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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佐格古学课题组 文明概括 文明，是有史以来沉淀下来的，有益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发明创造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文明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了以下要素：家族观念、工具、语言、文字、信仰、宗教观念、法律、城邦和国家等等。由于各种文明要素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分布并不均匀，产生了具有显而易见区别的各种文明，具体到现代，就是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东方文明，古印度文明四大文明，以及由多个文明交汇融合形成的俄罗斯文明，土耳其文明，大洋文明和东南亚文明等在某个文明要素上体现出独特性质的亚文明。文明就是，所有被人类赋予意义的事和物组成的存在。 汉语“文明”一词，最早出自《易经》，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乾·文言》）。在现代汉语中，文明指一种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一词相对立。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词汇有含义相近的地方，也有不同。文化指一种存在方式，有文化意味着某种文明，但是没有文化并不意味“野蛮”。汉语的文明对行为和举止的要求更高，对知识与技术次之。哲学、宗教、艺术萌芽之前，是没有文明史的，只有莽荒史、原始部落史。 由于各种文明要素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分布并不均匀，产生了具有显而易见区别的各种文明，具体到现代，就是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东方文明，印度文明四大文明，以及由多个文明交汇融合形成的俄罗斯文明，土耳其文明，大洋文明和东南亚文明等在某个文明要素上体现出独特性质的亚文明。 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对精神文明特别是其中文化建设起决定性作用，物质文明的性质为生产方式所决定。精神文明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智慧、道德的进步状态。一是科学文化方面，包括社会的文化、知识、智慧的状况，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二是思想道德方面，包括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面貌、社会风尚和人们的世界观、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组织性、纪律性的状况；作用是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道德保障和智慧支撑。 文明对话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于5月15日在北京开幕。大会围绕“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主题，立足亚洲、面向世界，覆盖了亚洲各个国家，又向世界各文明开放，充分展示亚洲文明的多彩魅力和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体现了兼收并蓄、共同进步的文明理念。“阳光有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多彩的。”这就从阳光有七种颜色这一人们熟知的自然现象说起，纵论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深刻道理：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进步的动力。世界因为多彩而美丽。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在人类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各个民族所创造的不同文明各有千秋、各具姿容。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的百花园才会姹紫嫣红、生机盎然。今天，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共同构成了绚烂多彩的人类文明图谱。 这多彩的文明图谱是怎样形成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这就道出了文明何以多彩的真谛。每一种文明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民族传统中生长起来的，体现着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代表着一方文化的沃土和绿洲，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亚洲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以及东南亚地区就孕育了众多古老文明，彼此相得益彰，使人类世界呈现出万千姿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然而，有的人总是看不惯别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千方百计想去改造、同化其他的文明，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这是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交往共处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 “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正像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一样，也不能强迫有着不同文化、历史、国情的国家都倒向同一种文明，走同一条道路，采用同一种制度模式。任何想靠强迫手段来破坏文明多样性、建立单一文明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也不可能成功，相反只会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不同文明只有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才能为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新增格古要论》就是一部中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史 格古要论：格，是推究之意；古，指古代的、古老的、年代久远的；要论，指重要的理论。可以概括为：推究古代文物及古老学问的重要理论。《格古要论》，是指推究古代文物及古老学问的重要理论专著，曹昭仲明原著。《新增格古要论》，是明朝江西吉水王佐功载在曹昭仲明原著《格古要论》及其舒敏志学编校五卷旧本的基础上，考校增补编撰的推究古代文物及古老学问的重要理论专著，是中国现存最全最早的格古文物鉴定专著，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格古、博物、赏鉴、收藏的学术著作。 《新增格古要论》十三卷，明人江西吉水王佐撰。王佐，字功载，号竹斋，明宣德二年（1427）进士，官刑部主事，历员外郎，天顺间出守临安，以勤慎著闻於士大夫间。《新增格古要论》为王氏增补前人曹昭《格古要论》之作。原书仍名“格古要论”，后人更冠“新增”二字以与曹著区别。 曹昭字明仲，明初江苏松江人，自幼嗜古，“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别其是否”。曹氏因“常见近世纨袴子弟，习清事者亦有之，惜其心虽有好而目未之识”，遂“取古铜器、书画、异物，分高下、辨真赝，举其要略，书而成编，析门分类”（《格古要论》曹昭自序），撰《格古要论》，成书於明洪武二十一（1388）年三月，“於古今名玩器具真赝优劣之解，皆能剖析纤微。又谙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无不厘然，故其书颇为赏鉴家所重。”《新增格古要论》,明朝临安知府王佐，考校增补编撰始于明景泰七年四月中旬，至天顺三年四月上旬点校始完，欲命工付梓，加上后期鋟梓制版校样又花了三年时间,并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成书，在云南临安府交由徐氏善得书堂出刻版新刊，成化七年又续增印本。 所录篇幅数倍於原书，除大量识见、自家收藏、搜讨所得、耳目所闻外，又以宋元以来诸名人文集内相关篇章采入。全书共十三卷，新增、续补条目以小字注出，考校增补之外，又将原书重新编次：卷一为古琴论；卷二为古墨迹论上；卷三为古墨迹论下；卷四为金石遗文、法帖题跋；卷五为古画论及古人善画者小传；卷六为珍宝论、古铜论；卷七为古砚论、异石论、古窑器论；卷八为古漆器论、古锦论、异木论、竹论；卷九为文房论；卷十为古今敕诰题跋；卷十一至十三为杂考。其中，卷三新增各家“兰亭考”二十余篇，卷四新增各处碑帖数百项，卷十至卷十三录宋元以来名人敕诰题跋，历考秦玉玺、唐宋以来衣冠文物制度、宋元宫室等，俱为新增主要内容，其所涉及内容，就是一部中国古代物质与精神文明史。 英国斐西瓦乐·大维德爵士除了收藏1700多件中国文物，还珍藏了不少中国古籍善本典籍，如曹昭1388年版的《格古要论》、王佐1462年版的《新增格古要论》、1591年版明高濂《遵生八笺》、1606年版《程氏墨苑》、1637年版《天工开物》、1744年版《陶说》等一批古籍珍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他被日本兵拘押在上海期间，幸运地发现了苏州潘氏家族收藏的明曹昭1388年版的《格古要论》3卷本。在此之前，世面上只有王佐1462年版的《新增格古要论》13卷本，当时很多学者如西方两个最著名的汉学家巴黎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哈梅尔(Arthur Hummel)都认为1388年3卷本版可能已不复存在。 大维德研读了很多有关中国文物鉴赏和中国陶瓷方面的古代经典书籍，如《格古要论》、《新增格古要论》、《长物志》、《匋雅》、《陶说》、《天工开物》、《遵生八笺》等。他在《论汝窑》一文中运用了大量的古籍史料，甚至包括1124年北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关汝窑与高丽青瓷的叙述。这些古典著作对他的影响是显著的，在《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的前言里，以“江村居士”自居的大维德写到：“明高濂《遵生八笺》论官、哥窑器，其结语出云‘后此不知凋谢如何，故余每得一睹，心目爽朗，神魂为之飞动……更伤后人闻有是名而不得见是物也……’慨夫余于高氏此论辄有同慨，爰节取其言以弁吾书之首……”。 在这些古籍中，他研究最深、最为激赏的要算明代的《格古要论》与《新增格古要论》。为了系统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人收藏家传统的审美和鉴赏标准，他倾注后半生将曹昭的《格古要论》3卷版和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13卷版全部翻译成英文，取名为《中国文物鉴定学：格古要论》(《Chinese Connoisseurship:The Ko Ku Yao Lun》)，逝世后于1971年才出版发行，这是国外翻译的第一部中国文物鉴定方面的书籍，成为海外中国文物收藏家和学者广泛应用的工具书，也因此奠定了大维德在海外中国陶瓷特别是官窑瓷器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该译作现已成为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文物鉴定与中国文物讲解的重要文献参考和权威推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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