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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提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隨唐五代，宋元明清。 从书法审美上讲，帖派书风追求的是一种飘逸之美、潇洒之美、妍媚之美，其书法属于“优美”风格。梁启超在其《饮冰室文集》中写道：“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长也。《龙门二十品》、《爨龙颜碑》、《吊比干文》等为其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长也。《兰亭》、《洛神》、《淳化阁帖》为其代表。法帖包括帛书、纸书等墨迹，也包括自五代以后开始出现的刻帖。传世的历代法书墨迹有真迹，如陆机的《平复帖》，也有摹写和临写的复制品，如《兰亭集序》。历代刻帖，有官（方）私（人）之分，也有单帖与丛帖（汇刻）之分，刻帖中保存了大量已经失传的古代书法名家书迹，刻帖精良者可谓“下真迹一等”，也是极受历代学书者欢迎的。 从宋代开始，帖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指的是墨本与刻石的拓片或拓本，而非原刻石木。帖学以手札、书信为主，多忠实于原迹，比较真实的反映了书作者的原本写字风格。帖学笔法全面完备，它涵盖了书法的全部历史和领域，从小孩子学书法一直到成为书法大家，从一种书体到融会多种书体，都可从帖学里找到答案，摄取足够的营养。清代以前的书法大家都基本是学帖学的。帖学的起源历史悠久，它是从甲骨文、篆、隶、章草发展而来，历经周、秦、汉、魏、晋，至晋朝楷、行、草、篆、隶五体皆备，特别在王羲之手里这五种书体达到了完善成熟，形成了一个完备的书体和笔法的成熟系列。这个书体和笔法系列在王羲之之后历经千余年，传承有序，谱写了几乎整个的书法史。可以说以王羲之书法为主导的帖学书法是中国书法的主线、正脉，或者说是基础。帖学盛行于两宋。其影响一直波及元、明、清书坛。宋代以前的学书者都以历代墨迹为临摹、取法学习的对象。 然而，由于墨迹在古代不易保存和流传，当时也没有照相、影印等技术，五代以后就有了刻帖，刻帖技术的产生使得众多的名家书迹得到广泛流布，官方、私人纷纷传刻，其中尤以北宋时期所刻的《淳化秘阁法帖》（简称《淳化阁贴》）最为著名，该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官刻丛帖，被称为“帖祖”。帖学的发端就建立在该帖的辗转翻刻传拓的基础上。 清代中叶以前，中国书法史以帖学为主导地位，中叶以后，碑学兴起，帖学衰微。由于要巩固满族贵族的政权，清政府对内实行了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和反动的文化政策，“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龚自珍诗），多数学者们被文字狱治怕了，为了逃避政治迫害，纷纷钻进了琐碎的训诂考据学的圈子。学者们为考经证史的需要，竭力去收集金石、碑碣，引起了一大批古代刻石文字的出土和发现，为清代碑学的兴起带来了直接的契机。 清朝的建立，经过了初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使这个多民族的国家的统一得到巩固，取得了政治上百年相对稳定的局面。而且又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和政策，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也有进一步的增长，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繁荣，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适应的环境和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碑学的开拓者、实践的成功者、理论的建立者们，大都是出现在经济发达、资本主义萌芽增长得最快的江南地区。 另外，由于要巩固满族贵族的政权，清政府对内实行了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和反动的文化政策，“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龚自珍诗），多数学者们被文字狱治怕了，为了逃避政治迫害，纷纷钻进了琐碎的训诂考据学的圈子。学者们为考经证史的需要，竭力去收集金石、碑碣，引起了一大批古代刻石文字的出土和发现，为清代碑学的兴起带来了直接的契机。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广艺舟双楫》），元明时期的复古思潮到了清初更为肆烈，清帝王个人的喜爱，使董其昌、赵孟頫的字体在全国流行，科举制度倡导的馆阁体对书法艺术的 腐蚀比明朝还厉害，帖学已流落到咽咽一息的地步。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当一些书法家们力图开辟书法艺术的新天地时，由考据带来大批的金石、碑碣的出现，引起了他们极大的重视，认为要挽救帖学糜弱的颓风，就得学习这些字势雄强的古代文字。 清初，隶书为碑学的先导而出现。郑簠、金农等人的隶书表现出古朴奇拙、雄浑峭拔的风貌，与董其昌、赵孟頫的字体在风格上尖锐的对峙，由于那时整个社会的传统审美观是以“秀美”为主，所以他们就被目为狂怪，影响也不大。但是，到了清朝中叶，国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帝国主义发起了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二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严重地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外强中干的面目在国内各阶层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了。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为主要矛盾的时代，要求国家强盛，能抵制外侮，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这种心理状况下，促使了社会的审美观念急骤地转变，柔弱的帖学颓风和软弱的清政权一样，在人们心理上产生了厌恶。“书学和治法，势变略同”，当阮元、包世臣等人竭力倡导体魄雄强的碑学书法时，在书坛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碑学以极快的速度风行全国，情况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上所述：“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清代社会的审美观由以“秀美”为主急骤转变为以“壮美”为主，是造成碑学兴起的、迅速传播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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