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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多强:吴说书法略论

 家有学子 2019-05-18

宋室南渡,偏安一隅。仰望北宋书坛大势,对于南宋诸子而言!只能是高山仰止,敬慕有余。尽管如此,那些适逢乱世,在南北之交成长起来的书法家们,依然心系翰墨,试论南宋书坛,纵无大家推波助澜,但余绪仍有可观。作为南宋前期书坛的代表人物之一,吴说便是这样一位书法艺术的探索者。

吴说,字傅朋,号练塘,钱塘人。生于北宋末年,在南宋为官,曾任转运使,官信州守。作为南宋第一代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其自人南宋后颇为高宗赵构赏识,在其《翰墨志》中称:“至若绍兴(二三一-二六二)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

△吴说《垂喻帖》尺牍 册 纸 行书 30.2 x 44.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语经皇帝之口不仅道及傅朋兼善“杂体”、“游丝”两种书体,此中帝王褒奖有加亦跃然可见。由此可知吴傅朋在南宋初年的书坛上绝非一般“舞文弄墨”者,其必显赫一时,声誉颇隆。又,王明清有这样的记述:

说知信州日,朝辞,上谓曰:“肤有一事,每以自歉,抑书九百里松牌甚佳,向自书易之,修不追抑书,当令乃旧。”是日降旨,伴根寻旧牌张挂,说之见重于高宗如此。

此事另见于陶宗仪《书史会要》、马宗霍《书林记事》中,文字互有出入,但所记事件无误。作为九五之尊的高宗皇帝赵构虽无治国之才,却于书画艺术造诣颇深,堪与乃父比肩。

其能对吴氏所书松牌之事有如此举措,可见其对傅朋书法之重视,亦不为君臣尊卑等级所囿,其爱才惜才、惟才以用,在此必当大书一笔!从另一方面看,吴说书法必显称于当时。

另有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了”吴说之书曾蒙受填金之隆恩“,足见其书法在当时地位之高,能蒙此隆恩者在南宋书家中亦属凤毛麟角,即使在书法史上也不会太多。高宗善书,又精于鉴赏,吴说书法能得到他的认可,这对其在南宋书坛地位的确立,意义颇为重大。

关于吴说的学书历程,周必大曾有这样的记述: “...…往见其(吴说)论唐孙氏《书谱》,自言总角以来,遍参博考,始悟筋脉相连之理,盖与近世不知而作者异矣。”

这里吴氏自言其学书之早,且取法广博,总角以来便悟出行草书之“筋脉相连之理”,可谓年少时即得书法三昧。

吴说书法称显于南宋初年与其家学不无关系。其父吴师礼,《宋史·吴师礼传》记载“...…师礼工翰墨,帝(徽宗)尝访字学(师礼)。对日:  '陛下御极之初!当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技对'。闻者奖其得体。'可见师礼谦逊善言,能以国家大事为先,自不必说。

徽宗皇帝访其字学,恐非一般士大夫可得此恩崇,昔日太宗问艺于伯施,穆宗于公权求取笔法,被传为艺林嘉话,于二贤相比师礼犹有不及,若于时代观之,当不会相去甚远。师礼工翰墨,亦精于字学,兼乎艺术与学术,傅朋自小在师礼的教习沾染之下,必然耽于书道,有这样良好的家庭教育,其日后称于南宋书坛便不无渊源可言。

吴说书法诸体兼通,真、行、草、杂体无所不能,而诸体当中'游丝书'颇得时誉,后代也多有关注,人们提及吴说书法也多由此始。虽则历代评说褒贬不一,但其作为一种新的草书体,又适逢南宋初年,其必定给本已沉闷的书坛带来一缕清风,让人们似乎隐约看见了些许'创新'的影子,其意义正在于此。

△吴说《游丝书宋诗》卷 纸 31 x 211cm 日本京都财团法人藤井齐成会有邻馆藏

对于'游丝书',其本人也自视颇高,吴说曾手抄吕本中为其所作的《上饶使君郎中游丝书歌》,由此可见一般。其后楼钥在其《攻魄集》中亦有过高的评价,称:”傅朋,游丝字,前无古人。“不确。

对于这种书体能够从书写状态进行概括的当属王庭,在其《卢溪集》中称:“世称吴傅朋一笔一行不断日’游丝书'“,这种从草书脱化变形出来的连绵草体,今天仍然可以见到。日本学者伏见冲敬在《中国书法史》中对于这种书体亦有更形象的说明:”所谓’游残书'是类似蚌蟒那样的现象,一行一笔写成。“

通过以上诸家的论述,可知”游丝书“的书体特征:即一次落笔写成一行,一行之内笔不离纸,线条匀一,行气通贯。在这一书写过程中,中锋行笔是其关键,也是”游丝书“的本质所在。若以”游丝书“匀一的线条比观”瘦金书“二一者确有迹象可寻。

徽宗之”瘦金书“取法于唐代薛氏兄弟,得用笔纤瘦之法,如略去其夸张的顿笔,笔画中截与”游丝书“绝相类似,可见帝王好尚之所及也。若观其游丝草法约略可见怀素”自叙“的痕迹,但在具体的字与字之间断连、萦带、顾盼关系处理上却大有不同。

△薛稷书法

”游丝书“笔法单调,重复缠绕,循规蹈矩,且”游丝“的笔端总是缺少藏真寓情于草的神来之笔,所谓”-··…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于此未能兼备二者,只可窥其'使转'一端。尽管如此,'游丝书'在当时却好评如潮,颇受时人关注与赞赏。如洪适在《盘洲文集》中有诗云:

手追心摹前无人,一扫尘踪有新意。

纵横经纬生胸中,落纸便与游丝同。

缲瓮茧车飞白雪,织檐蛛网破清风。

一行一笔相联属,姿态规抚骇凡目。

临池漫劳三十年,千兔从教后人秃。

旧闻吕向连锦书,百字环写萦发如。

惜哉淟汩已无考,盍使北面称台舆。

独步不复名相甲,端恨二王无此法。

另有汪藻亦大加赞美,称其:“游丝随春风,忽向窗几落。...…乃知炉锤妙,信手皆合作。”以上诸家对“游丝书“的大加赞赏略有偏失,或谓过之。客观地讲,”游丝书“的书法价值并非如其所称,若从纯艺术的角度看,作为一种比较另类的草书体,又在南宋初年的书法大背景下,其引人注目,实属必然。

△吴说《门内星聚帖》(局部)纸本,25×45.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虽说其与晋唐诸贤草书比较确有差距。可若将其纳入草书发展史上,理应有其一席之地。遗憾的是”游丝书“虽得到众多书家关注,可后代却无人继承,分析其原因有二。

其一,气游丝书,与传统草书相比,其可再创造的空间狭窄,草书之才情于此更是难以体现,人们只不过尚奇好异,却不愿师法学习。

其二,亦如岳坷所言”藏之以备书体之一焉。“从书体的角度看,”游丝书“不过是聊备一格。

吴氏存世的作品类型较多,与”游丝书“比较而言,行草书最能体现其书法艺术成就,此类作品在吴氏留存至今的作品中所占数量最多,艺术价值也最高。

关于吴说的行草书,陈橇《负喧野录》中《近世诸体书》一节称:”行草则有蒋宣卿、吴傅朋...…蒋、吴极秀媚,所乏者遒劲!……“

又,《益公题跋》卷九称:  ”...…(吴说)虽未至颠张醉素之雄放,而圆美流丽,亦书家之韵胜者也。'。这里周必大以“韵”观书,指出吴说书法虽具意态美,亦不失“圆美流丽”之致,而缺少的恰恰是一种纵任情性,驰驱心意的状态。

与此相类,岳坷引先君(霖)尝评近世书称:“公(指吴说)行书如汉武仙台侍女,飘据长袖,清娴俊丽,特患无出世间态。”此评甚确,吴书纵然姿媚万方,终难避尘世之俗也。

统观吴氏行草书,字法多以羲献为宗,字尚流丽,行书少连带,行气疏朗,点画干净峻整,草法轻灵,晚岁点画沉实,结体趋扁,略有北海遗意。如果说周、岳二人对吴说行草书的评价只是宏观阐述的话,那么启功先生的论说则更为明确具体:“(吴说)行书手札流传不及十通,字字精妙!遂谓之为有血有肉之阁帖,具体而微之羲献,宁为过誉乎。”

先生从吴氏作品的实际状态着眼,据理分析,依先生所言,吴说师法阁帖,却不为刻帖所囿,其能透过板滞刀锋寻其书写笔意,并以笔发之,可谓善学也,故“遂谓之为有血有肉之阁帖”一语甚当。

△吴说《明善宗簿帖》(又称《简谅帖》)纸本行草书 23.9×38.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现存吴说行草书作品多为尺犊手札形式,尺犊书法由来已久,自汉始历代不乏精于此道者,至宋更是名手佳作层出不穷,其最能表意达情,随心所欲,写来自如洒脱,工拙更在其次。傅朋行草作品多是朋友间的往来信函手札,这种不是作为创作的书写形式最能体现作者心性才情,也是傅朋书法艺术水平的绝好体现。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车帖》,刊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观此件作品,通篇气息疏朗自然,落落大方,行笔一丝一不苟,虽为行书却“不激不厉风规自远”,可谓吴氏上乘之作。

若与《门内星聚帖》的笔力外露,气息不畅相比,此帖尤显落笔稳实,笔法圆劲,亦不失风骨!若与《明善宗簿帖》比观,《下车帖》则舒畅之气自然流于字里行间,后者则更为唐法所囿,略欠天趣。

△吴说《下车帖》 纵29.5厘米;横39.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同为吴氏尺犊书法《申福帖》却是另种面目,赵构称赏吴说的“杂体”于此可见。据《唐六典》卷四 “礼部尚书侍郎”条规定:“凡明书,试《说文》、《字林》,取通训话,兼会杂体者为通。”杂体,即草、行之类。“

傅朋此帖集正、行、草、诸体于一纸,极尽字体变化之能事,时而端庄文雅,笔断意连,时而萦带连属,敬侧有姿,时而又笔走龙蛇,悠肆雄放。作者以意驭笔,笔端寓情,既不失优雅,又率真有余,一气呵成,效果颇佳。加之诸体兼备,字体的变化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读来饶有趣味。可谓吴氏书法之佳品。

吴氏行草书对后世影响很大,仅在南宋当朝就有多人取法于他,元代书法承南宋之遗绪,我们可以从赵孟頫的行草手扎中窥得其受傅朋书法之影响。在笔画和结体两方面均有体现,如捺画书写时向右下方重按伸展,字的结体稍高,虽说吴、赵二人在取法上有相近之处,但二者在先后承继上难脱干系。

傅朋亦善楷书,岳坷在跋《吴傅朋书简帖》中称”今帖小楷尤清伟可观者“,后赞曰:”小书楷则本晋人,降而唐世体益真。妙趣要识笔有神,行行清妍杂奇伟,奇为精神楷为体,吴君笔力备诸此。“

△赵孟頫 尺牍

依岳坷所言傅朋楷书兼备晋唐楷法,此评可谓甚高,实与”赞“体论书有关。又,董其昌《跋吴傅朋书》中称:”昔人称’吴说真书为宋朝第一',今观所书《九歌》应规入矩,深得《兰亭》、《洛神》遗意,高宗洞精书法,至为阁笔,叹赏不虚也。

董玄宰为明季书法大家,其本人小楷精能,冠绝一时。董氏此评,足见其对吴说楷书信服钦佩之意。于此相比,翁方纲的评价则更为简单扼要,着实可信:“(吴说)在宋书家中最工楷法者。”

现存吴氏小楷作品《独孤僧本兰亭跋》,此作仅存寥寥数字,却可洞见吴氏小楷之精妙所在。亦如启功先生所评:“字若蝇头,笔如蚊脚,而体作钟惑,雅有六朝之韵。”

该帖用笔精工至极,毫厘不爽.点画劲健有力,提按顿挫分明;字形稍扁,且字右捺及戈画均向右下方略作伸展,使得重心下移,稳中求妍。此帖在章法的处理上,吴氏有意拉开字距,而行距更为夸张,这样处理使整幅作品布白空阔,疏朗有致,字里行间给人们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可谓得章法之新意。以此观之,吴氏小楷确有不凡之处,在南宋诸家中罕有与其比肩者。

△吴说《庆门星聚帖》

吴氏兼善诸体,除游丝书、行草书、小楷外,榜书亦有可观。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下《仙佛》有这样的记载:“北关接待寺,寺额乃吴傅朋书,救赐行之院。初,扁甚小,其后展而大之,颇失书体。其右廉有右观音殿,亦傅朋书。”

既然是“救赐”,必奉皇帝之命,可以推想吴说在当时题写匾额不在少数。而“颇失书体”恰恰说明了傅朋所题匾额未能尽如人意,其由小字“展而大之”,此绝非题写榜书之法,也就是说以小字之法书写大字,绝不可观。无独有偶,董其昌亦有类似经历,“往余以《黄庭》、《乐毅》真书为人作榜署书,每悬看辄不得佳”。

由此可见,题写榜书非一般伏案弄翰,米芾曾言:“余尝书’天庆之观',’天'、’之'字皆四笔,’庆'、’观'多画在下,各随其相称写之,挂起气势自带过,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飞动之势也。“

这里米芾所题榜书,重在气势贯通,笔笔相生,浑然一体。米、吴二人虽同为远师魏晋,近取唐法,而米南宫书法之”风墙阵马,沉著痛快“,于吴傅朋书作中却难以见到,榜书亦重在字之体格,如李溥光所言:”大抵大字如王者之尊,冠冕俨然,有威严端厚之福相也。倘犯粗俗飘敬之态者,即小人颠沛之状,岂足观哉!“

若以此比观傅朋所书,恐多有不备。故周密称其题榜  ”颇失书体“便不无道理。吴说的榜书题匾今未见,我们只能根据文献记载加以认识。虞集在《题吴傅朋书并李唐山水》中对吴说榜书有明确的描述”予过豫章见滕王阁匾,吴傅朋公所题也。徘徊顾瞻,叹其深稳端润,非近时怒张筋脉屈折生柴之态。“依虞集所述,其曾亲见傅朋题匾,字体端庄润雅有别于近时俗体。

作为南宋初年书坛翘楚,吴说书法颇得时人及后代关注,可吴氏本人并没有留下专门的书学论著,我们只能从其存世的书法作品中析理一二。傅朋书法慕追钟王,力取晋韵,以此而论,绝非南宋其他习王者可以比类,亦如曹宝麟先生所言:”纯粹从承继王氏书风的角度来看,吴说的深入程度稍胜蔡襄和薛绍彭,比之高宗更远出其上。“

虽说其书偶有唐宋笔意,但取法乎上,立足魏晋仍是主流,这也代表了以吴说、赵构为首的南宋初年书法的复古风尚。另外吴氏兼善诸体,是其师法广博书学思想的体现,仅以此比观南宋诸家,恐尤有不及,这在南宋初年确属难能可贵。

当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吴氏书法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其书法是继承有余而创新不足,自家面目总是因囿而止,未能明显。于此我们不能把原因只推到吴说个人身上,而要考虑时代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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