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狂第玖 狂直张戬
上回说狂直，题目却是酒狂，因为盖饶自称酒狂故也。这回说狂直，也是这个原因。宋代哲学家张载弟张戬，自称狂直，且以为荣。就把他拿来当个狂直的代表。
《宋史·张戬传》：
戬，字天祺。起进士，调阌乡主簿，知金堂县。诚心爱人，养老恤穷，间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记之。以奉钱为酒食，月吉，召老者饮劳，使其子孙侍，劝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狱讼日少。
熙宁初，为监察御史里行。累章论王安石乱法，乞罢条例司及追还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依违不能救正，韩绛左右徇从，与为死党，李定以邪谄窃台谏。且安石擅国，辅以绛之诡随，台臣又用定辈，继续而来，芽蘖渐盛。吕惠卿劾薄辩给，假经术以文奸言，岂宜劝讲君侧。书数十上，又诣中书争之，安石举扇掩面而笑，戬曰：“戬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赵抃从旁解之，戬曰：“公亦不得为无罪。”抃有愧色。遂称病待罪。
出知公安县，徙监司竹监，至举家不食笋。常爱用一卒，及将代，自见其人盗笋箨，治之无少贷；罪已正，待之复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卒于官，年四十七。
如果以书面的文化如儒学规范这个张戬，他是以道学自任的教育家，推诚、博爱、行善劝善，严于律己，而且有德量，有法有情。他做“监察御史里行”，只能算“编外的监察御史”，却认真地恪守“监察御史”的职业道德，多次上书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且亲自到国务院讲理辩论。当者王安石大众的面论争，连解劝人赵抃也受其直言抢白。好像一出门不多得罪几个人不不满足似的。这个狂直，现代人看来简直就是不通人情世故，或者叫不可理喻。想必他“出知公安县”，也是因为狂直得让人厌烦的结果。
在原始儒家那里，孔子是很讲人情味的，到了宋儒那里，天理难容人情，人味儿越来越淡。但那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也是文化的结果，而且渐渐变成正统。所以这个张戬走在日常生活人情世故的边缘上，却也是文化一景。狂直以狂直为荣，甚至引出一些故作狂直以沽名钓誉的人。比如让女子作节妇烈妇是家庭的一种光荣，就有《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在女儿死节后，大笑“死得好，死得好”，现在的眼光看来，那是个疯子是什么？遇上这样的讲死理不认人的家伙，只能避路。所以赵抃就赶紧称病待罪，而王安石也不敢把这样狂直的人物留在朝中，远远打发了事。
当然，认理不认情，是狂直。认情不认理，也是一种狂直。文化的精髓，必然是情与理的统一，所谓“人欲极时便是天理，天理尽头就是人欲”。相比之下，自情不论理，可能是出于蒙昧；认理不认情，更违反自然——中国道学家的文化往往的趋势，那些要复兴传统的新儒家们不可不知也。
在中国文化中的狂直，是兼有褒贬二义。自己认自己为狂直，是自谦，但谦得不彻底，去掉“直”字他可能就不愿意了。评价某人为狂直，好像说即使他狂，毕竟还直，是褒大于贬。所以狂直还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过与“和而不同”，与“和为贵”比较起来，锤上者总有“对立”的意思，与世不合者，多被狂名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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