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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百年的研究，中国活字印刷史的整体框架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内容也很丰富，但在细节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印刷史是一门技术史，研究的是古代印刷技术的兴废变革，因此它的研究对象和论证依据，按重要性排列，首先应是印刷机具，其次是技术说明，再次是印成品实物，最后是未涉及工艺的文献记载。 先举一个例子。武英殿聚珍版先用木活字排印文字，然后用木雕版套印行格，独具特色。我们在研究这种技术时，如果有木活字和行格雕版等印刷工具，只要操作一下这些工具，就能准确地知道它的技术特点和工艺流程。武英殿聚珍版的印刷工具未能保留到今天，好在当时负责此事的金简写了一部《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详细记载了聚珍版从制版到刷印的全过程。看过这本书，我们也可以了解基本技术情况。 假设《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也失传了，但聚珍版书传本不少，我们通过分析书的版面特征，也可反推其印刷技术，如看到文字排列不齐、墨色浓淡不一，会想到这是活字印本；看到行格与文字叠压，会想到这是套印本等等，虽然不足以了解全部技术，也能得其大概。 这些书的目录卷端都印着“武英殿聚珍版”字样，构成文献记载。不过单凭这几个字去研究武英殿的技术，恐怕就难以深入了。因为“聚珍版”这个比喻性的名词，并没能提供多少技术信息，而且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有多个翻刻本，书中也照样刻着这几个字。假如有人仅凭书中的“武英殿聚珍版”几个字去研究，拿到的恰好又是翻刻本，他说不定会得出“聚珍版”就是“雕版”的结论，那真叫南辕北辙了。 除去翻刻造成的内容失真，古汉语喜欢用美称、成语来指代事物，也会导致内容失真。再举两个例子： 北宋初年，朝廷组织校勘儒家经典，并由国子监刊刻，颁行天下，是为北宋监本。当时人杨亿赞扬此事说：“正石经之讹舛，镂金版以流传。”（《答集贤李屯田启》，《武夷新集》卷十九）如果仅从“镂金版”字面看，我国在宋初的咸平、景德间（998—1007）就有了印刷大套书的金属雕版，但实际上北宋监本用木版印刷，这是非常明确的。杨亿“镂金版”云云，只是对雕版的美言，颂扬朝廷刻书的高贵和完美。 清道光年间，福建人林春祺铸造40万枚铜活字，印刷了顾炎武《音学五书》等几部书。林春祺为此作《铜版叙》，内称“岁乙酉捐资兴工镌刊”，《诗本音》卷末又印有“古闽三山林春祺怡斋捐镌”字样。从字面看，这40万枚铜活字都是镌刻的，但这不符合铜难以雕刻而易于铸造的特性，潘吉星先生已指出这一点，认为必是铸造。通过对这批铜活字印书的观察，可以确定同一个字均出自同一个模子，确实是铸造的字。林春祺所谓“镌刊”，只是借用了雕版时代的一个常用名词，而非对他的铜活字制作技术的真实记录。 上面几个例子说明，中国古代印刷工具、技术说明保留下来的不多，甚至很多技术连印成品都未流传下来，导致印刷史研究更多依赖文献记载，而记载往往简单疏略，并有歧义，就会对研究产生误导。如果对文献资料又过度解读，就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些疑难问题众说纷纭，一直没有能说服人的答案；二是出现一些错误判断。 因此我认为，研究中国活字印刷史，要坚持按照上面说的顺序，首先要重视工具实物和技术说明，其次要重视活字本版面反映出来的技术特征，最后再使用古书中的文字记载，而且要在辨析语义之后采用。 铜活字印刷可以说是中国活字印刷史中争议最多也最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受到重视，一是很多难解的现象指向铜活字，二是涉及所谓“发明权之争”。 明代究竟是否使用铜活字？ 前面说过，现存最早的明代“铜活字本”，是弘治、正德年间无锡华氏印的一些书。这些书的版面特征与常见的木活字本有异，版心多题写“活字铜版”四字，所以从清代中后期以来，就认为这些书是“铜活字本”。 但上世纪80年代，南京图书馆的潘天祯先生提出，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使用的是锡活字，引发对华氏活字材质的讨论。潘天祯的理由是，一些华氏家族文献中记载，华燧的活字乃是“铜版锡字”，或“范铜为版，镂锡为字”，包括上引邵宝《会通君传》收入《华氏传芳集》的文本，“铜字版”也作“铜版锡字”，因此华家的活字版应是用铜铸造承摆活字的版盘，用锡镂刻活字，版盘和活字的材质不同。随着研究深入，其他否定铜字的理由也被提出，如铜活字适合用同一个模子翻砂复制，朝鲜内府铜活字自“癸未字”（1403）以来，均是用这种方法制造的，清代林春祺“福田书海”铜活字，也是翻铸的，但华氏活字每个字都不相同，显然不是同模翻铸的。如果是雕刻的，则青铜坚硬、难于奏刀，而锡则易于雕刻，正好与华家的记载相合。同时，明代法律严格禁止民间用铜。辛德勇先生在研究了大量明代史料和活字印迹后认为，明代用铜活字印书于史无征，现在已知的金属活字本，使用的都是锡活字。 我以前也认为明代没有铜活字。但现在觉得，明代制字材料属何种金属，还需要进一步辨析，目前不必急着下结论。因为在文献方面，明代铜活字记载虽然不多，也有数条，如唐锦《龙江梦余录》卷三说：“近时大家多镌活字铜印，颇便于用。”刘献刍《谈林》说：“计宗道……其家有铜铸字，合于板上印刷，如书刻然。”利玛窦《天主实义》卷上说：“又观铜铸之字，本各为一字，而能接续成句，排成一篇文章。苟非明儒安置之，何得自然偶合乎？”这些都是比较明确的使用铜活字的书证，如果说所记不实，就要分析其致误缘由和真实语义。在技术方面，也需要针对明金属活字本的版面特征作更加细致的研究。如铜活字的制作方法，近些年研究者多认为按照古代铸铜实际和朝鲜的做法，应用同一个字模翻铸，明代活字每个字都不相同，不符合翻砂原理，应该是雕刻的。我也一直持这种观点，但近来细思此说未能穷尽一切可能，如华燧也有可能借用一副完整的木活字，一次性翻铸出全部活字，那样，出现如今我们看到的现象也不可怪。 总之，明代是否使用“铜活字”“金属活字”是何种金属，活字又是怎样制作的，等等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还需要结合版本鉴定和文献记载进行深入研究。 另外，清代印刷《古今图书集成》的铜活字，也不是用同一个模子翻砂铸造的。这批活字的的制作方法，特别是会否使用了西方的技术和方法，也值得研究。 “铜版”的传说及其真实含义 中国古代一直有“铜版”书的记载，早在宋元之际，就有“天福铜版九经”的说法，清代很多与科举有关的书，封面等处往往也刻着“铜版”字样，似乎这些书是用铜版印刷的。明代的金属活字本也往往标榜“铜版活字”。对这些“铜版”记载，过去的研究基本上认为，“铜版活字”就是“铜活字版”，五代天福间“铜版九经”，鉴于用铜成本太高、技术复杂，也有可能是用铜活字版印刷的。 其实，从存世标榜“铜版”的科举用书的鉴定结果看，它们无一不是木雕版印本，而且中国古代的铸铜技术不足以制成大套的印版。这说明所谓“铜版”并非技术说明，而只是一个另有其义的词语。通过考证，可以知道古代“铜版”一词具有定本、不可改变之义；出版业则相传古时国子监印书使用的是铜版，科举书中标榜的“铜版”与“监本”同义，表示内容权威，没有错误。这就弄明白所谓“铜版”，其实是出版业的一个广告词，古代并没有用铜版印的书。（参见艾俊川《中国古代出版业的“铜版”传说和真实含义 》） 这也提醒我们，明代金属活字本标榜的“铜版活字”，也未可能借用了出版业的“铜版”概念，未必说明他的活字版确实是由铜活字组成的。 关于金属活字的形态 过去，对怎样区别木活字本、金属（铜）活字本和泥（陶）活字本，版本学和印刷史研究都没提出好的办法，只是根据文字记载来判断，而很多记载又似是而非。近些年，在此方面有所进步，包括我在内的研究者发现了木活字和金属活字、泥活字的若干不同版面特征，并对形成这些特征的技术原因进行分析，继而提出各种活字本的鉴定依据，也为印刷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新的技术资料。 关于金属活字印刷“发明权”的中韩之争 印刷术被列入四大发明，其重要性在于不仅造福中国，也造福世界。活字印刷也是这样。大概相当于南宋后期，高丽文献中就出现“铸字”的记载，似乎表明当地已使用金属活字印刷。古代朝鲜人并不讳言活字印刷是从中国传入的。近些年有所谓“中韩活字印刷发明权之争”，争论的焦点并不是活字印刷的发明权，而是“金属活字”或“铜活字”的发明权。 古代朝鲜使用铜活字的时间确实比较早，特别是从太宗三年铸造“癸未字”（1403）开始，朝鲜内府一直使用铜活字印书，印本传世很多，铜字实物保存下来的也不少，其字印都是翻砂铸造制成的。虽然据王桢《农书》，中国在元代就有人用锡字印书，但其书本和活字都没有流传下来，明代的“活字铜版”本又明显较晚，从这一点看，古代朝鲜在铜活字应用方面确实是领先的，但究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还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也没有明确记载。（因为没有更早的实物或文献资料，有中国学者在学术讨论中拿宋金时代的铜钞版作例证，认为钞版上的编号活字需要不时更换，所以这就是中国发明“铜活字”，未免偷换概念，似无必要。） 比“癸未字”本更早的古代朝鲜活字本，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部《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卷后印有“宣光七年丁巳七月日清州牧外兴德寺铸字印施”字样。宣光七年是公元1377年，这部《直指》从版面特征看，确为活字版，再加上“铸字印”的记载，因此被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我国的印刷史、书籍史著作，往往将其径称为“铜活字本”。 不过这部书是否就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也需要重新审视。因为它与后来的朝鲜铜活字本不同，其活字每个都不一样，不是用同一个模子翻砂铸造的。那么此书也面临着活字材质、制作方法的疑问，甚至也不排除两个可能，一是后世用木活字翻印而保留了原来的“铸字”刊记；二是甚至其“铸字”像中国的“铜版”一样，也另有含义。因此对这部书，也还需要对书籍实物进行深入研究，确定其活字到底是不是金属的，又是哪种金属，是怎么制成的。在此之前，不宜将其直接称为“铜活字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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