。沃兴华先生在《敦煌书法艺术》中认为，此帖是临仿褚遂良或虞世南的临本。此外，S.1619《佛经疏释》卷后有临书一段，文字内容为“若合一契，未尝不临”诸字，此篇每行都临满两整行，反复二十遍，而且每行的首字都由书写水平较高者完成，其在字形及用笔的把握上已达到较高水平，有示范之意，其后被传授者一丝不苟地临写。由此可见，《兰亭序》是书法教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范本，足见唐代对王羲之书法推广程度之深。正如虞世南所言“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是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极力推崇的必然发展态势，也是唐代极其重视书法教育并实行有力推行的结果。 （三）王羲之其他法帖 除了以上两种王羲之的经典法帖外，王羲之的其他法帖也对敦煌书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S.1853《劝纳谏文》之后的草书题记，其用笔遒劲爽利，结体舒朗有致，章法自然纵横，尤其文字书写到后几行，中侧锋转换流畅，行气愈加畅快流利，洒脱潇散，颇具王羲之俊逸风骨。沃兴华先生在《敦煌书法艺术》中分析其书是有“以骨为盛的特征，从风格来源上看，与《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一脉相承”［11］。清王澍在《竹云题跋》中评价《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云：“自唐以来，士林甚重此碑，匪直《兴福寺》《龙阐法师》等碑为显效其体，即李北海、张司直、苏武功亦从此夺胎。”［12］由此可见，此碑在唐代很受重视，且于后世影响极大，在敦煌则亦是如此。 P.2103号《李进评企给公验碟》后的批文书法也颇具王羲之行书骨韵，其用笔干练流畅，结字内敛，虽每个字都给人一种倚侧不定的感觉，但是整体上却显得清雅自然，很有王羲之行书尺牍的神韵。 此外，P.2182《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音演》，此帖字数较多，全篇气韵连贯，用笔圆润自然，笔墨畅达，结字疏密有致，呈现出自然洒脱的气息。P.2092《大涅槃经疏释》与P.2182在书写风格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多呈现出潇洒纵逸的之貌。但在行间距上，P.2092更为舒朗自然；从墨迹上看，这两幅作品已将王羲之平和遒美一路的书风融入自己的书写当中。钟明善《中国书法简史》中说：“敦煌书家临摹王字，即使点画欠精，结体未工，但都有一种磊落潇洒的风姿，与王字精神暗合。这很可以为学习二王者引以为鉴。”［13］在书法史上，学习王羲之行草书的书家有很多，而就其形成的风格来说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求其形，一种是求其意。例如五代杨凝式，宋黄庭坚曾在诗中赞云：“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疯子，下笔便到乌丝栏。”［14］在世人都临仿王书的同时，杨凝式对王羲之的学习超越了形质而得其神韵，是一种更高层的学习。而且大多书家认为，对行草书的学习更多的是要避免对《阁帖》或其他刻帖的临习，因为这会阻碍书家对原帖神采的领略，使字写得刻板呆滞，拘泥于形而忘其神，忽略行草书应有的洒脱自然。对此，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言：
由此回观这两件敦煌遗书，虽在形质的处理上不甚细致精到，但在书者的自然书写中更多体现了对王字形质当中更深层次意蕴的参悟，给观者的也是潇洒自然的气息，这正应和了写字的本质是在于它的书写性，而不是一味地去“作字”。 三、王羲之理论著作对敦煌书法的影响 书法理论是指人们通过不断地进行书法创作与书法实践，进而从中总结一些理论经验与成果。这意味着书法创作走向了一个完全自觉的阶段，是书法进入自觉时代之后的必然产物。在敦煌遗书中，流传的书法理论资料并不多，现存有P.5v、P.2005、P.2555、P.4936、S.Z14v、S.3287等断文残片，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书法理论中，P.5v、P.4936传为王羲之所撰《笔势论》。 《笔势论》在宋朱长文《墨池编》与《书苑菁华》均有载入。在这三个版本中，敦煌本应是流传最早。沃兴华先生在《敦煌书法艺术》中认为，三个版本中相近的篇幅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而不同的原因大致是在民间流传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填改，是后人对《笔势论》的理解与发挥。此外，在唐代孙过庭的记载中，《笔势论》有十篇，而朱长文本与佩文斋本都有十二篇，这是否可以断定敦煌本更接近原本？蔡渊迪先生在《敦煌本〈笔势论〉残卷研究》一文中也做出了解释：敦煌本与其他两本进行对照，在朱长文本《笔势论》与佩文斋本《笔势论》中多出来的部分，大致由《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充斥而得。［16］蔡渊迪先生还原敦煌本缺少内容之后，十篇章节连接紧密，意义相通。所以敦煌本与孙过庭所言的“乃作十篇”相合，是与原本《笔势论》最接近的一个版本。在上述研究结论中，我认为，蔡渊迪先生的说法最为缜密可靠，可作为评判《笔势论》版本来源的有力论据。 敦煌本《笔势论》的意义在于：首先，通过对原本《笔势论》和其他诸本的对比，更进一步明确了其中的章节及文字内容，从而对中国书法理论史的原貌做到了进一步的还原；其次，敦煌本虽然残缺较多且字迹并不精到遒劲，但却可作为第一手资料，为之后诸多版本中的字迹错讹提供依据；再次，从这篇书论的内容上看，笔者从作书前心理状态的调整，作书时用笔的正侧翻转、结字的平稳匀称、章法的分间布白等都做了极其形象生动的比拟以和细腻深刻的理论阐释，为当时及后世的书论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为中国古代书论奠定了基础，它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上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最后，敦煌本《笔势论》作为迄今可被确认的宋元之前《笔势论》的最古本，为当地的学书者提供了王羲之对书法创作详细完整的理论总结，让书者在理论的基础之上游刃有余地运用技法，为敦煌地区的书法教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在敦煌仅存的几篇书法理论中就有两篇传为王羲之的理论著作，可见其对敦煌书法影响之大。 四、结论 从敦煌出土的大量墨迹来看，王羲之对敦煌书法的影响不言而喻，但这也仅仅呈其表象，而要深入挖掘其中的内涵，就需要去理会二者之间更为深层的关联。由王羲之对敦煌书法的影响，探究地域书法与名家书法、民间书法、官方书法的关联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亦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命题。 在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敦煌书法受王羲之的影响并不是被动地、单一地，而是主动地、具有选择性和融合性地，这其中包含了敦煌自身的地域特征。王羲之对敦煌书法的影响主要来自他的行草书，其原因首先是南方书法对北方书法的影响，另一个原因则来自敦煌书者对王羲之行草书的主观选择。从敦煌地区书法发展的角度来看，敦煌是草书的发源地之一，“自东汉末至晋，书家辈出，张芝、索靖尤为著闻”，张芝与索靖以草书为擅，他们在草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为敦煌草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敦煌书者选择王羲之草书作为学习对象的先决条件之一。再从敦煌书法的地域性角度来看，敦煌自古便以佛教圣地著称，表现在书法中则是有大量写经、抄经的作品出现，这也是敦煌书法的主流。像张芝《冠军帖》的连绵大草，在敦煌写经中几乎是看不到的，更多的则表现出另一种风格，即草法标准统一、字字独立，且具有一定造型能力和稳中求变的特点，这也是写经这种特殊书写形式的基本要求。由此，在学习范本的选择上，王羲之草书这种字形遒美平和、气息稍显中庸的名家书作，就成为敦煌书者的首选习书对象。所以在唐代出现了很多草书抄写的经书，这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产物，是地域书法与名家书法相互影响的结果。 由王羲之与敦煌书法的关联，亦可进一步体认民间书法与官方书法的内在联系。纵观中国书法史，官方书法来自民间，而官方书法又对民间书法具有指导作用。在汉魏之际，敦煌的简牍及残纸中就出现了大量艺术性较高的行草书作品，有很多作品甚至与王羲之书法呈现出相似的风格特征。当时敦煌地区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且与中原地区保有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书风的交流。东晋时期，这种民间书风已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主流书风，王羲之将其整理创新，进而形成当时的“新体”书风，并将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由此便形成了书法史上的主流体系——以“二王”为正统的书法体系，且于统治者的推崇下成为官方主导书法。成为风向标的王羲之书法又转而影响着敦煌书法的发展，这种影响从程度上看，是更加深刻、广泛的，在敦煌书法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由此可见，蕴含着更多自由与创新的民间书法和表现更多标准与规则的官方书法之间的相互融合，是促使中国书法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源泉。 【注 释】 ［1］黄惇等著：《中国书法史》，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2］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版。 ［3］沙孟海：《沙孟海论艺》，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 ［4］同［2］，第122页。 ［5］（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247页。 ［6］同上。 ［7］同［5］。 ［8］同［5］。 ［9］沈乐平：《敦煌书法综论》，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107页。 ［10］同上。 ［11］沃兴华：《敦煌书法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12］同［2］，第607页。 ［13］钟明善：《中国书法简史》，河北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14］同［1］，第130页。 ［15］同［2］，第26—27页。 ［16］蔡渊迪：《敦煌本〈笔势论〉残卷研究》，《敦煌研究》2010年第3期（总第121期），第111—11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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