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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年至1619年的辽东战役是明代生死存亡关头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那次关键的战役之后，明朝损兵折将，帝国在东北地区的藩篱尽失，自此再也无法获取主动，以后增兵增饷、计亩加派再也无法遏止。内部则农民暴动，朝中党争愈烈。那么这次的战役是怎么样的，有着什么样的迷呢？ 1618年努尔哈赤首先计取抚顺城。当年五月八日努尔哈赤派出3000名来抚顺城外互市。当地居民纷往城郊互市之时，努尔哈赤即乘机挥军入城，并杀死明军千户。 攻占抚顺后，此努尔哈赤方始发布其“七大恨”。这“七大恨”无异于宣战文书，但明廷如欲避免战争，努尔哈赤也曾传话可用和平方式解决，其条件包括割地赔款，赔款部分包括金银绢布如传统“岁币”模样。此等要求预计明廷无法接受，所以自1618年夏季始，明帝国与未来之清朝开始长期斗争状态。  当时明廷认为奴酋“务期歼灭，以奠封疆”已义无反顾。通过一年多的全国总动员，号称发兵47万，同时加征税赋，得银200万两用于平奴之战。但是杨镐兵力47万全系向努尔哈赤恫吓之辞。而之后的清史中则言明朝集中兵力在20万。但是通过史料分析看来，明朝也是不可能集中那么多的兵力的。通过多方史料查证，笔者认为总兵力可能在9万至12万之间，其中还包括一部分朝鲜火枪手。 杨镐之攻略计划，自北至南兵分四路，马林、杜松、李如柏及刘綎各称“主将”，各自从驻地出发，但未指明每路之攻击目标，只称其任务分别为“攻奴酋之北面”、“攻奴酋之南面”等。目标如些模糊，可以看出基本没有成功之希望。而且四路主将各不相属，战线广袤300公里；自部队开进后主帅即失去掌握，至兵败之后，杨镐部队才与敌军接触。  杜松之覆没 杜松有勇无谋，为人暴躁鲁莽，他于四月十四日在苏子河汇入浑河附近渡河。当时浑河水势湍激，随从之炮车营未及渡河，他亦未察觉。渡河之后，明军连克满人所设栅寨二处，俘敌14名，尚在继续前进中突然遇伏。仓促之间将士拟占据当地山巅，不料清兵亦于附近设伏，因此失去主动，双方鏖战之后，此路主将及副贰人众等全军覆没。 马林被击溃 继杜松之后，马林之一路亦于翌日被击破。明军统帅部自巡逻后方之士卒及一逃回之传令兵始获悉马林兵败，因此《明实录》载：杜松全军覆没消息，当夜传入马林军中，以致军士震恐，主将提兵后撤，独有监军文官潘宗颜等挺身杀贼，鏖战之后殒身。 而满文记载，四月间其部队被击溃之地区为尚间崖。当两军相遇时，马林行军向东。努尔哈赤之部队于十四日夜渡过浑河，置杜松之炮车队未问，军行向北，两纵队成T字形。 但马部发现满军北上，立即西撤，据占昨夜宿营之地，排成正方队形，四面有三道壕沟，沟前有鸟铳手，后携有火炮。壕沟后之骑兵，则已下马准备作徒步战。满军正考虑行动中又发现另有明军一机动部队，处于其营地之南、满军之西，其兵力判断为1万人。明军主力之后，又有另一方阵，两方阵相去约2公里，其兵力亦判断为1万人。 两军近接时，努尔哈赤亲率1000骑应付马林之机动部队。努尔哈赤冲锋之后，正重新收拾其兵马，预备聚集于附近一小山岗，得以将骑兵由上坡至下坡之冲力再度予敌打击。但明军主力亦开始移动，并变更队形，壕沟后之徒步骑兵亦已向前推进。 此时安巴贝勒率两旗兵力，冲向正在移动之明军，如是马林所部溃不成军，被驱入附近一沼泽地区，容战胜之满军从容宰割。 刘綎殉国之谜 经过整二日无休歇的战斗之后，北方之两路兵马业已击溃或消灭。四月十六日满军休息整顿，努本人在尚间崖宰牛祭天，感谢上帝恩德。 刘綎一路离赫图阿拉最远，其部队指定四月九日出发，称3万人，实际可能在1.5万人左右。而姜弘立率领之朝鲜军13000人于四月五日渡鸭绿江。但是明军与朝鲜军行动均太慢，如果进军迅速可让努尔哈赤分兵两线作战。当努尔哈赤对付完北面两路明军后，刘綎的进军则更加危险。 刘綎行进至阿布达哩山，与满军安巴贝勒之军相遇。当时明军取防御态势，盛陈火器；八旗兵攻击数次，未显功效。于是安巴贝勒占领东部山岗，又派出支队抄袭明阵地之西南角。蒙古部队则渗入敌方前、后部队之间遮断其交通，至此刘綎军始见动摇。随之洪台吉又攻其东北角，最后安巴贝勒遂行中央突破。至此明军三面被围，才全面地溃乱。 但后方之明军及朝鲜军仍继续抵抗，他们的火炮及鸟铳排列具有纵深，文件未提及持续时间，但最后天候干预。大风突起吹向防御者之阵容，火器全部不能使用，此部队估计为2万人才因之被歼。后列之朝鲜步兵至此投降，他们并将明兵捆缚交满洲军。 战役之后果 杜松与刘綎已在当年四月死于战场，马林亦于3个月后捐躯，明军主将四人已失其三，仅有李如柏始终未遇敌，但在战役之后数日即为监察官纠劾。 杨镐兵败之后立即引咎辞职。明廷仍“姑令策励供职，极力整顿以图再举”。但旋踵之间既失开原又失铁岭，杨镐终被拘押。此人在狱十年，不死于万历朝，亦不死于泰昌天启朝，而于1629年崇祯帝治下弃世。以后继杨为经略者二人死罪，一人死于战场。死罪之中之熊廷弼不仅咎在主持辽东军事，而且因其地位，触发而加紧明末北京之党争。 萨尔浒战事失利消息传至北京，都城米价立即陡涨，识者已预料围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1619年它已度过生死存亡中的一个转折点。从以上简短的叙述看来：明朝不能发挥本身力量，不能引用军事科技非只表现于一时一事，而有官僚组织及社会状态为背景，积习已成，1619年无非一朝弱点无情的暴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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